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视角下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以武汉市为例

红色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过程中,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精神文明。红色文化遗产是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人们通过了解、保存、分析红色文化遗产,凝练其中的历史,体会其中的精神,受其指导和教育,最终形成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意识形态之一,因此,保护利用红色文化遗产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数字人文是计算或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交叉的学术活动领域,是信息技术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1],它给社会科学提供新的实验手段和研究技术,同时给人文学科以新的研究问题和探索内容。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对红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利用,不仅能实现技术上的突破,而且能在该领域实现更深层次地研究。

一、红色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保护利用价值

1.红色文化遗产的特点

(1)红色文化遗产具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性,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前夕28年的历史阶段内,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存在、产生和创造的在历史、艺术、社会学等方面有着重大革命纪念意义和纪念价值的文物、建筑物、遗迹,或者可移动的工艺品、文献等实物以及文学、艺术、制度等人类精神文化产品及其所承载、体现的革命历史、事迹、精神[2]。它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以及新事件的产生而不断丰富和扩充。

(2)红色文化遗产具有文化传承性,遗存于民间且紧靠中国共产党,这赋予了红色文化遗产重要的传承意义。红色文化遗产所承载的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一代代人之间传递、承接和传播,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2.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价值

(1)理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一是要加强科学保护。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二是要开展系统研究。统筹研究力量,强化研究规划,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三是要打造精品展陈。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用史实说话,生动传播红色文化。四是要强化教育功能。

它不是单一不变的革命产物,而是中国人民为国家自由平等和人民幸福生活不断奋力革命努力探索的持续发展的精神文明。[3]”所以,“保护、研究、宣传、教育”红色文化遗产是国家和历史交给我们的任务,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在宏观政策、法律法规上重视,也要在建设理念和技术手段上落实。

(2)现实意义

保护利用好红色文化遗产能让国人和世界客观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了解国家的发展进程。将其蕴含的宝贵文化价值进行传播和弘扬,不仅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更将成为我国面向世界的文化名片和人类共同的精神文明。红色文化遗产及相关产业也具有一定经济开发价值,有助于拉动地方经济帮助扶贫工作,带动相关产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二、数字人文与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契合性分析

数字人文作为计算机数字技术在人文学科的新兴产物,既是一种实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也是新的研究领域。随着在2009年全美人文学科领域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协会——现代语言协会年会上被广泛提及,它开始进入重要发展阶段[4]。在方法层面,数字人文研究旨在探究如何利用新型数字技术更新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例如文本挖掘、语料库建设;在工具层面,它探究如何应用软件工具和网络平台实现人文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教学,例如数据库检索工具GIS系统等;在问题研究层面,它研究由新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兴人文问题,例如数据主权、人工智能伦理学等。

数字人文在现阶段适用于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人文技术能实现红色文化遗产的高质量保存与呈现

对于固态遗迹与文物来说,尽管目前现代文物保存技术日趋先进,但实物的保护和宣传展示是无法兼得的。而数字人文技术能将它们转换成图片、视频或VR成像供用户了解、观察和感受,在文物能得到最大的保护的同时,用户也不再受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限制,可以最直观、最方便地获取红色文化遗产,将其效用最大化。“数字敦煌”是国内十分著名的成功案例。它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对敦煌石窟和相关文物进行全面地数字化采集、加工和存储。将已经获得和将要获得的图像、视频、三维等多种数据和文献数据汇集起来,构建一个多元化与智能化相结合的石窟文物数字化资源库,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面向全球共享。

2.数字化复原和再现技术为红色文化遗产的修复翻新提供了支撑[5]

有许多红色遗产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不复当年原貌,如受损的录像带、破损的重要文件等。而现代相对先进的数字化技术能像旧址重建、老楼翻修一样,实现红色文化遗产的虚拟再现、知识可视化及互动操作,以使尽可能多的人观看了解濒临消失的红色文化遗产的原貌。

