周积明
【作者机构】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 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3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最大的煤铁厂矿联营企业汉冶萍公司（简称“汉冶萍”）黯然降下帷幕。1921年，汉冶萍董事会因汉厂1、2号炼铁炉“年久敝败，修炼既不合算，任其坍废，更属冒险”，决定将两炉拆除。1924年，汉厂3、4号化铁炉熄炉。次年，大冶铁厂高炉停产。1927年，萍乡煤矿被江西省政府接管。1937年汉阳铁厂、大冶钢厂以及大冶铁矿部分机器设备内迁至四川大渡口。余下设备大部分奉蒋介石手谕炸毁。至此，“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的钢铁厂成为一片断壁残垣。
对于汉冶萍的历史，从民国至当代，“失败论”一直占据主流。1916年《东方杂志》第13卷第12期载《中国矿业参观记》称：“汉阳铁厂自开办以来，由官而官商而改归完全商办，前后将三十年矣。竭蹶复竭蹶，失败复失败。”①1992年湖北省档案馆出版《汉冶萍档案史料汇编》，该书“代序”《汉冶萍公司及其档案史料概述》评论道：汉阳铁厂“从它诞生之日起，就站在了走向必然倒闭的起跑线上”。“汉冶萍公司带着摆脱不掉的洋务运动的烙印，沿着自己生产出来的铁轨，一步步驶向破产”。②两则评论跨越近80年，其基调如出一辙。虽然，近十多年来，汉冶萍研究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都有极大的开拓，但汉冶萍失败论仍占主流地位，其讨论也基本囿于近代钢铁工业范畴。惟李海涛在《近十年国内汉冶萍公司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中指出：“经济绩效和市场角色是否能够涵盖汉冶萍近半个世纪经营史的全部价值？笔者以为恐怕不能。汉冶萍对近代中国造成的影响远远不只局限于以上这两个方面，在思想更新、技术移植、经验积累，乃至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交流等方面，汉冶萍的作用不容抹杀。”①其论甚是。
对汉冶萍作出“失败”之定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其惨淡经营30年后终究难以为继可谓失败的明证。但是，如果改换思维，突破“个体时间”（短时段）的视野，运用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分期理论，把汉冶萍的生命历程放到“社会时间”（中时段）中考量，放到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视域中观看，便会对它的历史贡献有新的发现。
自晚清以来，汉阳铁厂在中国钢铁工业上的地位屡为政府高层与公众舆论所论及。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户部在《遵旨议复铁厂招商承办折》中就指出：“湖北铁政一厂，为中国制造之权舆，外人观听之所系。”②光绪三十四年，《万国商业月报》第1期载《汉阳铁厂历史》，称汉阳铁厂“为中国仿照泰西铁厂之权舆”。③1913年，汉冶萍公司经理李维格撰《中国钢铁实业之将来》，坦然宣称：“在湖北汉阳设厂，是汉厂历史，即中国铁业历史起点。”④这些论断至今仍为学术界所公认。但是，尽管关于汉冶萍对中国钢铁工业贡献的论述汗牛充栋，围绕这一问题仍有讨论空间。
在汉阳铁厂的创办上，张之洞居功厥伟。陈宝箴致张之洞电称：汉阳铁厂“诚中国第一大政，我公生平第一盛业”。⑤民国初年工商部在呈袁世凯文中称：“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其功在为人所不敢为，造兹伟业。”尽管在创办汉阳铁厂的过程中，张之洞“喜功好大，以意为师”，⑥多有决策错误和管理失误，学术界至今仍有措辞严厉的批评，但如果考虑到钢铁工业的兴办是中国传统社会前所未有的事业，从购买设备、确立厂址到铁矿与燃料的供给保障，“并无成式可循”，“情形亦与外洋多异”，“巨细万端，而皆非经见”，“处处因外行吃亏”，⑦出现种种误判或错误的决策自是必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是一位生养于传统文化和传统经济土壤，从事传统行政事务的官员，未曾接受过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训练。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函中曾经坦诚自述：“但穷其事理之可为则竞为之，地学、化学、格致门类，一名一物，绝无所知。”⑧张之洞更是如此。因此，面对现代钢铁厂的建设，“茫无涯涘”⑨自是必然。1908年《万国商业月报》载文说：“吾国十数年前，正在胚胎时代，坐言易而起行难。”⑩在此背景下，“纵使志大成迂，犹愈中道自画”。⑪《东方杂志》第13卷第12号上载《中国矿业参观记》一文，虽然对张之洞有“冒然将事”的批评，但更指出：“苟无张（之洞）之率意为之，恐时至今日，我国仍无铁厂甚矣。”⑫这一见解，是对张之洞开拓中国钢铁事业功绩的同情理解。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Evans）在《第三帝国的到来》序言里指出：“没有什么比个体经历的叙述更能使今人深切地体会到，时人不得不做出的抉择是多么复杂，其面临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常常令人迷惘。时人判断事情，不像今人有后见之明的优势。”“批评亲历者、指望他们秉持在当时环境下几乎难以达到的行为准则，未免过于轻率”。①对于今天的汉冶萍研究者来说，理解这段历史比后见之明的批评更为重要。
然而，如果把汉阳铁厂的创办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点，盛宣怀的角色不可忽视。湖北是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起飞地，最早在湖北试办煤铁事务的则是盛宣怀。光绪元年（1875）六月，盛宣怀奉李鸿章密谕，抵达湖北广济一带勘察铁煤。其后先后在广济、武穴设立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在荆门当阳开办荆门矿务总局。这次试办，前后历时七年，最后因经验不足、资金短绌、煤矿资源有限，复加湖北发展钢铁工业的潜在优势尚未得到彰显，广济、当阳的采煤活动以失败告终。但这次试办煤铁活动绝非毫无意义。
首先，在此期间，盛宣怀“督率郭师敦亲自履勘”，“下游至广济、兴国，上游至归、巴等处”，发现湖北煤矿虽多，“煤质无一可以炼铁者”。②但大冶铁矿矿石含铁86．6%，“矿质之佳者推此为最”。又有兴国之锰铁，“其质之佳甲于欧美各国，所产之铁”，“洵为世所罕觏”。③为此，他得出“湖北以铁矿为正宗”④“湖北以铁矿为尤佳”⑤的结论，并于光绪四年出资购买了大冶铁矿的部分矿山。光绪四年八月上旬，盛宣怀在《上李鸿章禀》中称：“湖北煤铁矿之端绪已彰。”⑥这个端绪，就是盛宣怀对湖北境内煤铁状况的基本把握，为张之洞后来在湖北办理铁务提供了先期基础。
其次，试办湖北煤铁事务的实践，为盛宣怀积累了开采煤铁的经验。当张之洞因修造粤汉铁路调署湖广、筹办汉阳铁厂，十分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问计盛宣怀。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盛宣怀在答复张之洞咨询的电文中，回答了张之洞最关心的问题，并明确指出了办矿的几个重要环节：（一）宜先定矿地办法而后照图购器，不可前后倒置。（二）只可专注一矿，不可漫天撒网，最后百不得一。（三）必须预先筹定资本，否则只能“浅尝辄止”。⑦以上三点极具经济眼光，张之洞为之大喜，其时，张之洞拟赴沪，专门发电盛宣怀：“阁下能来沪，面商大冶铁事，甚好。”并发电致海署与李鸿章：“窃思盛道既备悉大冶铁矿，并知鄂省煤厂情形，洞此次抵沪，如能与该道晤面，询商一切，到彼较为透澈易办。”⑧因此，张之洞在湖北开办铁务，盛宣怀的参与与贡献不可忽略。
