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1922年汉阳铁厂罢工中的斗争策略与经验启示

2024-10-25 11:00

雷平, 乔秉睿


【作者机构】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    源】《工会理论研究》 2024年第2期


[摘 要]汉阳铁厂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在武汉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关注对象。早在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在汉阳铁厂开展调查研究,宣传引导工人觉醒并主动参与罢工斗争。1922年,汉阳铁厂工人在中共领导下罢工,此次罢工充分展现了中共灵活的斗争策略。中共抓住汉阳铁厂的生产命脉,动员关键部门工人罢工;及时处理工贼问题,团结动员工友;根据当局的“保护劳工”政策,宣传罢工斗争的合法性;借助工会组织,获得支持援助。这些举措呈现出汉阳铁厂罢工的动态过程。汉阳铁厂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的有益尝试,为后续工运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策略借鉴和经验启示。

[关键词]中共;汉阳铁厂;罢工;工运;组织动员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邓中夏曾言,在所有工业中心城市的早期罢工中,“首推武汉”。在武汉的罢工运动中,学界对1922年汉阳铁厂罢工的研究关注不多。既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围绕工运领导者及其工运动员活动展开的研究。其二,对中共领导汉冶萍工运整体情况的研究。其三,以武汉工运为中心,涉及汉阳铁厂罢工事件的研究。这些研究尚未揭示1922年汉阳铁厂罢工作为早期工运史事件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这次罢工在早期工人运动中具有典型意义。汉阳铁厂建立初期有数次小规模的罢工,但因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大都以失败告终。当武汉工人运动进入高潮阶段,中共组织扎根武汉,将汉阳铁厂作为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1922年7月,针对汉阳铁厂管理方联合军警查封工人俱乐部、逮捕工人事件,中共迅速反应,领导工人发动罢工,提出恢复工人俱乐部、释放被捕工人、赔偿停工损失等诉求,并通过控制工厂化铁炉、掌握生产命脉的方法与汉阳铁厂管理层进行多次交涉和斗争,最终取得了罢工的胜利。自此,汉阳铁厂工人运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中共早期在工业中心城市发动的罢工运动,汉阳铁厂罢工是怎样组织和动员的?这次罢工对武汉乃至全国的工人运动有何种影响?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尚无专门研究。本文运用湖北省档案馆未出版的汉冶萍公司档案,通过深入解读罢工事件中汉冶萍公司高层之间的往来函件,全面呈现1922年汉阳铁厂罢工事件的全貌,总结中共领导汉阳铁厂罢工的方法和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早期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和经验启示。

一、罢工前密切联系群众

近代中国,武汉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有着广泛的工人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到,“中国共产党在工会运动范围内,必须集中他的力量为产业工人的组合运动”,因此“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在工会中灌输阶级斗争精神……一切产业部门均应设立工人学校,以提高工人觉悟为基本方针,实现阶级觉醒”。决议同时指出,工会的领导者和工运“先锋”应当认识到工会自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作为领导者,应竭尽所能地教育工会会员,以工会运动的实际经验为课程,发展工人们的阶级自觉。据此,自1920年起,武汉许多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创办工人夜校、互助社、工人俱乐部,翻译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并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宣传进步思想,充分发动群众。中共通过深入工厂、谈心动员、开展教育、建立组织等各种方式,在武汉逐渐建立起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一,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培养工运骨干,扩大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全国劳动大会呼吁:“组织工人是要用这个阶级的组织力做奋斗工作,以改良我们的状况。”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工人团体,加强工人联络,使一些工人参与到革命工作中来,逐渐成长为工运领导人,如包惠僧、项英、许白昊等。汉阳铁厂罢工的重要领导者项英说道:“我第一次是从一个智识分子那里听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人跑来和我谈话,而且要和工人们联络,他对我很有影响。”五四运动后,项英参加了工人夜校,在这里他接触到一些发动工运斗争的知识,为领导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向负责人表示愿意从事工人动员工作,为工人阶级的翻身解放而斗争。汉阳铁厂罢工的另一位领导人许白昊,1921年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过在书记部的历练与学习,系统地掌握了工人斗争的知识,积累了工人动员的实践经验。1922年,许白昊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提出《铲除工界虎伥案》,针对破坏罢工和压迫工人的工贼提出应对方略。该提案在会上引起热烈讨论,为动员工人对抗工贼提供了方案。

