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艳1,2, 邹梦瑶2
【作者机构】1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大江学术编辑部; 2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来 源】《老区建设》 2024年第4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长江沿线省市,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度重视长江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明确指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1]。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文化和旅游部等部委于2022年初启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史无前例的重大举措,是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重大工程。科学认识长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特征,是规划、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所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弘扬传承长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2300万年前的渐新世晚期,长江上游物质已经能够到达下游,自西向东贯通的长江水系诞生。长江孕育了早期人类,哺育了长江文化,滋养了长江文明。长江黄河“江河互济”,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地理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深邃的文明传承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奠定了坚实基础。
河流对于人类文明极其重要,“人类文明起源于河流”[2],“自史前时期,我们就与河流的自然景观特征密不可分”[3],长江文化的形成发展与自然地理关系密切。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山,全长6397千米,是世界第三大河、亚洲第一大河。自西向东,长江流经西部高原高山区、中部中低山区和东部丘陵平原区三级阶梯,注入东海。长江支流众多,流域面积1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有49条,流域总面积1808500平方千米,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5,流经青、藏、川、滇、渝、鄂、湘、赣、皖、苏、沪11个省(区、市)。此外,长江流域大体分布北纬30度人类文明发生线附近。绵长的水流、宽阔的流域、复杂的地貌、独特的纬度,奠定了长江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 独特的地理环境滋养了勤劳朴实的各族人民,成就了丰富多彩的长江文化,孕育了灿烂辉煌的长江文明。
长江是人类最早居住和文明诞生之地。早在170万年前,云南元谋人就已经在金沙江畔生活,这是中国境内已确认的最早古人类。从170万年前到1万年前,长江流域早期人类活动频繁。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渐次形成富于地域特色的原始文化和各具特色的文化区(见表1)。
表1 长江流域主要文化区一览表

如果以青铜、城市、阶级分化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长江流域是人类最早迎来文明曙光的区域。长江上游三星堆遗址的晚商青铜器,中游盘龙城的早商青铜器、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遗址以及湖南宁乡等地晚商青铜器,下游江苏宁镇西周青铜器,都显示了长江流域早期青铜工艺水平和文明发展程度。“中国城市的产生应在夏代以前”[4],湖南常德城头山古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古城址,相关史料表明,这里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不仅仅是城市,还具有国家的雏形[5]。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古城遗址有“都邑性质的古城、高等级祭坛式墓地、发达的农业水利系统、巨大的水稻仓储设施”[6]、精美的玉礼器及丝织、竹编、牙雕、石器、漆木等工艺品,还有不同规模和级别的农业聚落群,呈现出早期国家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的出现如同“满天星斗”[7],长江流域的文明出现就是“天女散花”,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文明散落人间。到三千六百年前左右,分散在长江流域各地的文明部落都融入中原引领的王国文明中。
长江文化属于中国南方文化体系,是长江流域干流和支流流经区域的文化特性的集聚,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人类实践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孕育出独具特色的长江文化,发展出以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为顺序的文明演进路径,形成了形态多样、体量庞大、内涵丰富的长江文化体系。(见表2)。
表2 长江文化例举

从自然地理看,长江文化是地域文化,也是流域文化。长江流域不同地段因自然环境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甚至形成不同的主文化区和亚文化区,但在长期共存中,不同文化间的和解融合,形成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整体。因此,这些文化区萌芽时间不一、形成路径不同、文化气质各异,但又彼此共生、底色相同。
从人文历史看,长江文化是时空交织的文化,也是民族融合的文化。长江文化存在的区域几乎都是时空嵌合体,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不同时间产生的文化叠加,不同地域之间文化交融。长江流域是民族聚居区,历史上百越、百蛮、百夷、百濮等民族,大多居住于此。直至今日,我国现存55个少数民族中有34个居住在长江流域。
从人类迁徙看,长江文化是移民文化。有史以来,长江流域一直处于人口迁移的中心地带。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历史上的九次大移民至少有五次大移民与长江流域有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耻的移民路径是从西北向东南迁移,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是从东南向西北迁移,明初大移民则是从西北、东南两个方向往中原迁移,这几次移民牵涉人口之多、地域之广、影响之大,永载史册。
从资源禀赋看,长江文化孕育并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诸多内核均来自长江文化滋养。长江流域稻作文明与黄河流域粟作文明并肩而行,描绘了中华文明的壮阔图景,酿造了中华文化的玉液琼浆。先秦时期,鬻熊“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的思想,启蒙了德政善治的为政之道。老庄哲学的“天人和谐”成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源流。禅宗的“见性成佛”“内在超越”包含了对宇宙万物与人关系的深邃思考。