当然，盛宣怀的最大功绩是当官办汉阳铁厂“度支竭蹶”、走投无路，不得不招商承办时，接手汉阳铁厂。然而，“此事艰危，实非寻常实业可比”。“煤焦种种纡远，机炉刻刻停修，轨价处处亏蚀，贷息年年递增，外状颠危，内容煎迫，官商望而却步，道路闻之寒心”。“每至追呼勒逼，无可奈何之时，奔走求援，而爱者莫能助之”。⑨面对这些艰难危急，盛宣怀发挥他“习商业”“晓官法”“谙洋务”的“通敏之才”，⑩和他的同仁“持坚忍卓绝之慨”，⑪“不仅将全身精神贯注在厂矿中，直以性命与煤铁相搏”。⑫ 最终迎来“反败为胜”的转机，并“将汉冶萍煤铁矿厂归并一大公司”。如果说，没有张之洞就没有汉阳铁厂；那么没有盛宣怀为汉阳铁厂延续命脉，汉阳铁厂很有可能重蹈中国近代最早的钢铁厂——贵州青溪钢铁厂的中辍覆辙。正因为如此，在汉阳铁厂的创办上，张之洞与盛宣怀是一种承上注下的关系，诚如汉阳铁厂总办李维格所说：“南皮张相国，一代伟人，于二十年前，即经营此厂”，“至光绪二十二年，乃变官办为商办，毗陵宫保一肩任之，其气概不下南皮相国也”。①这一论说是对张之洞和盛宣怀在中国钢铁工业史上地位的重要评价。
汉阳铁厂在中国钢铁工业上的地位不仅是“开其端”，而且“导其流”。1938年，武汉会战前夕，国民政府成立“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以及萍乡煤矿的部分设备迁移至重庆大渡口，其中包括从汉阳铁厂拆迁的200吨高炉一座、30吨平炉两座，初轧机、中板轧机、钢轨轧机、中型轧机和机修车间设备等等。依靠这些设备和汉阳铁厂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钢迁会建设成为抗战后方最大的钢铁基地，为抗战作出重要贡献。其时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为钢迁会题词：“国之桢干，厥在钢铁”。另一位政要也题词：“现代工业此其始基”。而这个“始基”可追溯到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和盛宣怀创办的汉冶萍公司。然而，汉冶萍的生命脉流并未止步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由钢迁会改称为“二十九兵工厂”的工人和技术员用从汉阳铁厂迁运到重庆的6 400匹马力蒸汽机和800毫米轧机制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条钢轨。从汉阳铁厂迁运来的250吨的8 000匹马力蒸汽机则工作到1985年方退役，累计生产各类钢材、钢坯达到380余万吨。“在二十九兵工厂，奔驰着绕行全厂的火车头，是1910年造的；补助发电的400千瓦发电机，是1906年的产品”。②
设备的承传并非汉冶萍命脉延续的全部，更重要的是从汉冶萍走出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他们携带的技术。汉阳铁厂自李维格任总办开始，着意改变“一切均非洋工程司不可，眉语目听仰承洋工程司之鼻息”的格局，力图培养本土钢铁工程师。“自吴（任之、健）卢（志学、成章）两坐办，开创重用华工师收罗人才，于是华工师纷至沓来”。“中国科学萌芽实业基础，识者皆于汉冶萍公司有厚望也”。③作为中国钢铁工业的重镇，从晚清到民国，“凡中国之习矿学生，多以给事此厂，为其最大目的”。④由此而得到较为专业的训练，并积累宝贵的冶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本土钢铁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成为后来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钢铁冶金专家。1943年10月28日，《新华日报》发表龙季子撰写的《目前炼钢业的困难》，文章说：目前炼钢业的困难，第一炼钢的技术人嫌不够，目前主持各大小炼钢厂的技术的，较多是前汉冶萍公司炼钢厂的老职员。⑤而活跃在钢迁会和二十九兵工厂管理和生产岗位上的正颇多“汉阳时代的老领工”。⑥
这就是汉冶萍公司在中国钢铁工业历程中的不朽功绩。虽然汉冶萍公司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挫败，但它从未死亡，其血液一直流贯在中国钢铁工业的脉搏之中，后来者受惠于它的经验、教训，它培养的人才，甚至它的设备、它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建筑起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大厦。
汉冶萍的公司体制经历了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三种形式，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唯一完整经历这三种体制的公司，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范本意义。
关于汉冶萍的公司体制，李玉勤有专著讨论。李著着重于讨论三种体制背后的主事官员的动机和潜规则，指出张之洞采取官办体制是出于加强个人控制的需要；盛宣怀实行官督商办制度是为了以改制为契机行接办掌控之实，为晋身之阶捞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合并商办汉冶萍是为了通过改变自己官方督办的身份来加强自己对汉冶萍的控制。她由此得出结论：张之洞与盛宣怀对汉冶萍体制的选择，均是以“维护自身的政治地位和利益为转移”，这种捞取政治私利的政治动机，是汉冶萍公司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汉冶萍尝试了三种体制都没有获得想要的成功”。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不得不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上。恩格斯指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②“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③列宁也认为：“是什么指使着人们呢？主要就是‘自私心’。”“没有情欲，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④亚当·斯密持相同观点：“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⑤将历史活动中行动者的私利动机作为历史活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实际上隐藏着一个逻辑，只有道德高尚、胸怀正义的企业管理者才能获得企业的事业成功，纵览中外历史，这样的事例大约难以寻找。理查德·J．埃文斯在《第三帝国的到来》中曾尖锐批评：“我认为历史著作如果津津乐道于道德判断是不恰当的。其一，那样做罔顾历史情境；其二，那样做失之傲慢自负。”⑥笔者非常认同埃文斯的意见。