其二,深入工人群众开展调查和动员工作,拉近与工人的距离。武汉工运领导人包惠僧为调查工人的生产状况和生活环境,曾深入汉阳铁厂等武汉的各大工厂,对工人的工作环境、生存条件、工薪情况等展开摸排。1921年,他写下《我对于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一文,详细描述了武汉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援助工人和动员工人的办法。他的调查显示:“武汉底工厂,少五六百以上,多则一万有奇,人数不能说不多,团体不能说不大;但他们总是受制于资本家,受种种不平等的待遇。”基于武汉劳工群体规模大、处境困苦的状况,他指出动员工人要从劳工教育着手:“第一,是劳动界有觉悟的人,自己发起,设立劳工学校。第二,要知识阶级的人,本着良心上的主张,去援助劳动阶级,或是组织劳工学校,或是向劳工们演讲,增进他们的知识,促醒他们的觉悟。”汉阳铁厂工人工薪微薄、生活苦闷、劳动强度大,具备较为充分的工运群众基础。许白昊到汉阳铁厂后,深入车间,与工人打成一片。他指出动员工人应循序渐进,从开展劳工教育,设立劳工学校,组建工人俱乐部,联合工人推行劳动组合等几个方面逐步实施。1922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关注到汉阳铁厂的动员工作,他和许白昊白天走巷串户,同工人谈心交心,关心工人的生活状况,与工人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动员考察,他们发展了诸多积极分子,为中共动员汉阳铁厂工人罢工培养了力量。

其三,成立工人夜校、工人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开展宣传教育。工人夜校是中共组织产业工会、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组织。“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工人夜校以劳工教育的形式加深与工人的联系,潜移默化地培养工人的革命意识。董必武指出:“我们大多是知识分子,穿着长袍不好到工人中,我们就到厂里去办夜校,或通过访问学生家长,或通过同乡、亲戚朋友的介绍到纱厂去,到铁路上去,到码头上去,到黄包车工人中去,找工人谈心,讲解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许白昊灵活应用早年在工业学校学到的知识,顺利融入汉阳铁厂工人之中,并在此创办劳工学校和工人识字班,开展劳工文化教育,使工人们认识到工人是一个整体,应当团结一致、相互支持,为动员工人、发动罢工打下思想基础。汉阳铁厂工人组织的建立,为工人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场所,缓解了“工作太苦,他们烦闷的情绪,无从发泄”的情况。工人们为规避审查,顺利推进宣传工作,对工人组织进行了伪装。“租用在湖北警察厅背后的一座房子作为小组碰头地点。为了避免敌人的注视,挂起了律师的招牌。”中共建立工人组织,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主要目的应为教育工人,使其在实践中能够实现共产党的思想”。通过工人组织开展的教育活动,工人的自觉斗争意识逐渐提升,在恶劣工作环境中积累的苦闷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解,增强了中共与工人群体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是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建立的公开活动的组织,常举办读书会、讲演会进行宣传动员,关注实际斗争,由董必武、陈潭秋负责。董必武认为,读书会应当深入工人之中了解工人的生活情况,把学习革命理论与从事革命活动结合起来,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二、罢工中采取灵活斗争策略

20世纪初,武汉工业发展迅速,各领域的产业工人迅速增长。“20世纪初的前10年,钢铁、纺织工业、火柴行业工人数量分别为7444人、4720人、1965人,占统计总量19029人的39.1%、24.8%、10.3%。”武汉近代产业工人的生存状况十分艰苦,劳动时间长,劳动收入低,工作环境恶劣。“汉阳的钢铁厂是中国唯一的大铁厂”,汉阳铁厂工人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工运重点动员的对象。

汉阳铁厂曾发生过数次小规模的罢工事件,五四运动之后,各类罢工事件频频出现。1920年,汉冶萍公司高层在给厂长吴健的信中提到,“化铁炉长工加价情形紧张”,“制钢股拉钢厂一部分工人于昨日罢工”。在这些罢工事件中,厂方大多与工人周旋,承诺加薪,可实际执行时却打了折扣。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工人的罢工目标并不明确。厂方一句“加工价一层仅有商量余地”这样模棱两可的承诺,工人就停止罢工,结果承诺成为空谈。罢工过程艰辛,却收效甚微,大多以失败告终。