3.数字人文技术对海量信息的资源整合[6]与文本挖掘[7]奠定了深入研究的基础

红色文化遗产的储存形式各不相同,相同形式的资源在内容上会存在差异性,影响其整合管理。利用数字化平台将所有资料转化成数据进行合理编码或整理,不仅对数据管理者有益,而且有利于资源使用者高效清晰地取用。文本挖掘技术是数据挖掘技术的拓展与延伸,与传统结构化的数值数据挖掘不同,它以非结构化的文本数据为挖掘对象,能够实现从海量的非结构性文本中发现新的模式、规则、趋势等[8]。这对红色文化遗产的科学整理、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发展都有着重大意义。

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和研究理念对红色文化遗产实现上述的保护利用成果,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过程。为直观理解,笔者认为可简单概括为“数字化”和“人文化”两个步骤。“数字化”建设指的是将文化遗产的存在形式转换为数字资源,对这些数字资源进行系统组织、有效存储和灵活取用。而“人文化”研究指的是用数字资源服务用户,解决人文问题的过程,如数字资源的可视化分析和文本挖掘、利用数字资源及内在逻辑解决人文学科的问题等。鉴于数字人文的技术水平和研究进程有限,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应用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建设项目都是“数字化”建设。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数字人文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数字化建设。

三、武汉市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现状

武汉这座城市一直参与和见证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和历经艰险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星火初燃的创立时期,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六个地方组织之一,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党组织参加中共一大;在大革命时期,武汉成为全国革命中心,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往武汉,中共五大、八七会议也在此举行;在我党浴血斗争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汉的工农武装在鄂豫边插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发展成为重要的红四方面军;在全民族抗日的战争中,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在武汉组建,组织我党在南方的各项工作;在全中国响起胜利凯歌的解放战争时期,制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在汉口签订。中国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多红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珍藏、纪念和研究。

1.武汉市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建设现状分类调研

由于红色文化遗产内涵的丰富性和存在形式的多样性,有多种分类方式和分类依据。依据产生时间,红色文化遗产可被分为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文化遗产;依据存在状态,它可被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物质红色文化遗产又被分为不可移动的(名人故居、与革命活动和革命事件相关的建筑物和后世为纪念红色历史后续修缮、重建的纪念馆、陵园)和可移动的(相关人士在革命时期使用过或相关的实物、文献、手稿和图书资料等);而非物质红色文化遗产又被分为红色文学、红色故事、红色文艺作品、红色制度、红色精神。

(1)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2021年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监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编制的武汉红色文化地图所著,武汉的党史遗址共有67处,其中26处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处为原址已损毁的旧址遗迹。按遗址事件发生事件划分,属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1919-1923)的遗址有6处,大革命时期(1923-1927)有26处,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有10处,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有18处,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有2处(见图1)。另有5处遗址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纪念长时期革命斗争的人民革命和革命烈士所著。

图1 武汉各时期红色文化遗址数量

每处遗址都是重要的红色革命遗产,包含着一段历史、故事,传承着红色精神文化。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市委市政府的政策,这些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修缮、重建和宣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给群众以文化教育和影响。因其不可移动的特质,这些红色遗址的影响力将受到影响,人们受到地域的限制常常无法身临参观,故而十分有必要开展武汉红色文化遗址的数字人文建设。本文对这67处遗址的数字化建设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武汉各时期67处红色文化遗址数字化建设情况

续表1

可见,67处红色遗址中仅有12处拥有自己的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其中毛泽东同志旧居、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共五大会址由武汉革命博物馆进行统一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建设工作。而石门峰纪念公园、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和姚家山新四军第五师历史陈列馆的官方网站主要以旅游景区宣传、墓地商业扩展为主要运营目标,并非红色文化遗产研究和宣传阵地。对于拥有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的红色遗址,其功能和开展数字服务类型的调研结果如表2、表3所示。