对汉冶萍公司体制成败的考察，不能从主事者是否追求私利出发，因为，经营者关注政治、经济私利，领导任人唯亲和腐化，企业管理不善、技术误判，是任何集团、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的错误，并非汉冶萍公司独有。它们可能成为一个企业最后失败的潜在原因，但不一定是直接原因。对汉冶萍公司体制优劣的评判，也不能单纯以经济效益来衡量。钢铁工业投资大、回报慢，效益要在一个长时段内才能看的出来；更何况，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状况，政治变动和战争动乱，都是主事者无法掌控的因素。真正需要考察的是，汉冶萍公司历程中的三种公司体制，其主观选择与客观条件是否相统一，在体制允许的限度，主事者是否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在初建的汉阳铁厂采取官办体制是张之洞的主观选择，这一选择，理所当然地包括了实现对铁厂全面控制的意图，为此，他不可能同意与他素有嫌隙的李鸿章派系的盛宣怀通过“官督商办”的方案在自己主政的湖北境内的铁务上插足，即使他本来就有过“先筹官款，垫支开办”，“俟厂成利见”，“或推与商办”的考虑。⑦张之洞的这一选择，固然是出自于政治私利，但其他督抚，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一可能允许卧榻之旁有他人安睡和分利。这是督抚政治的必然之理，予以批评和指责，并无实质性意义。
张之洞采取官办体制，除了政治私利之外，考虑得更多的可能是这一体制可以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最大限度的调动体制的力量来支持汉阳铁厂的建设。汉阳铁厂开办，朝廷仅仅拨给200万两。光绪十九年，汉阳铁厂建设完工。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张之洞向朝廷报告，汉阳铁厂建厂“前后综计，约共五百数十万两”。其间的巨大差额，是张之洞利用官办体制，“就本省设法腾挪筹拨，以应急需”。①据《张之洞奏查明炼铁建厂各项用款折》，在创办汉阳铁厂耗费的568万余两银中，朝廷拨款，省内厘金及省外捐款，枪炮厂、织布局用款几乎各占三分之一。在这各占三分之一的经费中，省内厘金取自湖广，枪炮厂、织布局是湖广自办企业。纵然是朝廷拨款，也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张之洞通过“截留抵用”湖广上缴中央的赋税来解决。②从这一意义上说，汉阳铁厂是在朝廷有限经费的支持下，由湖广一地自建而成的。换言之，如果没有张之洞以湖广总督的身份，通过截留与腾挪筹拨，他决计无法对付汉阳铁厂开办经费的巨大黑洞。这就是官办体制的优势。郑观应说：“中国风气未开，积重难返，创办一事非大力者不能有成。”③杨楷在致盛宣怀函中也说：“平心而论，官局办事较商浮费，而购地设厂等事官力大于商力十倍，其便宜处亦不少。”④轻易断言汉阳铁厂开办时如果采用商办体制一定会优于官办体制，更多地是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历史实践出发。
光绪二十二年，盛宣怀接过了张之洞的接力棒，开始了汉阳铁厂官督商办的时代。早在光绪六年，盛宣怀在为李鸿章拟定电报局《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时，就曾指出：“倘非官为维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⑤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杨楷在致盛宣怀函中也预测说：“既成之后，总须归入商办，可以节省糜费，获利较易，亦一定办法。”“窃料经费既罄，久后终必出此计”。⑥如果说汉阳铁厂官办体制的历史任务是“创始”，那么，从官办体制转变为官督商办体制的目标就是“持久”。
盛宣怀亦官亦商，长袖善舞。张之洞不喜欢盛宣怀，曾对李鸿藻坦言：“盛为人极巧滑”，其为人“海内皆知之，我公知之，晚亦深知之”。⑦但他又极欣赏盛宣怀的才干，称：“环顾四方，官不通商情，商不顾大局，或知洋务而不明中国政体，或易为洋人所欺，或任事锐而鲜阅历，或敢为欺谩但图包揽而不能践言，皆不足任此事。该道无此六病，若令随同，我两人总理此局，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⑧而这些张之洞所称道的长处，在官督商办汉阳铁厂期间有淋漓尽致的发挥。
在官督商办的体制下，盛宣怀把他兼管的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上海纺织总厂、通商银行与汉阳铁厂、萍乡煤矿勾连一气，“挹彼注兹，盈虚酌剂”。用这些企业的盈余，“以辅铁厂之不足，利害相依，视为命脉”。⑨与此同时，盛宣怀对铁厂管理进行整顿，易总办、裁洋人、撤委员、减司事、甄别工匠之优劣，加强企业成本核算，“凡支领银料，由各厂股签字，送稽核加章，以凭验付，官办时无此条例”。⑩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盛宣怀致函洋总管德培称“此铁厂自四月十一日起，即属公司归于商办，断不能如从前官办样式，处处亏本。从前办事均属不合，现今必须将厂务办法预先商定，总以得利为主”。⑪这个“得利”，既包含了汉阳铁厂的经济收益，也包含了盛宣怀的个人利益。汉阳铁厂光绪二十二年招股100万两，盛宣怀以古陵记广仁堂为名入股5%。①光绪三十一年，李维格报告，铁厂中轮电商人的股本为55万两，其中也应该包含了盛宣怀的投资。易惠莉评价说：“盛宣怀一生的企业活动，始终贯穿着积极发展个人经济的、政治的权力私欲是一不辩事实。”②问题在于，这样的“不辩事实”对于行动者来说，实际上是理所当然，作为一个道德价值评价和批判则是毫无意义。盛宣怀曾愤懑驳斥朝野舆论指责他谋取私利的言说：“其所谓私者，创轮船与各洋商争航路；开电政，阻英、丹海线不准越中国海面；建纱布厂以吸收洋纱洋布之利；造京汉，以交通南北干路；恢张汉冶萍，以收钢铁权利；他人坐享海关道大俸大禄贻之子孙，我则首先入股冒奇险而成兹数事。私乎公乎……试问天下有十个盛杏荪，实业便有数十件。”③其说颇合顾炎武“公寓于私”“合私为公”之论。正是因为盛宣怀把个人经济利益与汉阳铁厂的发展捆绑在一起，所以他才会对汉阳铁厂“痛痒较切”，“擘画经营，非同官样”，④对其发展付出极大心血。尤其是光绪二十八年后，盛宣怀次第失去对轮、电二局的控制权，更对汉冶萍倾尽全身心血。宣统元年（1909）八月十五日盛宣怀向井上馨报告：“弟一生事业，以现办之汉冶萍厂矿最所经营。”⑤十二月廿一日，在《寄吕尚书函》中，他说：“弟全副精神贯注钢铁。”⑥又于1912年9月致孙宝琦函中称：“我于此业，可谓三折肱矣。”同年12月20日，杨学沂在致盛宣怀函中说：“盖公自接办此事后，梦魂颠倒，无时无刻不以扶持为念。”⑦观乎盛宣怀处理汉冶萍事务的数千封电文信函，事无巨细，可谓明证。
汉阳铁厂改归商办后，虽然改变经营方式，与官办作风迥然有别，但在官督商办体制之下，官仍然负有督察之责。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户部在《遵旨速议具奏折》中言辞严厉地宣称：“倘因（铁厂）冶炼不精，以致销路不畅，惟该道是问，即该督亦难辞其咎也。”“应令该督责成该道督率商人加工精制，必使所出钢铁与外洋无异，庶销路畅而利权可保”。⑧从这一意义上说，张之洞和盛宣怀是捆绑在一起的，故张之洞在《铁厂征税商情未便折》中有“臣与盛宣怀虽欲展其手足，而束缚驰骤，力无所施”⑨之语，绝非视汉阳铁厂如秦越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心”。与此同时，“煤铁开采，转运等事，处处皆与地方关涉”，⑩这些环节也必须依靠“官”的力量来打通。因此，正如官办体制为汉阳铁厂的崛起开辟了道路，官督商办体制是继之而起的汉阳铁厂成长发展的必经环节。
盛宣怀充分利用了“官督”的体制，解决了汉阳铁厂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光绪二十二年六月，萍煤30余船为岳州厘金局扣留，坚欲完厘。盛宣怀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札南厘金总局：“该厂需煤系属官物，与商运煤斤发售图利者迥然不同”，“如果货单相符，船户并无夹带，即宜迅速放行，勿得留难阻滞，致误要需”。⑪盛宣怀为了独占大冶地区矿产开发的权力，致函张之洞“所有大冶县属及武昌、兴国等处，皆产铁矿。请一律归铁厂开采，不准商民私行勘买”。张之洞随即批文：“所有兴国、大冶所产铁矿，应准一律归铁厂购买开采，除饬大冶县及兴国州迅速出示晓谕，禁止商民不准私勘买外，仰即遵照。”⑫在张之洞的大力支持下，汉阳铁厂获得从光绪二十二年到宣统三年的15年免税期，盛宣怀也得以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芦汉铁路，为汉阳铁厂的自造钢轨及所出各种钢铁料打开大宗销路。
