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孟达
【作者机构】温州城市大学
【来 源】《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年第3期
对于学术流派与冠名地之间的联系,研究者往往更多关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而较少探讨后者在前者的产生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关于永嘉学派与温州地域文化的研究,目前亦较多呈现此种单向度的结构。本文通过多向度视角,深入剖析永嘉学派与温州地域文化的交互关联,特别是,全面呈现二者相互作用的阶段性成果及其历时性积累共同作用于温州人文精神形成的机理,以期揭示两者之间依赖性极强的高耦合性特征。
永嘉学派诞生于南宋温州而非他时他地,绝非偶然。彼时的温州,文化领域偏弱的禀赋已得到弥补,并且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夯实了形成永嘉学派思想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主观人文心理等软硬件基础。可以说,在南宋时期的各主要城市中,只有温州兼具了形成永嘉学派思想的关键因素,才使得这一儒学流派能够横空出世。
温州虽早在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即已设郡,但直到北宋初年,六七百年间发展迟滞,人文疏淡,在中国文化史中近乎透明。远离政治中心,处于中原文化波漾圈的末梢,加之开发较晚,人烟稀少,种种不利因素使这一较长时期的温州在文化层面晚熟而孱弱。一直到北宋中叶,情况才有较大的改观,而宋室南渡之后,温州的人文环境变化巨大,文化内涵得到提升。
首先,宋高宗驻跸提高了温州的政治地位。一个偏居东南海隅的边远之地,突然间得皇帝驾幸,达官贵人纷至沓来,连太庙都临时设在这里,虽然前后一共才55 天,却极大改变了此后百余年温州这方土地的命运。温州被高宗当作中兴“福地”,政治地位提高到仅次于行都与辅郡的“次辅郡”。高宗一生给江心屿上的普寂禅院及后来的龙翔兴庆禅寺发了八道敕(圣旨),在他驾崩后,继任者孝宗降旨把江心寺奉为“高宗皇帝道场”。皇帝的恩威提升了温州的声望,加上后来不少权臣如韩肖胄、范宗尹、秦桧、李光等在政治斗争中栖身温州,把温州作为蛰伏地或跳板,这些都给温州带来意想不到的政治和文化资本,也为温州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南宋初年,温州发展迅猛,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绍兴六年(1136),李光在《知温州到任谢表》里描述了他眼前的温州:“惟东嘉之胜壤,乃越绝之奥区。当海表之襟喉,为行都之屏翰。暂安九庙,有香火之具严;尝驻六龙,觉山川之增壮。”[1] 他所见到的温州,因为“尝驻六龙”,有了帝王之气的加持,且经过数年建设,已经完全从叶适笔下“僻远下州,见闻最晚”[2]598 的格局中脱胎而出,成为行都的次辅,“山川增壮”了。
其次,宋室南渡为温州带来大量高素质人口。金兵掳去北宋末两任皇帝,也制造了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中原地区众多百姓跟随流亡的朝廷仓皇南下,如史料所载:“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3]2909东南沿海地区是此次人口迁移运动的主要承接地,温州在这期间接纳了大量南下人口。“北宋崇宁元年(1102),温州有户119 640,口262 710;至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温州户增至170 035,口增至910 657,七八十年间,人口增加数倍。”[4] 短短数十年,温州从名不见经传的边远小城,成长为人烟阜盛的大都市。这些在战火中涌入温州的北方人,不乏宗室贵戚、富商巨贾和文人学士,像叶适所说:“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2]564数量庞大的移民除了带来丰沛的劳动力,还大大提高了温州当地的人口素养,促进经济繁荣与教育进步,为整个南宋时期温州地区的科举成功打下深厚的基础。据雍正《浙江通志》数据,南宋时期浙江各州进士人数共5 726人,其中温州有1 107人,占近五分之一。骄人的成绩背后是值得称道的“温多士,为东南最”[5]2496 “人物满东瓯”[6] 的盛况。毫无疑问,从南宋初年开始,温州不再是国家的文化边缘地带,而逐渐成为有全国影响的文化中心之一了。