表2 红色遗址官方微信公众号功能

表3 红色遗址官方网站功能

可见,目前武汉市红色文化遗址的数字化呈现在微信公众号多于官方网站,且呈现形式和功能更加多样。当官方网站主要以场馆陈列的照片展示为主时,微信公众号平台可更好地实现语音讲解、图文推送和VR数字场馆还原等可视化功能,给用户更好的体验。截至2021年6月,我国国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6%;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电视和平板电脑上网的比例分别为34.6%、30.8%、25.6%和24.9%[9]。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进行红色遗址的历史讲解、陈列展览和文化宣传相比官方网站而言,平台搭建更快捷、用户获取更方便、视觉呈现更加直观。

(2)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如革命时期使用过的物品、手稿和资料等,也可被称为红色文物,大多数作为红色陈列被收藏在各地各级博物馆、纪念馆中。由于对红色文物进行数字化建设的重要手段主要是转化为数字形式,如图片、视频存储在相关红色资源数据库或在数字平台中进行展示和宣传。这样的数字化建设形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分类似,故作为一类进行调研。

在红色遗址的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中,武汉革命博物馆呈现的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毛泽东同志旧居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八七会议旧址纪念馆用近景特写拍摄、高清扫描大部分红色文物,实现了高度还原和呈现,同时配以文字讲解使用户了解红色文物的事件背景,加深用户对红色革命事件的了解。在12处有数字化建设的红色遗址中占三分之一。

非物质红色文化遗产主要以红色文献为载体,传递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时期产生的红色文学、红色故事、红色文艺作品、红色制度和红色精神。对红色文献进行全文数字化,是使红色文献再获新生的必要手段和有效途径,便于用户对红色文献的内容进行全方位地深入挖掘、整理和利用。开展红色文献数据库建设,打造集文献资料保存、文化承载传播、教育科研利用于一体的红色文献大数据平台,是重要的红色文化遗产继承、存储和研究路径。

本文调研了武汉市各级图书馆(包括高校图书馆)、档案馆、党史研究室对可移动的红色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红色文化遗产的资源收录情况,包括资源类型和数量。资源公开的数字平台基本情况如表4所示。为直观了解资源水平,本文也调研了同为市级机构的上海图书馆搭建的“革命(红色)文献服务平台”进行对比。

表4 武汉市红色资源数字平台资源收录情况

2.武汉市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建设存在的问题

综合以上调查结果,本文认为武汉市红色文化遗址的数字化建设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资源开发程度低,资源数量和类型少

根据对开展数字化建设的遗址的统计发现,资源开发比例较低(17.9%),对红色遗址进行数字建设的重视程度还不够,主要以线下展馆的开放和发展红色旅游为主要业务。从对武汉市红色数据平台及拥有数据数量的调查来看,红色资源数据平台发布相关文献量极为有限,且局限于图片、文字、视频短片三种文献类型,不能反映红色数字资源的全貌,制约了数据库的利用效率。

以“红色”为关键词在武汉市政府信息公开信息中检索,922条检索结果的主要内容如图2所示。近十年,武汉市对红色文化遗产的关注和投入主要在发展红色旅游和红色精神教育方面。这两者是对红色文化的有效继承,但这是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的浅度层面。对武汉市红色文化遗产进行严密地整合和存储,深度挖掘和研究,现代化的呈现和宣传尤为重要。这不仅需要政策上重视,也需要在各层级的学术研究课题上给予学术资源和基金经济支持。

图2 武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查询“红色”的检索结果

(2)资源整合性差

由于各家数字平台的资源收集的种类和范围各不相同,导致数字资源收录不够全面和系统,内容相对分散。例如江夏区图书馆仅收录展示辖区内著名红色英雄项英的相关资源,用户需要切换平台去寻找其他所需资源。各平台单位应本着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的理念,共同进行数字资源的整合呈现,避免重复投入以提升用户体验。