光绪三十四年，盛宣怀在汉阳铁厂官督商办体制的基础上开始谋划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商办。①次年，此方案获得清廷批准并在农工商部注册。在中国钢铁工业的进程中，汉冶萍公司的成立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其一，在中国钢铁工业史上首次实现了煤铁联营。洋务企业兴办后，煤铁之间的关系便为洋务企业家所关注。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唐廷枢在奉派勘探开平煤矿和铁矿后向李鸿章禀报：“煤与铁相为表里，自应一齐举办。”②“继因招股骤难足额，镕铁炉厂成本过巨”，不得不“先专力煤矿”，炼铁事务未加筹办。③盛宣怀早年在湖北办理广济、兴国煤铁矿务，也从实践中认识到，“先煤后铁”是钢铁事业兴建的“一定之理”。④因此，他一再强调“湖北以铁矿为正宗，而又以煤为先事”。⑤“其铁矿成否仍当以煤矿为定准”。⑥但张之洞于此事漫不措心，以致官办汉阳铁厂因焦炭难筹、出铁无多陷入困境。
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后，对煤矿问题高度重视，一再强调：“熔铁炼钢，全资焦炭。”“铁厂以考求佳煤为第一义”。⑦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张之洞与盛宣怀会奏《开办萍乡煤矿并筑造运煤铁路折》，获得朝廷批准，盛宣怀遂以督办身份，创设煤矿公司，开采江西、湖南交界之萍乡地方一带煤矿。⑧“萍矿之勘获”是盛宣怀对汉阳铁厂战略性发展的重大贡献，也为后来汉冶萍公司的创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盛宣怀开办萍乡煤务之始，便把萍乡煤矿定位为“鄂厂炼铁根源”，⑨并确定了“铁厂、煤矿相依为命”⑩的基调。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厂、萍之间仍然存在诸多冲突。“萍乡创办伊始，全恃焦价周转”，“矿之获利，全靠铁厂多用煤焦”。但汉阳铁厂发现，“萍焦灰重质松，屑末过多”，以致“化铁炉拥塞”，严重影响生产，因此拒付焦款，拖欠甚多，厂矿之间多有扞格，以致萍矿不得不一再向盛宣怀投诉：“厂欠煤价甚巨，分文不给，恳商总办盛守，以自顾不暇回绝”，“求宪恩速筹拨以救燃眉”。以致盛宣怀怒喝：“我于萍不遗余力，无如存焦多不合用，仍须仰给开平，但知逼款，不想炼焦之法，萍矿反成大累。我彭又要我垫廿万，看得如此容易，岂知我已逼乾。”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三日，盛宣怀致函盛春颐、李维格，十分失望地说：“从前总望厂矿一气，共济艰难，现阅互讦语气，业已大分畛域。”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三日，盛宣怀致函汉阳铁厂总办李维格与萍矿总办林志熙说：“铁厂、煤矿相依为命，若仍前分作两公司，难免畛域。”⑪说明合并厂矿已在他的考虑之中。
汉冶萍公司成立，“煤铁归并一大公司”，“事权归一”，“凡属本公司经商一门，悉归擘画”，⑫不仅打破了汉冶铁厂铁矿与萍乡煤矿公司之间的畛域，而且延长了产业链，产生了跨省、跨行业的集聚效益，这是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创举。正是通过煤铁联营，汉冶厂矿与萍乡煤矿实现了经营效益的互补。据李海涛《清末民初萍乡煤矿的市场角色转换及其历史启示》，萍矿与汉冶厂矿实行统一核算后，汉冶萍公司于1909年盈利约洋例银1．1万两，1910年约为4．6万两。“这当中，萍矿功不可没”。①
其二，完善公司股份制度，构建起股东大会，董、监事会，经理阶层三个层面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近代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公司是轮船招商局。但是，草创之际，未臻完善。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后，招集商股，但并未建立健全的公司股份制度。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1904年1月21日），清廷颁布《公司律》131条。这部公司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富于强烈的现代色彩。仲继银在《公司：治理机制的起源与演进》中指出：《公司律》规定了股东平等原则，“这一点拿到今日中国公司运作的现实中来，也可以说是具有领先性”；“关于股东会议，《公司律》的规定与现代公司法基本一致”；《公司律》规定的“查账人”制度，“与中国目前的监事制度类似”；《公司律》关于董事制度的设计，“可以说比中国现行公司法中的董事制度更为接近现代公司机关设置上的董事会中心主义这一本质”。《公司律》“赋予董事和董事会议更大的自主空间，也与英美公司法的规定更为接近”。②《公司律》以“律”的形式颁布，是“以公司制度规定于法律上之始”。其后兴办的公司，悉遵商律所载公司章程办理，从而加速了自身的现代转型。在晚清经济生活和社会的转型中，《公司律》的颁布，“椎轮荜路，厥功至巨”，具有革命性的作用。③
《公司律》颁布后，“亟需添招商股”的盛宣怀敏感地意识到《公司律》中蕴含的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原则对商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非注册立定宗旨，仍不足鼓舞商情”，④“非悉照张之洞原奏招商承办各章程，钦遵商律合股公司各办法，赴部注册，不足以坚通国商民之信”。⑤他为此而积极活动，终于于光绪三十四年获准将汉冶公司与萍煤公司合并商办，并在农工商部注册。盛宣怀概括汉冶萍公司成立后体制上的新变说：“厂矿廿二年奉旨招商承办，本是股分公司。前则两公司，今一之；前则小股分，今大之；前则专制，今立宪。”⑥其所言三方面中，两公司合并成一公司，小股份扩充为大股份，都是规模上的变化；前专制，今立宪，则是公司性质上的变化，即在公司管理上大大地增强了现代性。这一现代性最为充分地体现在它所颁布的《商办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推广加股详细章程》上，《章程》根据《公司律》的要求，规定了总经理、经理层、董事、查账人产生的程序及其主要职责，制定了股东大会的召开规则与议决程序。体现了经济民主、管理民主的原则、在股份制建设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有论者指出，盛宣怀在设计汉冶萍公司股份制时，着意于强化“自己对企业的控制和专权”，因此，《推广加股详细章程》的先天不足，虽然是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发展中的必经之路，“然而，这种不成熟性是由企业掌控者顽固的传统理念和主观故意所导致的，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⑦这一论断实有讨论空间。中国近代公司从观念到形态皆来自于西方，而不是在自身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基础上自发产生，其间掺和传统经济理念和行为方式是势所必然，这种先天不足的不成熟性，不独存在于汉冶萍公司的股份制体制，而且普遍存在于其他股份制公司中，这是时代的印记。论者既注意到这是“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发展中的必经之路”，又归咎于个人的“顽固的传统理念和主观故意”，并予以“不可原谅”的价值评判，其间不仅缺乏逻辑性，而且缺乏学理思考。至于指出盛宣怀在设计汉冶萍公司股份制时最大的关怀在“自己对企业的控制和专权”，也只不过道出了一个近代以来几乎所有企业家或隐或彰的心思，未可作为盛宣怀的罪孽。即使李玉勤与其他学者诟病的总理的任命方式——“有股众商推举，湖广总督奏派，但改督办名目，仍重总理责成”，①也不是盛宣怀个人的别出心裁。《修改四川通省矿务公司章程》规定，四川矿务总公司和各路分公司之总协理，由四川总督委派。②光绪三十三年，《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续订章程》第41条规定：“本公司呈请四川总督奏派总副理二人，即为《商律》中之总办、总司理人。”如此一类“总理由选派奏委，不由股东集会公举”，“树商办之名，而无商办之实”的情形，③实际上是“官督商办”体制笼盖在商办公司身上的长长阴影。1912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在呈袁世凯文中曾对盛宣怀任督办一事作出说明说：“该公司于前清光绪二十二年实已商办。所以犹禀派督办者：一因前清商智未开，自乱其例；一因专制时代之习惯，以奏派札委为营（荣），巨商硕贾虽自营其业，亦必争奏派札委之名。各省商办铁路、矿务公司，如此例者，不可胜举。”④其言甚是。
