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钢铁工业探索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以汉冶萍公司为中心

近代中国钢铁工业探索的全球化与本土化过程就是对外开放学习世界先进全球化以及对内改造促进世界先进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出现了资本主义先进与封建主义落后之间的矛盾、西方先进观念与中国本土特色之间的矛盾、利用外资与保护民族权益之间的矛盾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近代中国钢铁工业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探索过程也就是不断解决各种矛盾的发展历程。

一、张之洞开创中国钢铁工业的探索与实践

张之洞于1890年在武昌设立湖北铁政局(汉冶萍公司前身)，在汉阳兴办铁厂，在大冶兴建大冶铁矿、大冶运矿铁路(又名汉冶萍铁路、铁山运道)、王三石煤矿等，他还招商在大冶兴建湖北水泥厂，使以武汉、大冶为中心的湖北成为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的发祥地。

随着张之洞创办大冶铁矿等企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冶拥有了钢铁、水泥、煤炭、电力、机械等重工业部门，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特别是汉冶萍铁路与码头的兴建，标志着大冶重工业基地的初步形成。［1］

在近代中国钢铁工业探索的全球化与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资本主义先进与封建主义落后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先进理念与中国本土特色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突出地体现在钢铁厂址的选择上。张之洞认为:“大冶距省远，运煤至彼，运员收员短数搀假，厂中所用以少报多，以劣充优，繁琐难稽。”“厂在省外，实缺大员，无一能到厂者。岁糜巨款，谁其信之?若设在省，则督、抚、司、道皆可常往阅视，局务皆可与闻。既可信心，亦易报销。”［2］这说明他选择钢铁厂址的主要出发点是为了方便政府官员监督与管理，防范钢铁厂官员的腐败。

官办的一个巨大优势就在于能够动用政府的力量，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比较顺利地创办大型重工业企业，但在发展过程中更多地从政治利益出发，不惜牺牲经济效益。曾任汉阳铁厂总工程师的卢森堡人欧仁·吕柏说:“张之洞总督手下的采矿工程师们在勘探了湖北、湖南两省后，根据磁铁矿和煤矿的贮藏情况，提出把钢铁厂设在湖北省大冶县较为有利的意见。在这之后，人们又正式向张之洞总督提出了把钢铁厂直接设在铁矿边上的建议。然而这位老先生出于对其手下官员的诚实可靠程度不信任，为了能亲自控制整个工程的建设和工厂的资金支出，不顾专家顾问的反对意见，毅然下令把这个钢铁厂建在汉阳，从地理位置和地形的角度看，几乎找不到比这更差的建筑工地了……”［3］

清朝洋务运动时期为近代中国重工业探索的第一个阶段，全球化与本土化矛盾尖锐突出，本土化落后的封建官办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些导致以张之洞为主导的洋务派在大冶创办重工业基地、兴建汉阳铁厂等一系列重工业探索效果不佳。但这种创办中国钢铁工业的首创精神影响深远，特别是张之洞重视人才的培养，派人到西方留学，学习先进技术，对于后来中国重工业技术以及技术人才的本土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盛宣怀在汉冶萍公司扩大与发展进程中的探索与实践

盛宣怀于1896年承办湖北钢铁工业，1908年组建汉冶萍公司。1909年，他在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上提出在大冶兴建钢铁厂的建议，1913年确定兴建大冶钢铁厂。盛宣怀在汉冶萍公司扩大与发展的进程中培养了大量人才，促进了先进技术以及人才的本土化。如担任大冶钢铁厂或大冶铁矿负责人的吴健、严恩棫、黄金涛、翁德銮、王宠佑等人始终致力于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从大冶走向全国，促进了近代中国重工业的发展。

盛宣怀对内完善管理制度，实行官督商办以及商办，组建股份公司，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处理利用外资与保护民族权益之间以及重工业国有化与私有化之间的矛盾方面问题重重。“以汉冶萍借款为例，汉冶萍借款不仅担保内容要求之多，附加条件之苛刻大大超过以往的借款，而且举借的外债几乎占公司全部资本的一半，其中大部分外债又是欠日本一国。”［4］盛宣怀将汉冶萍公司变成完全商办的股份制公司，最终的目的是变成自家的公司。据《盛恩颐总经理与日方交换意见书笔录》记载:“盛及其一族合有公司股份过半数。”［5］

清朝末年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为近代中国重工业探索的第二个阶段，全球化与本土化矛盾在不断化解，西方的先进技术被逐步利用和吸收，技术人才有逐步本土化的趋势，官督商办以及商办股份公司管理体制在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汉冶萍公司完全商办后如果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单靠借用日债，不仅会导致汉冶萍公司经营的失败，使汉冶萍公司完全沦为日本控制的原材料基地，还阻碍了国民政府对汉冶萍公司的接管与建设，使民族利益遭到重大损害。

三、翁文灏促进汉冶萍公司国有化的探索与实践

20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翁文灏提出发展经济必须遵循三个原则:“(一)中国工业化的必要;(二)欲使工业化成功，必须有计划的进行，及以重工业为核心;(三)中国重工业之振兴，不易悉赖私营，而须由政府以国营方式奠定基础。”

翁文灏非常注重重工业厂址的选择，他认为:“选择地点必须注意到国防安全、运输便捷、资源丰富，因而决定以江西、湖南、湖北为建设中心。”翁文灏确定抗战胜利后在大冶兴建大型钢铁工业基地。

战后，大冶国防重工业基地兴建充分体现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探索不断走向成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除了充分利用美国先进设备、技术的支持外，改进管理体制，重点实行大冶大型重工业企业国有化的创新。首先以汉冶萍公司国有化为突破口，对汉冶萍公司采取接收与清算同时进行的国有化创新措施，最终形成由资源委员会独资兴办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华中钢铁公司。资源委员会又与湖北省政府合作创办了大冶电厂，设备的借用与土地使用的创新，成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兴办大型电力企业的典范。资源委员会参股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兴办中国最大的水泥厂——大冶水泥厂，成为大冶国防重工业基地筹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系列国有化创新的实施使国营管理体制很好地适应了大型重工业企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从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一直到40年代末期为近代中国钢铁工业探索的第三个阶段，全球化与本土化不断融合统一，西方的先进技术逐步被改造为本土先进技术，高级技术人才逐渐本土化，大型重工业企业国营事业化以及国有化的一系列创新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以汉冶萍公司国有化为基础兴建的大冶国防重工业基地为新中国长江流域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刘金林.永不沉没的汉冶萍 探寻黄石工业遗产［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

［2］张之洞.张之洞全集:致上海盛道台［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3］刘明汉，马景源.汉冶萍公司志［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

［4］汪熙.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J］.复旦大学学报，1979(06).

［5］戴奇伟，刘金林.汉冶萍档案图集［M］.黄石:黄石市档案馆，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