(3)用户-平台交互性弱

目前武汉市红色遗址利用微信公众号和官方网站进行遗址数字化建设,主要满足的是陈列展示等基础单向输出功能,交互性较弱。虽然用户利用图片和文字的形式,能对遗迹场馆拥有基础的认知以及完成线下参观预约,但用户无法进行数据下载和存储,也无法进行交互式信息发送。而红色资源数字平台所提供的主要是图像浏览和视频播放服务,没有信息检索和数据导出功能,这使用户对资源的应用停留在表面,无法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四、数字人文视角视阈下的武汉市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路径

作为技术逻辑和人文逻辑相耦合的数字人文研究范式对红色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应用有着重大契合性和应用意义。目前,武汉市红色文化遗产的资源建设还处在“数字化”的阶段,这离数字人文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本文认为应先实现“数字化”建设再向“人文化”建设优化,真正实现数字人文思维范式与技术手段应用相结合。

1.“数字化”建设

(1)加大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化重视程度,尽可能收集各类红色资源

利用数字技术对红色文化遗产进行数字转换是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基础。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遗产内容搜集与编目、影像拍摄和扫描、文献文本识别、分类标注和标引以及存储查询与利用等。每一个步骤都是数量众多且难度较大的工作。

一方面,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重视和支持。一是利用政府影响力向社会普及红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宣传红色资源的内容和历史,提升红色文化影响力,使更多的人主动了解和学习红色文化,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建设红色文化遗产。二是给予专业研究者、机构和相关部门政策支持,打破资源壁垒,实现最大化的资源获取,为他们争取到更多机会弥补研究空白和缺失。

另一方面,学界和研究人员在学术研究上应加大经济和精力的投入。各级学术研究组织可设立针对红色文化遗产的课题基金,加大研究经费投入,鼓励专题科研发展和学者研究投入度。使相关研究人员也能认识到红色资源对红色文化研究以及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把红色文化遗产作为基础,进行周密地资源搜集整理和后续研究。

(2)宏观规划红色数据库系统建设工作,提前设计资源架构和交互功能

将红色文化遗产的形式转化为数字资源后,对这些资源实现系统的存储、周密的组织、灵活的存取和人性化的呈现是红色资源数字平台和红色数据库建设的基本目标。为避免出现重复建设、二次建设,建设单位和机构应提前考虑到建设目标,宏观规划数据库的整体知识架构和交互功能。

知识架构方面,红色数据库应拥有数据资源层、知识组织层、知识关联层、知识发展层这四层逻辑构架。数据资源层实现对各类型、大数量数据的稳定储存。知识组织层和知识关联层依据资源的属性、格式、内容等,以完善的元数据为基础,生成大量的关系数据,将数字资源进行有机组织和分类并标识数据间的逻辑关联。知识发现层通过清洗、集成、解释和评估等来识别潜藏的知识内容[11],从中识别出有效的、创新的、有潜在价值的信息。[12]

交互功能设计方面,应始终站在用户实用角度进行设想。一方面是用户单向使用时的功能满足,提供优质的检索服务和个性化推荐功能是核心要务。另一方面是实现后台与用户的双向互动,及时的系统维护、用户感受回收功能都将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与此同时,注重跨平台、跨机构的共建共享也不容忽视。实现资源对象和数据单元层面的跨网域开放互联、跨领域的知识融通和跨时空的版本迭代[13],才能使红色数据库可持续发展。

2.“人文化”建设

“人文化”建设建立在资源数字化建设相对成熟的基础上,对数据资源根据研究所需进行时间性、空间性等序列归纳,深度挖掘潜藏的信息,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与跨学科视角对红色资源进行深层次地研究建设。

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人员将从海量的数据中发现隐藏在数据中的模式、知识和趋势,从而揭示事物现象与发展规律[14]。大量的红色文化遗产数字资源也将扩大红色文化资料的范围,为人文学科研究提供新的研究空间,拓宽红色文化的研究领域。本文认为红色文化遗产的人文化建设可从可视化分析和文本挖掘入手。