还须看到的是，汉冶萍公司的公司制度建设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盛宣怀对于公司成立之初实行总、协理负责制而“不另派董事长”解释说：“现在督办改总理，总办充协理，现在股商所推，俟新股招齐，债欠全清，再由新老商公举。”⑤他的说辞后来得到验证。1912年4月，汉冶萍股东常委会议决：“重新组织办事机关，公举董事九人，公共担负本公司完全责任，”“不再用总、协理名目，由董事公共选派总、副经理，归董事节制”，总理负责制改变为董事会负责制；“辛亥以前，事权集于总、协理”，“办事实权皆在汉阳”，“辛亥以后，经董事会议定，在沪设立总事务所，总经理即驻上海，居中调度，分设商务、矿务、会计等所，各派所长各司其事。规模虽稍觉恢张，而权限实得其要领”。⑥由此可见，初期的不成熟是后来逐渐规范和成熟的初级台阶。割裂这一过程，无疑不能对汉冶萍的公司体制作出科学的评价。
汉冶萍公司合并商办后，格局为之一新，进入“黄金时期”。公司当年总收支便出现盈余。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汉冶萍公司带来有利的发展机遇，汉冶萍公司的钢铁产量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1914年，《中华实业丛报》第八九期上刊载汪幼安的《汉冶萍国有议》。文中评论说：“矿业之性质与他业异。开办时所需固定资本恒极巨，然后可责大利于将来。以汉冶萍局面之大，地则跨鄂湘赣三省，矿则分煤铁二项，工则兼采炼多途。日本人所著《支那经济全书》谓，实须有资本五千万圆，始能尽其利，盖不诬也。乃创始不过招股二百万两，其后续招新旧合计亦仅一千三百余万圆，以此区区之数，仅办三局之一犹虞不足，今兼办三局，举鼎绝膑，固意中事矣。”“夫以区区千余万之资本，而炼铁炉三座，能出生铁十三万吨以上，煤焦五十万吨以上，岁岁递增，动逾倍蓰，而矿质及制品之名誉隆隆日上，腾于五洲，前此办事人之功，洵有不可没者”。⑦这是对张之洞、盛宣怀等经营者以及从汉阳铁厂到汉冶萍公司全体劳动者的由衷礼赞。因此，汉冶萍黯然收场的原因，不可简单归结为体制原因，而是多方面因素错综复杂交织的结果。①
从官办汉阳铁厂经官督商办汉阳铁厂到合并商办的汉冶萍公司，每一步都是一种尝试，都是一种前进，都是中国钢铁工业的先驱在历史给出的空间中作出的艰苦努力。历史评价的要谛是看历史人物比他的前辈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而不是以最后的成败为尺度。正如评价洋务运动，不能以洋务大吏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而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就断论洋务运动失败一样，②汉冶萍公司历程中所经历的三种体制形态，也未可皆以“失败”二字加以评判，即使这些过程中充满了权力的谋划、暗黑的算计。更重要的是，汉冶萍公司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挫折，激发了从政府到经济学界、实业界对汉冶萍公司经验教训的检讨以及关于中国钢铁工业道路的大讨论，钢铁工业建设的特殊性得到更为深入的认识，“汉冶萍若非收归国有，则商办决不能维持”③的意见渐成主流，从而影响到后来国、共两党将钢铁工业纳入国有经营体制的决策。从这一意义上讲，汉冶萍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降下帷幕，实际上孕育着新的开始。从汉阳铁厂到汉冶萍公司的企业制度的实践，是后来中国钢铁工业企业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
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开启于洋务运动，而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在传统社会进行工业启蒙的过程。这种启蒙打开中国人的传统眼界，让他们看到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态。正如劳动史学家约书亚·B．弗里曼（Joshua B．Freeman）在《巨兽：工厂的历史与现代世界的制造》（Behemoth：The History of the Factor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一书中指出：“在这个时代，巨大的建筑里装满了巨型的机器，为数百万人提供了一个彻底改变世界的激进希望。”④这就是工业启蒙的内在含义。而在中国近代的工业启蒙运动中，汉冶萍公司具有旗帜般的意义。
汉阳铁厂自开工之日，即以宏伟的景观为西人所瞩目。《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记美国领事的参观感言：“登高下瞩，使人胆裂，斯奚翅美国制造之乡耶；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于鳞甲；化铁炉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中国二十世纪之雄厂耶！”⑤美国驻汉口领事查尔德也称赞道：“这企业是迄今日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因为这个工厂是完善无疵的，而且规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马看花地参观一下，也要几个钟头。”⑥英国《大陆报》记者丁格尔游历中国，坐江轮自上海达汉口，“西隔汉水，遥见汉阳铁厂兵工厂之烟隆隆直上，规模壮观”。⑦萍乡煤矿曩者“蕞尔之地”，“不过为荒烟蔓草之场，一经盛公仿照西法开矿采煤，铺设铁路，利便运输”，⑧“今日现于地面，则厂屋连云；深入山腹，则煤巷如市；电车汽车之纷驰，轮船驳船之挽运，其如荼如火之观，外人之到此者，盖无不惊叹也”。①在中国传统社会，如此体量巨大宏伟的工业实体，不仅“为外人观听所系”，②同时也对国人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正如彼得·琼斯（Peter M．Jones）在《工业启蒙：1760—1820年伯明翰和西米德兰兹郡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中所描述的：“在马修·博尔顿保持有效控制的40余年间，索霍工厂成为一个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国内外访客的磁铁。”③汉阳铁厂以及后来的汉冶萍公司也成为吸引中外访客的中心。据郭莹教授与笔者主编的《晚清民国报刊汉冶萍公司文献辑》，④1886年—1949年间，先后有美国实业团、美国援华调查团、日本贵族游华团、日本议员团、日本议员视察团、日本参观团等国外团体与美国色勒者氏等个人前往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参观考察。国内见诸于消息报道或游记的团体或个人有商联会、北京大学工科采矿冶金科、北京铁路工程进修科、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唐山机械科、交通大学上海学校电机械科、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工业学校、上海南洋公学、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武昌中华大学附设高中、湖北省立六中、湖北省立三中高中机械工程科，以及军人张涤中与其部队同僚、旅行家高振雩、南社诗人傅熊湘，等等。汉冶萍档案中亦屡有中外人士参访汉冶萍的记载。张涤中的《萍乡煤矿参观记》记曰：“该局自开办以来，于参观来宾款接，向极周至，相沿成习，每年所费不下数万，而其盛时尤不止此。”⑤由此可见中外参访之炽热。