1922年7月,汉阳铁厂在中共领导下爆发了罢工事件。此次罢工以军警查封汉阳铁厂工人俱乐部为导火线。汉阳铁厂厂长吴健认为遍设工人俱乐部是武汉工人罢工形成联合之势的铺垫工作。他向汉冶萍总公司汇报:“窥其计画之第一步在遍设俱乐部于武汉,先各厂而后兵工厂,一俟各处成立……即可以各厂同时罢工以为要挟,将来一声号令能使全省或全国同时罢工,其谋甚深,其计甚狡也。”故汉阳铁厂高层得到工人组建俱乐部的消息后,联络军警查封了工人俱乐部。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对强制关闭工人俱乐部、关押俱乐部成员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保障工人应有的薪资待遇和集会、学习、娱乐的权利,提出六条意在提高工薪和福利待遇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汉阳铁厂工人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坚持罢工四天之后取得了胜利。

其一,抓住汉阳铁厂生产命脉,重点动员化铁股工人。化铁股是汉阳铁厂下属八个部门中最关键的一个,承担着熔化生铁以供铸铁的重要职能,对生产环境和操作流程的要求非常严格。鼓风化铁炉不能停,一旦停炉,只要数天,待炉腔内冷却下来,化铁炉就基本报废,对工厂来说是巨大的损失,直接影响生产经营。化铁炉需要工人轮班不停地盯着运转,故化铁炉工人承担着更加繁重的工作。许白昊、项英等工运领导人注意到化铁炉的特殊性和化铁炉工人的艰辛,重点动员化铁股工人罢工,将汉阳铁厂的生产命脉紧紧握在手上。许白昊充分运用之前开展劳工教育的经验,深入工人群众,参与工业生产,凭借早年学习的机械技术和与武汉方言相似的家乡话,成功获取了工人的信任。1922年7月22日,汉阳铁厂工人在中共领导下全体罢工,其中化铁股工人罢工给厂方带来很大困扰。厂长吴健在呈给汉冶萍总公司的函件中提到,“忽然停罢,殊令我痛苦不堪”,“化铁炉工程重要,不堪停闭”。吴健认为“化铁炉性命操之长工殊非长策”,提出变更之法。但是,裁减工人不能顺利进行,“只以经济问题未克改良致累次受其要挟”。厂方也尝试更换长工,以冶厂工人替换罢工的汉阳铁厂工人,但因两厂设备有所不同,冶厂新来的工人不能适应汉阳铁厂化铁炉的操作,此举不了了之。汉阳铁厂难以摆脱工人对化铁炉的掌控,面对罢工只能正视工人提出的要求,工人在谈判中占据了优势。在此次斗争中,罢工领导人把握住了汉阳铁厂生产的关键,高效地动员工人,极大地提升了罢工成效。

其二,果断打倒“工贼”,团结工友罢工。工贼是指,在罢工过程中因厂方的劝说利诱而放弃斗争,站到罢工对立面的少部分工人。在此次汉阳铁厂罢工中,一个叫“韩老三”(本名韩受礼)的工头被汉阳铁厂管理层金钱收买,偷偷上工维持化铁炉正常运行,以致厂方有恃无恐,严重阻碍了罢工的顺利推进。项英、许白昊等罢工领导人认识到,工贼必须打倒,才能使罢工正常进行。对待工贼和工友的策略要注意区分,“对待工贼不能太文,对待工友们不能太武,以免引起日后的不和气”。于是,这次罢工打出了“打倒工贼韩老三”的标语,将矛头直指领头的工贼,并将口号做成横幅和各种宣传报贴在工厂各处,发动工人打倒韩受礼。工人们积极响应,韩受礼被罢工的工人围堵,不敢再偷偷上工,化铁炉便彻底掌握在罢工的工人手中了。

其三,巧妙利用当局“保护劳工”的口号,宣传罢工斗争的合法性。当时武汉的军阀吴佩孚、萧耀南还标举着所谓“保护劳工”的招牌,这对发动罢工斗争较为有利。许白昊等罢工领导人借助这个政策深入汉阳铁厂,不畏酷暑,在工棚中、炼铁炉前,对工人进行深入的宣传,严密地组织工人,培养出一批积极分子。《汉阳钢铁厂全体工人罢工宣言》称:“组织俱乐部,以谋联络感情,互相辅助,事前已通知工厂及警署,并请各界参观成立会。”他们广泛宣传工人俱乐部具有合法性,并动员工人对结社自由进行维护,“同胞们、工友们,我们犯了什么法……约法所定的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在哪里”。借助当时的政策,罢工领导人建立起工人对俱乐部的认可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充分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开展动员。