(1)红色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可视化分析

可视化技术可以将文本中复杂的或难以表达的内容以视觉符号的形式表达出来,为人们提供一种理解海量复杂文本的内容、结构和内在规律等信息的有效手段[15], 使人类视觉认知、关联、推理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可视化技术已成为帮助人们理解非结构化文本和发现其中所隐含知识的新方法与有效途径。依据红色文化遗产的特点,对其进行空间和时间信息可视化分析有利于我们对红色文化的梳理和了解。

空间信息可视化分析可主要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来处理、组织和显示红色文化遗产的位置分布、移动分析结果。时间信息可视化分析以不同红色文化遗产的相关时间发生时间为线索条件,在时间轴上呈现各红色革命事件的地理分布,方便研究人员分析该革命时期的历史事实、风俗面貌、社会文化及地理等的分布,可帮助研究者在大量的红色文化遗产中归纳一些共性、文化及历史,有助于红色文化、革命历史和地理环境的互动,以深度开发红色文化遗产中多元文化价值。

(2)红色文化遗产数字资源文本挖掘

文本挖掘,或称从文本数据库中发现知识,是指从大量文本集合中发现隐含的模式[16],是对大量文本进行特征提取、内容总结、分类聚类、关联分析、语义分析、词频分析等[17]。

这项工作通过对红色文化遗产的描述性特征和语义性特征进行元数据抽取,生成红色数字资源描述性语言,形成关于红色资源的简洁摘要和内容总结。在此基础上对文本内容进行分类,同类型资源整合聚类,在不同概念级别上将进行多层关联规则的挖掘,分析出不同词语之间的关联并找出一定的规律。词频分析是通过词频能挖掘出一些历史事实、风俗面貌、社会文化及地理等信息。单位词频越高说明语言表现得越明显,历史事实越突出,事件影响越大等,从而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一些规则和趋势。

[参 考 文 献]

[1]徐彤阳,贾翠淋.新加坡数字人文项目特点解析及启示[J].图书馆,2021,(12):39-46.

[2]曹学文.红色文化遗产及其开发利用研究[D].湘潭大学,2008.

[3]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J].当代广西,2021,(19):4-6.

[4]柯平,宫平.数字人文研究演化路径与热点领域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42(06):13-30.

[5]黄永林,谈国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1(02):49-55.

[6]关利革,孙玲玲.数字人文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整合及保护[J].办公自动化,2022,27(04):56-58.

[7]欧阳剑.面向数字人文研究的大规模古籍文本可视化分析与挖掘[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42(02):66-80.

[8]陆宇杰,许鑫,郭金龙.文本挖掘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典型应用述评[J].图书情报工作,2012,56(08):18-25.

[9]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9-15].

[10]李朋真,严丹,蔡迎春.红色文献数据库的建设现状及优化策略研究[J].高校图书馆工作,2022,42(01):29-36.

[11]Gao S,Newsam S D,Zhao L,et al.GeoAI 2019 workshop report: The 3rd ACM SIGSPATIAL International Workshopon GeoAI: AI for Geographic Knowledge Discovery[J]. SIGSPATIAL Special, 2020.

[12]Fayyad U M,Piatetsky-Shapiro G,Smyth P. From Data Mining to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C].Ai Magazine,1996:37-54.

[13]夏翠娟.面向人文研究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试论图书馆学对数字人文的方法论贡献[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3):24-37.

[14]沈浩,黄晓兰.大数据助力社会科学研究:挑战与创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8):13-18.

[15]唐家渝,刘知远,孙茂松.文本可视化研究综述[J].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2013,(3):273-285.

[16]黄晓斌,赵超.文本挖掘在网络舆情信息分析中的应用[J].情报科学,2009,27(01):94-99.

[17]Brin S. Extracting Patterns and Relations from the World Wide Web[C].In: Proc of Web DB Workshop.Valencia,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