汉冶萍公司更是国内诸多学校工科学生的实习之地。国立北洋大学矿冶科学生每年暑假有一班最高级的学生往汉冶萍等厂矿，“练习最少四星期”。⑥南洋公学“凡是电机三四年级生，一定要在春假或寒假内到汉阳铁厂里去参观”。⑦1917年，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向农商部请示，要求派出毕业学生到汉阳铁厂练习。咨文称：“兹有应用化学科毕业生李经文成绩优异”，“因查汉阳铁厂规模宏大，于该生所学最为切近”，恳请农商部允许送往该厂，“俾资练习，而宏造就”。⑧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历年寒假时间，每由洋教员带同电机土木两科学生赴汉阳铁厂实习”，“于科学实验深有裨益”。⑨1921年6月30日，民国政府农商部矿务司致函北洋大学、北京大学、山西大学、福建矿业讲习所、山东矿业专门学校：“本部对于开滦、汉冶萍各矿厂向定有练习规则，每年于暑假前后由部考选矿科专门毕业学生赴矿实习，以宏造就”。⑩ 1922年，农商部还专门颁发《农商部派赴汉冶萍煤铁公司练习员规则》。⑪
汉冶萍公司的大工业景观对各地前来的访问者、参观者、实习生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广东举人周景勋“跋涉重溟，破浪乘风，来观新业”，“始叹规模宏远，器具精良，与中外争利权，为华夏开风气”，“创荆鄂未有之奇观”。⑫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韩旅尘作《参观汉阳铁厂记》，称：“地势之宏敞，建筑之雄伟，工人数千，铁路如织，真令人惊叹。”其造钢轨钢条钢片“机械迅速，手术灵敏，旋出旋运，令人目迷神眩。工业至此，叹观止矣”。“当钢之注也，火花乱飞，翩翩作蚨蝶舞，亦奇观也”。⑬傅熊湘作《观汉阳铁厂赠易修吟》一诗，诗中描写：“汉阳烟树迷晴川，汉阳烟筒高插天，日月骇视鬼神泣，却步四顾皆云烟。谁斫山骨相熬煎，腐化神奇软化坚。”“炼钢利用机力压，宽窄厚薄随所便。出此入彼机十数，金刚百炼言未诠”。“此皆化铁所有事，见者惊诧叹未曾”。①冯建纬初见汉阳铁厂的印象是“屋脊纵横，盖于平野，烟囱凸起，高耸云霄”。②既明在《汉阳铁厂调查记》记：“一切手续皆由机器运转，钢铁一入机器各部，几如软泥，一任机器之如何。最奇者为机器运输之一处，地下固有辘轳，钢铁能在地上自行往来，入于必至之机器中。”③恽震在《汉游杂志》中惊讶“一块六七尺长的粗钢胚像火龙也似的直窜出来，变成一根几丈长的细钢条，满身火焰，真要引起我们脑子里《西游记》什么妖精的影像”。④武大学生参观大冶铁矿，登上化铁炉，“瞰着站在下面的人，好像蚂蚁般的蠕动”，不由生发“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感叹。⑤中华大学附中的学生也惊叹大冶化铁炉“为状绝伟”，“凭高瞩下，目眩神移”。⑥这些出自于学生、教师、士绅等普通人之手的日志、游记、参观记、考察记、调查报告以及诗篇，虽然不是专家之言，却最生动地反映了汉冶萍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在平民的思想和观念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正是汉冶萍工业启蒙的效应。
然而，汉冶萍的工业启蒙和西方的“工业启蒙”（Industrial Enlightenment）在内涵上截然不同。在西方学术界，工业启蒙”是描述17、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知识作用于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模型，最初由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在《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⑦中提出。伯明翰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琼斯在《工业启蒙：1760—1820年伯明翰和西米德兰兹郡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中进一步阐发此概念，以科学革命作为工业启蒙孕育的起点，以工业启蒙作为工业革命的助产士。故工业启蒙是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的桥梁。⑧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因外力推动，没有科学革命作为起点。其“工业启蒙”的内涵则是通过工业精神的生长和自我发展，昭示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科学技术的强大魔力，打破传统农业社会社会秩序、思维方式、生活惯习，推动中国传统社会新陈代谢。它是中国现代启蒙、现代精神的重要环节，不可不加以充分估量。
自通商以来，中国诸多利权，或为列强所侵占，或为列强所觊觎。为“挽利权以塞漏卮”，⑨中国思想界相继提出“商战”与“工战”的口号。“商战”一词，曾国藩最先提出。他以“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⑩概言西人的对外经济掠夺。郑观应则对“商战”内涵加以发挥，谓：“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⑪“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⑫随着“商战”思潮纵深开展，人们认识到“商战”必须依托于“工战”。光绪三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实业小说”《市声》借杨成甫之口解说“商战”和“工战”的密切关联说：“现时正当商战，据兄弟看来，其实是工战世界。工业兴旺，商战自强，实因商人是打仗的兵卒，工人是打仗用的克虏伯炮、毛瑟枪。那兵卒没有器具，哪里打得过人家呢？”①民国十五年荣德生著《人道须知》也言：“处今商战之世，言财政者，莫不急急以抵制外货为挽救方法也。然欲抵制外货，必先提倡国货。盖直接为商战，间接实工战也。”②“工战时代”遂成为其时关于时代特征的认识。光绪三十一年，黄遵宪作《小学校学生相和歌》，歌词曰：“而今廿世纪，便是工战期。”③同年十月，李濬之奉派赴日考察实业，凡五阅月而回，作《东隅琐记》，文中有“当此工战之际”④之语。三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护理川督赵尔巽奏设川省实业学堂，折中谓：“窃维近今数十年，环球各国，已成工战商战时代。实业不兴，商务安望起色？”⑤1912年，女子尚武会会长沈佩贞倡议在南京创办中央女子工艺厂，谓：“农工商学之战，广义之战也。而诸战之中，以工战为尤亟。盖今日之世界，工战之世界也，是必以工战为主。”“政府必采工战主义，以作方针”。⑥1914年，张謇明确提出：“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⑦1915年，穆耦初翻译《学理的管理法》张謇为之作序，称：“泰西各国，当十八九世纪之顷，固以商战称于世，今且以工战矣。”⑧