其四,积极团结各类工人组织展开动员,为罢工工人提供生活保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听闻汉阳铁厂罢工后,其机关报《工人周刊》印发汉阳铁厂《罢工特号专刊》,对此次罢工进行详尽报道,并发表《宣言》,动员全国工人对汉阳铁厂罢工予以支持。《宣言》称:“由各地工人捐款支持汉阳钢铁厂的罢工,直至他们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倘若仍然不能屈服资本家和军警,各地工会或通告工人举行同情大罢工。”各地工人纷纷响应捐助,为汉阳铁厂工人解决了后顾之忧。此前汉阳铁厂罢工失败多有经济原因,工人罢工则失去生活来源,许多工人难以长期坚持斗争而被迫放弃。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动员,增强了各地工人的凝聚力,各地工人的声援为汉阳铁厂工人提供了生活保障,增强了斗争信心。武汉工团联合会也加入对罢工的援助,提出:“我们武汉工团本于工人一体主义,组织临时联合委员会,以为钢铁厂工友后援。我们现在尽力的帮助,到紧要的时候,我们愿取一致的行动,誓必达到目的而后止。”这种公开的支持援助,缓解了工人罢工期间的生存压力,让工人罢工斗争的信心更加坚定。

最终,此次汉阳铁厂罢工取得了胜利,工人成立了汉阳铁厂工会。中共在《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强调:“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益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机关,因为劳动者是创造各种物品者,所以劳动者应该享受劳动所创的东西。”以该决议为基础,汉阳铁厂工会为进一步保障工人的利益,在工伤医疗、工作假期、工薪水平、工人教育等方面与汉阳铁厂展开了持续斗争。针对以往“因工受伤之工人仅给半薪”的情况,工会提出工伤补偿应当建立相应的规则,要求工厂以卫生股验单作为凭证给予工人报销和补偿,治疗期间应当按照原工薪发工资。针对工人高强度的劳动,工会指出“不休息而精力有限,非休息不能恢复,欲休息而衣食无着,愈休息而愈难生活”,因此应当保障工人适时休息的权益,“要求工厂对于星期例假(增加元宵、端午、中秋)应停工休息”。为防止工人的生路为各领工和工头所掌控,进而受其压迫,工会提倡以技用人,按劳分配,提出“以工等为奖励研究工艺计”,要求规范工人晋升途径,“升补工匠,须按级提升”。工会参与工人的管理和升补,使工人的劳动成果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工会认识到:“工人工作能力之高低,全赖智识之高低为转移。”为保障工人接受教育,提升认识水平和工作技能,工会向汉阳铁厂提出开办工人学校,恳请“拨给房屋所,作工人开办补习学习之用”。开办工人学校主要是为了提升工人觉悟,方便组织发展,客观上也给工人提供了工作之余提升自我和休闲的场所。

综上所述,1922年汉阳铁厂罢工能够取得胜利,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灵活斗争的策略:抓住生产命脉,动员关键部门工人参与罢工;及时处理工贼问题,团结动员工友;根据当局政策,宣传罢工斗争的合法性;借助工会组织,获得支持援助。“汉阳钢铁厂罢工的胜利,标志着武汉工人运动进入到新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汉阳铁厂工会不断帮助工人争取各项劳动权益。尽管由工会提出的福利政策最终没有得到全面落实,但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汉阳铁厂工人的待遇,为今后武汉各产业工会的发展和权益争取提供了实例。

三、汉阳铁厂罢工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地方建立组织和工人团体后,对工人进行劳动教育和革命启蒙,工人才真正被动员起来,罢工以组织为基点,由点及面形成工运浪潮。之前的罢工没有党的领导,工人斗争目标不明确,行动散漫,多以失败告终,很难形成有影响力的浪潮,是短暂的、停滞的。1922年汉阳铁厂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城市推进革命事业、开展工人运动的有益尝试,为后续工运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策略借鉴和经验启示。

其一,注重采用合法化的斗争渠道。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为收买人心,发布了“保护劳工”通电。通电指出:“劳动既为社会实力之中坚,其保护待遇,尤不能不具确定之保障。”时任湖北督军的萧耀南与吴佩孚有着深厚的交情,竭力维护直系军阀在鄂的统治,故打出“保护劳工”的口号。项英、许白昊等罢工领导人灵活利用该政策,将劳工权益的维护放在政策背景中,强调劳工维权受地方政策保护,宣传罢工斗争的合法性以及俱乐部建立程序的合规性。