从创新发展看,长江文化得益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的欺侮和掠夺,无数仁人志士为探寻民族自强自立之路而艰苦探索。武昌首义推翻了封建王朝,开启亚洲民主之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全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事业的精神遗产和文化传承,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8]。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集中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精神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强大动力。
长江文化博大精深,可以从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作用、在文明演进中的转型进化、在人类命运中的实践指向三个维度来把握长江文化的主要特征。
长江文化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动力之源。长江文化萌发、成长、壮大、成形和演变,融入各个历史时期的新要素,成为中华文明演进的主脉。
1.根脉性:长江文化在深根固柢、国脉民命中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底蕴
长江是人类重要诞生地、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我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点70余处,长江流域就占30多处,年代最早的古人类化石也在此,即距今约200万年的重庆巫山人[9]。“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出长江流域有三个文明起源的中心[10],一是长江中游是稻作农业最早发生地;二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聚落形态显示由史前社会进入了初期文明社会,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11]; 三是长江上游地区成都平原发现的以宝墩村为代表的系列城址,显现出早期文明迹象。长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沿袭奠定了物质基础。长江流域是世界蚕丝业、陶瓷制作、茶叶种植与茶文化的起源地,在经济技术、社会形态和精神文化方面的系列辉煌创造发明,促进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长江是中华精神的锤炼地。长江孕育了“多难兴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家国情怀,涌现了无数悲天悯人、死而后已的仁人志士和挺身而出、前仆后继的民族英雄,共同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英雄底色的精神遗产,塑造出了砥砺奋进、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2.互济性:长江文化在江河互济、二元耦合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胸怀
江河互济成就了中华文明刚柔相济、阴阳和谐的文化风格。从文化基础看,一方面,南稻北粟、南船北马的地域分异,造就了南北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意趣,各自形成了浪漫细腻的南方文化体系与粗犷朴实的北方文化体系。另一方面,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长江流域古文化和黄河流域古文化曾有过接触和互相影响,有时长江流域强些,有时黄河流域强些,基本不存在谁主谁从、谁高谁低的问题,它们在长期交往中都从对方吸收了一些对自己有益的因素,以利自己的发展”[12]。总体而言,长江与黄河的文化既自成发展体系又交流融合。南北相隔、各具特色的两大江河文明,共同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多元风格与统一底色。
二元耦合成就了中华民族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文化智慧。长江和黄河在中华文化历史上是相互耦合、互补发展的“双联体”,两种文化一道构筑了南北文化交融态势[13],孕育了中华民族稳定而强盛的内生动力。一方面,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与黄河流域的粟作文化互补共济,避免了同质化竞争而陷入“内卷化陷阱”[14],形成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自强共同体,共同推进了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另一方面,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分中有合、和合共生的文化联系,构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统一体,共同推动了同一文化系统的内部大循环,产生了1+1>2的非线性放大效应[15],使得中华民族在面对各类危机挑战中,能够从容进退,不断开创新局面。
长江文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漫长的演化过程。长江文化的革命性与内省性结合,开放包容,吐故纳新。
1.革命性:长江文化在争天抗俗、卧薪尝胆中孕育了革故鼎新的思想意识
长江文化是锐意进取、矢志开拓的文化。“无论是巴蜀北抗秦陇、内结羌濮以至成为西南强国,还是楚国筚路蓝缕、转弱为强,一跃而为春秋五霸之一和战国七雄之长,或是吴国的北进西突、东拓南征和越国的卧薪尝胆、发愤图强,都表明了一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16]。凭着这种精神,长江流域的先民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和为数众多的亚文化,铸造了上古长江文化的辉煌。
长江文化是矫国革俗、破旧立新的文化。在社会体制变革、走向近代的过程中,长江文化始终居于时代前列。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侵略与抵抗、屈辱与雪耻、挑战与应对,成了近现代长江历史的主旋律,切中时弊、意在改造社会的思想与实践在长江流域蓬勃生长。四川保路运动、武昌新军起义等,掀开救亡图存大旗。中国共产党成立、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及中央苏区的确立,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史的重要篇章[17]。可以说,长江流域的革命文化贯穿于新旧中国转型过程中。
2.内省性:长江文化在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中内生了创新引领的动力引擎
长江流域的复杂环境涵养出了“有容乃大”“敢为人先”的文化气概。文化气质各异又底色相同的三大主要文化区和六大亚文化区,呈现出宽广包容、多样竞辉的文化格局。长江文化的形成是沿江城市间的纵向互动与南北地区间的横向互动共同形成的结果,这种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互动过程,是长江文化蓬勃生命力的动力源泉。在数千年的兼收并蓄过程中,实现了不同时间产生的文化叠加,不同地域之间文化交融,不同民族间的价值交流,不但丰富着长江文化自身的发展韧性,也激荡出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发展魄力。
长江流域的秀美山川造就了自由浪漫的文艺创作与发达的思想创新。文学作品方面,长江流域先后产生了以屈原、宋玉等为代表的楚辞文学,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戏剧艺术方面,藏戏、滇剧、川剧、昆曲、汉剧、楚剧、湘剧、赣剧、越剧、苏剧、沪剧、扬剧、黄梅戏、凤阳花鼓、万载花灯戏、湖南花鼓戏、江西采茶戏、傩戏等异彩纷呈。学术思想方面,长江流域先哲对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知行圆融智慧、先忧后乐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长江流域中西文化汇聚碰撞,有识之士兴起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进行思想探索等,集中体现了先贤们的先锋思想与卓越智识。