在此工战之时代，钢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举凡机械、枪炮、建筑、用具，以及陆上之火车汽车、水上之轮船、空中之飞艇，无不以钢铁制成，故实可谓钢铁世界也”。⑨作为“中国制造之权舆”“外人视听之所系”⑩的汉阳铁厂以及后来延伸出来的“东亚第一实业”汉冶萍公司，理所当然的位据“以工战工”的前锋。
汉阳铁厂自创办之始便肩负“工战”的使命。但不同时期的“工战”，各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张之洞主管汉阳铁厂时期，目的是以自制钢铁抗衡洋铁，“开利源，杜外耗”，“万一海防有事，永不受外洋挟制”，是一种以钢铁生产为本位的防御性“工战”。汉冶萍时期的盛宣怀则雄心勃勃，“不仅杜塞漏卮，尚欲溢出外洋，与欧美钢铁争胜”。⑪ 因此，他对汉冶萍公司的定位是“为环球大事业中一大巨擎”，⑫“屹然与日厂并峙不朽”，“十年内可与克虏伯新钢厂相颉颃”，⑬“偿我雄视五洲之大志愿也”。⑭ 他的这一说辞，可广泛见于汉冶萍管理层的言论中。汉阳铁厂总办李维格在致员工的布告中号召全厂“上下团结”，“致此厂于东方之克虏伯、卡乃基，以为中国实业表率”。⑮ 光绪三十四年，汉阳铁厂的产品得到广泛赞誉，李维格满怀信心地宣布：“汉厂新轨，愿与英、法、德钢轨一较，孰为佳胜？”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汉冶萍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会上，王锡绶号召说：“西人称嘉南奇为钢铁大王，安见我国前途不再有钢铁大王继起乎？”杨学沂向股东演讲：“成就中国独一无二之实业，使西国钢铁托辣司知东方骤然出一个劲敌。”①从防御性的“杜塞漏卮”，到“溢出外洋”，“与欧美钢铁争胜”，并以成为卡纳基、克虏伯式的“东方钢铁大王”为决胜目标，中国近代“工战”以汉冶萍为先锋，进入国际舞台，彰显出新的格局和气势。
汉冶萍“与欧美钢铁争胜”的“工战”并非只是宣言和说辞，其效应实在可见。官办时期的汉阳铁厂亏赔累累，但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艰苦探索与试错，尤其在完成了光绪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间的改良技术与扩张规模后，汉阳铁厂的钢轨生产和销售量逐年提高，一度超过了进口钢轨而成为中国铁路用轨的最大供应商。1907年9月17日《申报》登载《汉阳铁厂纪事》，称：“各省铁路公司争向汉厂订购钢轨”。②1909年9月《东方杂志》第6卷第8期发表《汉冶萍煤铁路矿厂概略》，称：“自汉铁畅行后，查阅海关造册处进口表，一千九百零六年，进口铁十万零六千六百十三担，零七年骤缩至五万一千六百十四担。（零八年表尚未出）可为汉铁抵制洋铁之明效大验。”③又言：“京汉路轨除卢保一段外，二千余里，皆属汉厂自造。”④1910年8月《东方杂志》第7卷第7期发表《汉冶萍煤铁厂矿记略》言：“不独上海翻砂厂全用汉阳生铁，已无外铁进口，且日本与美国太平洋一带，亦喜用汉阳生铁，每年出口至日本者，为数尤巨，均有税关出口簿可查。”汉厂“目前以钢轨为大宗，各省铁路推广，纷纷定轨”。“钢轨以外，尚有造船造桥钢板角钢等材料，各处亦纷纷来定”。该文附录乙酉九月上海《时报》译《泰晤士报》文谓：“中国于制钢一道，已考究十有五年。京汉铁路所用之钢轨，均为汉阳铁厂所供给。”⑤同年4月6日的《新闻报》载《汉冶萍煤铁矿厂公司之成效》，言：“汉阳铁厂自改设新钢炉后，各省铁路所用钢轨以及附属各件，争向汉厂订购，几有应接不暇之势。”⑥据方一兵统计，截止民国11年底（1922）中国已通车铁路约19 961．56里，其中用汉阳铁厂钢轨铺设的铁路里数约6 695．9里，占已有铁路的33．5%。若以每英里需85磅轨133．57吨计算，汉阳铁厂至1922年至少为中国铁路建设提供了27．78万吨钢轨，而1903年—1922年中国共进口钢轨45万吨，从吨数看，20多年间汉阳铁厂钢轨占总的市场份额1／3强。⑦
煤的情况亦如是。萍乡煤矿大规模开采后，不仅为汉厂提供了充足的焦炭，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在煤炭市场强有力的狙击洋媒。光绪三十三年，林志熙称萍矿煤焦“原指专供铁厂炼铁制轨之需，但其运销湘汉皖沪局厂者，实属不少。”⑧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一日厂矿员司致电盛宣怀，称：“长江东煤充斥，惟萍煤足以抵制。”请求萍煤出井完税一次后，运销概免税厘。⑨1910年8月《东方杂志》载《中国调查录》谓：（萍矿）“煤焦以汉厂自用为大宗。此外日本亦喜用萍焦，销路日广。外国兵商各轮船及厂栈，及京汉铁路之用过萍矿块煤者，无不交口称赞。”⑩李寿铨撰文盛赞萍矿销路之广：“除专供汉阳铁厂焦煤外，如长江各项商轮，京汉铁路火车，长江各埠各局厂，及其它西洋之兵轮，东洋之制铁所，咸取给焉。”⑪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七日萍矿矿长林志熙在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上报告称：自萍煤在市场上大量销售后，“调查海关贸易册，西历一千九百零六年汉口进口东洋煤十二万吨，零七年缩至八万吨、零八年竟缩至三万五千余吨”。“萍煤不但全占汉市商场，并可侵夺沪市、开平等处销路”。①
晚清之工战，其动力“机械与劳力而已”。②在机械上，汉冶萍公司遍观英、美、德各厂，购办各种最新最良机炉。其劳动者也素质良好，一再为西人所称赞。1909年第6卷第9期《东方杂志》登载美国印度阿纳省阿脱城钢铁锡板公司总理马而根的文章《中国汉阳钢铁厂焦煤铁矿制钢记略》，述该厂美籍工程师杜社耳“颇赞许华人机械之技能。所用之辘轴，俱华人所自造。惟聘欧洲人一，为之布置而已。华工之天性，善于使用西国之工具，用之罕有受损者。且锻炼之工，无有出其右者。电机处为华人所专管，修理驶机等事，皆其所掌，毫无错误”。③1910年8月《东方杂志》第7卷第7期登载《汉冶萍煤铁厂矿记略》转述美国领事之言，不仅称汉阳铁厂“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而且盛赞说：“观于斯厂，即知研究西学之华人，经营布置，才略不在西人下也。”④辛亥年七月十五日上海《泰晤士报》登载英国议员弗赍文之《汉口视察谈》，其中关于汉阳铁厂之记事曰：“汉阳铁厂制出之铁轨，比诸美国制铁轨，毫无逊色，更观职工之工程，汉阳铁厂华工百一十人每日之制造量，可与美国毕斯堡（Pittsburg）职工百人所制者相匹敌，而后者之工资，实当前者之十五倍。”⑤相似的评论也出自1922年5月22日登载于《申报》上的《美国对华贸易局报告》。报告“极赞中国富源之广潜力之大”，并称“中国工人之智识技术比较美国工人难犹不逮，然以汉阳铁厂之工人而论，其能力实不逊于美国碧丝堡铁厂之工人”。⑥
汉冶萍公司在工战中对西人的挑战为西人所强烈感受。《泰晤士报》报道称：“美国新与中国订定进口生铁五万吨。查此项交易已非一次。各种炼钢铁，由汉阳铁厂制造，运至纽约交货者已无数，其价尚较贱于毕的堡镕铁厂在大西洋岸边交货者。”⑦文章感慨说：“中国现在诚如日本，为钢铁世界之大竞争家。”“思之殊无法足阻中国渐进为钢铁大国耳”。该文附录的另一篇西人文章说：“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匆以幺麽视之。”“呜呼！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可虑也”。⑧宣统二年八月盛宣怀在《再事扩充汉冶萍公司奏稿》中引述西人评论说：“英国财政报引伦敦《太晤士报》之论曰：‘汉厂之兴系中国真醒之确据，其运铁远售于美洲，为中国工战第一炮弹。世界之以工立国者，宜奔集于一帜之下拒此公敌。”⑨他在奏稿中还引述了是年正月初一日上海《字林西报》上关于汉冶萍的一篇报道，笔者找到该报道原文，这篇题为《东方的工业威胁》的文章说：“我们曾以为还在睡梦中的中国，怎么可能在远东有如此巨大的工业成就。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我们今晚虑及的话题息息相关。主导中国工业发展的，是一批留学德国、美国或英国的年轻人，他们在学校学习了专业的技术，学成归国，凭借着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参与到中国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如此种种，可谓后无来者。”“我相信，通过外交手段，我们能够把这些东方人阻拦在他们的海岸线以内。而真正即将来临的‘黄祸’，是工业上的竞争，当这一天全势袭来，我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①