其二,制定合理的斗争目标。辛亥革命前夕,武汉工业集中,工厂林立,“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近代工业格局”已经形成。汉阳铁厂“东南与武昌隔江相望,北滨汉江与汉口闹市对峙,南靠大别山麓,西临汉阳兵工厂”,受湖北督军严密监管,故开展罢工需讲求策略。汉阳铁厂“因苦力、小工过多,每日所得工资又很微,所以厂内特设两个饭厅,伙食较厂外便宜,每日五十文”。工人生活艰苦,只可勉力生存。结合化铁炉工人的情形可知,工资微薄仅是工人苦难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繁重的工作量。因此,汉阳铁厂罢工提出的要求大多侧重福利和政治方面,如节假日休息,“对于星期例假(增加元宵、端午、中秋)应停工休息,照给原额工资”,工伤补贴,“因工伤不能正常工作时,应照原工资予以相当职业”,以及工会组织的合法性等。罢工斗争的目标根据汉阳铁厂的具体情况制定,在要求提高工薪的同时,着重保护工人休息娱乐的权益。

其三,充分发挥组织化的效用。汉阳铁厂罢工能够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展现了党组织的力量。罢工胜利后,许白昊被工人推选为汉阳铁厂工会委员长。他将工人运动工作与组织建设工作相结合,“在汉阳培养、介绍数名工人积极分子入党,并于1922年冬成立了汉阳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汉阳组”。加入党组织的工人得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为武汉地区工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许白昊运用和发展汉阳铁厂罢工的斗争经验,“参加领导汉口人力车工人、英美烟厂工人、电厂工人、火柴厂工人的经济罢工”,积极带领武汉多个行业开展经济斗争。同时,他领导成立了各种工人组织,如武汉工人代表会、中共武汉轮驳工会、武汉总工会等,将组织化的效用扩大到整个武汉地区。

其四,扩大声势形成联动格局。全国工人运动应当看作一个整体性的事业,各地对开展罢工事业的同志予以支持。在汉阳铁厂罢工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工会组织的作用和优势,罢工得到各地工人的支持援助。随后,汉阳铁厂工会积极声援各地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汉阳铁厂工会立即罢工声援:“京汉铁路江岸全体工友被万恶军阀非法杀戮……我全体工人决以死力反抗。”除了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声援之外,以汉冶萍总工会为首的各工会组织积极动员工厂工人维护自身权益。汉冶萍公司高层的往来函件有“各工会遍布传单,有专向资本家宣战等语,意在推翻”的记载,其中“向资本家宣战”可能存在汉冶萍公司视角的解读,但仍可窥见其中的阶级立场。可见,此时的工人动员已经具有了明确的政治导向,意在以武汉为基点,扩大影响力。联动性联结着革命性,汉冶萍公司往来电函中写道:“汉冶萍厂矿、轮驳工人暗潮已成一致……条件是名,革命是实。”管理层对工人罢工浪潮的忌惮,正是由于其感受到了工人革命的力量。

1922年汉阳铁厂罢工是工业中心城市企业工人运动的典型,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承接1921年汉口人力车夫罢工的余韵,激励和鼓舞了粤汉铁路大罢工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为武汉及其他城市工运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启示。邓中夏总结武汉工运时指出:“汉阳铁厂是汉冶萍公司之一部,是武汉两大五金工厂之一,在武汉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势力。”汉阳铁厂罢工的胜利增强了工人对工人运动的信心,加深了工人对依靠工会维护自身权益的认识。罢工胜利后,武汉许多产业工会接续成立,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会组织的凝聚力,扩大了当时中共在城市的影响力。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简称省工联)的正式建立,使工会发展呈蓬勃之势。“工会运动更加突飞猛进地发展。到12月,参加省工联的工会达27个,会员有4.8万余人。”为庆祝省工联成立,武汉工人举行了近万人的庆祝活动。工人高举写有“劳工神圣”“承认苏维埃俄罗斯”“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要求普遍选举”“劳动立法”“男女平权”等的标语上街游行。武汉工人积极活跃的状态体现出对省工联、产业工会和工会运动的信心和认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会运动中里程碑式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