长江文化的形成是广大劳动人民辛勤耕耘的结果,记载着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艰苦抗争。在人类命运抗争中,长江文化的实践性表现为自洽性和持续性两个方面。
1.自洽性:长江文化在适应环境、自性具足中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
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实践体现了“顺天应时”的生存智慧。长江流域的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发展完善了农业技术,形成了内涵丰富、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长江流域独特的人文、地理、气候等条件,产生了形态各异的农耕文化景观和物候现象,由此衍生的内涵丰富、多元共生的长江水文化、稻作文化与物候文化共同构建了其“顺天应时”“敬畏自然”的朴素生存智慧。
长江流域的治水兴水历史涵养了“天人合一”生态思想。大禹治水、鳖灵开峡等脍炙人口的故事,都江堰的工程实践,“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的理念观点,都体现了古代人民在治理长江、保护长江中习得领悟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要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长江,既是着眼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着眼于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考量,更是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谋划。
2.持续性:长江文化在通江达海、传承创新中融通了生生不息的精进力量
长江文化是变动不居、始终向外的文化。长江得地利之便,开风气之先,“在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发展轨迹中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18]。“商周时期,印度洋的齿贝、象牙等经南方丝绸之路传入巴蜀,造就了璀璨而独特的三星堆文明”[19]。中唐以后,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海上丝绸之路崛起后,扬州、常熟、镇江、松江、南京、宁波等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郑和下西洋加强了长江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得水运之便,长江流域传统商帮活跃,如徽州帮、宁波帮、洞庭帮等,经营方式各有不同,但交流汇通的商业精神繁兴。
长江文化是直面未来、肩负使命的文化。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长江肩负起新的伟大使命。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通过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流域生态安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从“长江经济带”到“长三角一体化”,依托黄金水道推动构建起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从“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对接地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通过同步推进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鲜明特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工程,是以长江文化为内核的文化凝结、文化保护与文化表达。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对于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延续历史文脉、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标识的传播度和影响力,意义深远重大[20]。
长江文化资源的统筹保护不仅关乎民族文化自信, 也是中华文化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应然选择,更是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
1.加强长江文化资源统筹,激发全流域文化传承弘扬合力
长江文化是依托长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优势以及长江流域较为相似的生产力基础,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具有一定认同感和归趋性的流域文化体系。作为由多区域亚文化层次构建的文化共同体,“长江流域在历史上是以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带动国族统一的‘政治认同’,其国家文化公园的特质更加侧重于文化表达与身份认同”[21]。新时代长江文化传承弘扬的重要前提,是要通过统筹全流域文化资源,充分挖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唤起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认同,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因此,要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通过联合长江沿线城市,分层次、分类别深化研究并构建长江文化谱系;加快实施以长江文化阐释为核心的长江沿线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创建不同类别的长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示范区等手段措施,从长江文化系统的整体性视角统筹推进全流域文化资源要素的价值开发,挖掘、整理、盘活长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动长江文化整体联动、协调发展。
2.推进长江生态文明建设,增强全流域绿色发展动能
文化的发展是在自然与人文的互动中前进的,“长江流域不仅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向轴线,同时也是重要的生态安全载体”[22]。长江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必须坚定不移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引领中华文明健康向前迈进”[23]。因此,应统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生态保护,推动长江生态环境联保联治,进一步构建以长江干流和支流为经脉、以山水林田湖为有机整体,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态安全格局,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水清地绿天蓝的生态廊道;同时,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高度重视长江沿线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将航运、渔业、种植、水利、宗教等文化遗产资源与自然山水、滨江岸线、沿江湿地、岸边林带等结合,建设一批文化生态保护区,展现长江文化,凸显文化长江。从而使整个长江流域在生态文明的滋养下,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推动长江经济带及整个长江流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4]。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中国特色,是中华文明进步逻辑演进路径的沿袭。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就是为探索文明进步逻辑,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作出的重大决策。