汉冶萍在清季民初工战中所扮演的“第一炮弹”的角色，其背后直接推动力是中国近代高涨的民族主义。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一日，汉阳铁厂总办李维格阐述汉冶萍公司在清季工战中的地位说：“曩则海军失败，今则商务失败，外人方谓吾中国妙手空空，无一足与抗敌，可洞开吾门户，以贯注彼溢出之货物。不意汉冶萍突然耸起，震惊其寤寐。”“今日汉、冶、萍三大业，即中国挽回利权、抵制洋货之根本也。外人视线眈眈环注，大有寝不安席之态”。②其论颇能道出汉冶萍崛起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意义。《共产党宣言》指出：世界资本主义的入侵，“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推行所谓的文明”。“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死攸关的问题”。③汉冶萍的“以工战工”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决然的自我救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打破传统农业经济社会的藩篱，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并推动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将钢铁工业定为“吾国之基本产业”，④这是中国从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型国家迈进的一大步。
自汉冶萍研究兴起，全汉升、费维恺、张国辉、张后铨、张实、代鲁、朱荫贵、李玉勤、易慧莉、李海涛、左世元、袁为鹏、方一兵、陈庆发等学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⑤但是，这一领域仍然还有极大的拓展空间。除了继续深度爬梳和整理包括档案在内的汉冶萍史料外，十分重要的还有历史观念和视野的转换。历史学的魅力就在于，当我们观察过往的历史活动，在任何一种视野下，它所展现的只是其本相中的一面；如果转换视野，它则呈现出另一面相。“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观察它，而不是他‘究竟’是什么”。从这一意义上说：“研究历史的理论、方法和视角不仅决定了你关注的‘历史本体’，也决定了哪些‘历史本体’被忽视。”⑥
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提出历史研究“时段”理论，即区分地理时间（长时段）、社会时间（中时段）、个体时间（短时段）。如果局限于对历史活动的“个体时间”的观察，很容易对事件本身作出成败的评价，如果放宽视野，进入社会时间的视域，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结论。1996年笔者曾在《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⑦中对“洋务运动失败论”提出异议说：虽然，洋务企业的经营大多令人沮丧，洋务大吏提出的“求强”“求富”口号亦如李鸿章所言“茫如捕风”，但是，我们不能因洋务时期未能实现“强”“富”就判定洋务运动失败，因为实现国家民族的“富”和“强”不仅是洋务运动所能完成的任务，也是今天的中国人仍在全力努力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洋务运动是中国对外部现代性挑战的最初回应，它的起点是“制器”，但因“制器”而导引出”制器之器”的活动，进而引进与培养“制器之人”、翻译“制器之书”，推进“格致之学”，采煤、交通、冶炼等现代工业也因之发生。其结果是由引入西方器用而衍生出持续变革的运动，“西用”的范围日益扩大，“中体”的范围日益缩小，在中国传统社会之网上撕开一个缺口，对中国前现代社会基础造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其效应远远超过思想精英呼吁改革的激昂呐喊，更非历史上周期震荡的旧式农民战争所可比拟，从而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初启动。①因此，用“失败”二字评论洋务运动是不公允的。同样，今天我们研究汉冶萍，也要打破“个体时间”的藩篱，将视野投射到近代社会转型全过程，把汉冶萍公司的历史活动放到晚清政治文化的脉络以及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脉络中加以考量，而不是以“成败论英雄”。这样，我们更能看到汉冶萍的崛起，不仅开创了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新纪元，而且是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重要一环。它的努力、它的奋斗、它的贡献都融入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前进的血脉。轻慢地判定汉阳铁厂“从它诞生之日起，就站在了走向必然倒闭的起跑线上”。“汉冶萍公司带着摆脱不掉的洋务运动的烙印，沿着自己生产出来的铁轨，一步步驶向破产”，实际上是一种庸俗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在这样的历史评判下，过往历史上行动者的历史活动，因所谓的“历史局限性”与最后“必然”失败的结局，便全然黯淡失去意义。从历史大视野观看，汉冶萍在“个体时间”上的命运终结虽然是一个悲剧，但它并不是失败者，诚如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在“温和的成功哲学（A Kinder，Gentler Philosophy of Success）”演讲中所指出：“面对失败者，传统给了我们一个光荣的选择，就是‘悲剧’。悲剧的艺术来自古希腊西元前五世纪，这是一个专属于描绘人类失败过程的艺术，同时也加入某种程度的同情。”他又深刻指出：“你不会说汉姆雷特是个失败者，虽然他失败了，他却不是一个失败者。我想这就是悲剧所要告诉我们的，也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②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一日，汉阳铁厂总办李维格在汉口商会发表了被盛宣怀赞誉为“一腔热血发为宏论”的演说。在演说中，李维格回顾汉冶萍的艰难创业史，展望汉冶萍发展的前景，动员汉口商业界“群策群力，齐向煤铁世界展动地惊天之事业”，更尖锐指出：“若我国人对待如此创造艰难侥幸成功之伟业，亦以平淡视之，漠然不动于中，则我国事真无可为矣。”③虽然，汉冶萍并没有如李维格所言，成为“侥幸成功之伟业”，但是如果摆脱非成功即失败的两极化思维方式，把它放在历史的社会时间中观看，我们不能不对它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