1.加快文化传播形态创新,推动长江文化内涵的多维度表达
文化之美在于人民的生活创造和审美表达,既是物质世界新成果的不断呈现,又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完善。长江文化具有“水文化”的原真性、文化融通性、文化多元性、文化开放性和作为大河文明的展示的特征[25]。要挖掘文化内涵与外形表达的深层次关系,通过艺术化、视觉化的外形加工,集中展现长江文化之美。通过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将长江流域凝聚为璀璨的“文化带”,开展全流域立体的、多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要进一步深化研究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内涵和形象表达,加快推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整体形象标志及各具特色的视觉识别系统,增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品牌的可识别性。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不仅要作为显性实体为文化景观、文化产品提供载体和平台,还要作为隐性实体,组织开展学术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等文化传播工作。要积极推动长江文化IP化发展与数字赋能,使长江文化资源获得新的生命增长点。总之,要通过塑造鲜明生动的长江文化精神标识,构建讲述新时代中国故事的长江文化话语体系,铸就长江经济带共同的精神纽带,打造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形象窗口[26]。
2.加快文旅产业体系融合,促进长江文化价值的深层次感召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既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充分挖掘长江文化的精髓,摒弃陋习糟粕,也要鉴古观今、以张以扬,传承长江文化的文脉,弘扬时代价值。通过文化融入旅游、旅游承载文化的形式,创新、科学、系统、全面地挖掘和解读长江文化基因,深度整合长江流域的文明形态、活化历史文态、丰富旅游业态、优化环境生态,推动长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长江流域历史文化遗产与生态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来”。一方面,要精炼长江文化特质与旅游空间的结合点,对流域内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等进行现代化整合和重构,注重体验式、参与式场景塑造,紧扣文化产品生产特征及旅游产业消费特色,构建长江泛文旅产业链;另一方面,创新利用长江流域历史深厚、形态完整、遗产富集的文化遗产,大力发展时尚产业、高科技产业,打造文旅消费主题空间与特色品牌。此外,还要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带动沿江城市文化发展,以城为基传播长江文化,打造世界级长江文化旅游目的地。再一方面,打造文化线路,促进长江文化活态传承。文化线路是一类特殊的线性文化遗产,“功能通过时空重构来体现”[27],长江流域承载着大量的人文历史遗址遗迹,通过历史挖掘整理,重构文化空间,打造各类主题文化线路,使之成为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优良载体。“大约在距今万年的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农业生产活动,长江中下游是种水稻,华北地区是种粟和黍”[28],以长江流域稻作文化为基础,打造文化线路“天下粮道”;以长江流域移民文化为基础,打造若干条移民之路;以屈原生活轨迹为基础,打造楚辞之路;以唐代诗人游长江咏长江的路径为基础,打造唐诗之路等。
“长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标志性象征”[29],在世界大河文明对话和全球主流价值体系的重建中,长江文明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兼容的品格、拼搏创新的精神,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良好的愿景,有利于推进形成人类和平发展的最高共识。
1.构建长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把脉长江文化的未来发展
长江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当下与未来的。新时代新征程,长江文化资源的创新发展需要与时代指向相契合,与人民福祉相一致,将长江文化资源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精神内涵与道德情怀等文明要素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长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应进一步加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启动长江文化研究工程,面向全国征集高质量研究成果,强化理论支撑。坚定文化自觉,在推动长江文化浸润人心的同时也融入社会发展和建设实践的全过程全领域,使之从头脑认知切实转化为社会实践,开拓“致广大”“尽精微”“创高峰”的文化道路。
2.推进大河流域文明对话,凝聚全球发展价值共识
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贡献卓著。长江文化不仅建构了中华文化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更在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展现出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也必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要求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要以江河为媒增进文明交流互鉴,积极推动参与世界大河文明对话,进一步拓宽长江文化走向世界的通道,深化中华文明影响世界的历史进程。“深化与莱茵河、多瑙河、尼罗河、伏尔加河、密西西比河等世界大河流域的文化合作,促进世界大河流域在文化贸易、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等领域的交流互信。”[30]共建共享大河流域文化交流平台,弘扬“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共绘“美美与共”文明画卷。
“文化以世界观为基础,并且只能够产生于许多个人的精神觉醒和伦理意志”[31],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文化复兴的重要环节,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开新局的大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32],挖掘长江文化与历史渊源,讲述长江文明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民族认同感、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道路上,凝聚精神力量,探索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耦合的新路、文化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历史文化与城市更新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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