北宋之前的温州虽长时间处于偏远与落后状态,但居民并非都是蒙昧无知未开化的蛮夷之族。温州民间其实一直有着尊儒重文的传统,这从百姓对曾任永嘉太守的王羲之与谢灵运的尊崇可见一斑。北宋仁宗朝与神宗朝,温州的社会经济已有所发展,许多士人有了机会远赴中原地区求学问道,如著名的“皇祐三先生”和“元丰九先生”,在嗣后温州本土文化的发展中既担负起桥梁的重任,又扮演了开拓者的角色。他们先是负笈汴京、伊洛等地学习儒家文化,继而回乡建立书院,设塾讲学,使儒家文化在温州广为传播。在数量众多的书院、学宫的耕耘下,加上政治中心南移、省试解额增加等有利因素,到南宋时期,温州的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科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从高宗朝开始,南宋官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温州士大夫群体,这些科举优胜者取得个人的成功之后,效仿“皇祐三先生”与“元丰九先生”,热衷于反哺家乡的教育事业,设帐讲学,提掖后生。永嘉学派的核心人物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等人,既是这种风气的受益者,又是忠实的践行者。薛季宣是永嘉学派的实际缔造者,他开创了制度新学,又专注研究事功之学。据宋史记载,陈傅良年轻时求学于薛季宣:“当是时,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而得季宣之学为多。”[3]1186 并且在薛季宣身故后继续弘扬他的事功学说。而叶适跟陈傅良也有师承关系:“余为儿,嬉同县林元章家。……诸子自刻琢,聘请陈君举为师,一州文士毕至。”[7]311 二人的师生情谊延续了四十年。叶适在《陈(傅良)公墓志铭》中说:“公葬四年,吏部侍郎蔡公行之始状其行于太史。行之从公蚤,载之详。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故摭其平生大指,刻于墓上,以记余之哀思,而行之已载者,不复述也。”[7]300-301 对老师的深厚情感溢于言表。正是沿着这样一条前贤提掖后学的路线,以薛、陈、叶诸子为代表的温州士人眼中并不全都是科举功名,他们前学后继,推陈出新,数代士人累积沉淀,薪火相传,最终汇聚成集体智慧,结出了永嘉学派这颗硕果。
叶适另一段话更形象说明了温州士人的特立之处:“余观自古尧、舜旧都, 鲁、卫故国,莫不因前代师友之教,流风相接,使其后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远下州,见闻最晚;而九人者,乃能违志开道,蔚为之前,岂非俊豪先觉之士也哉?然百余年间,绪言遗论,稍已坠失,而吾侪浅陋,不及识知者多矣。幸其犹有存者,岂不可为之勤重玩绎之欤?”[2]598 他对乡贤的仰慕与赓续,前溯至“元丰九先生”,对这些前贤在乡邦文化与教育事业上的卓著贡献的谢忱溢于言表,把继承他们的遗志作为自己当仁不让的职责。由此观之,永嘉诸子探求学问,并不纯为一己之私,其胸襟之豪迈,担当之果敢,直追先秦诸贤。唯有在这样一个知耻后勇、崇文尚学的地方,也唯有这样一群心系桑梓、以弘扬师辈学说为己任的士人,才能成就永嘉学派这样的集体智慧结晶。
宋室南渡给温州带来大量人口,温州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本就有限,骤然涌入的移民促使温州社会形态产生巨大的变革,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大批人口从农业分流出来,手工业者剧增,商业比重加大。
温州耕地面积狭小,土质也较不适合传统农业作物的种植,这个问题,陈谦早在南宋时期就有过研究:“温居涂泥斥卤,土薄艰艺,民勤于力而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纴工,不宜粟麦而粳稻足,不宜漆而器用备。”[8] 农业收入微薄,且土地有限,迫使许多人转行谋生,学会一些实用的手艺,制作各种生活用品,使温州形成许多传统产业,进而一步步变成“百工之乡”。南宋以来温州的漆器、瓷器、造纸业、丝织业、造船业、制盐业均十分发达,尤其是漆器,两宋时期就已被誉为天下第一,成为皇家贡品。
“其货纤靡,其人善贾”,手工业发达带动商品流通业的繁荣。在物流以水运为主的古代社会,温州畅通的水系和沿海的地理弥补了区位偏远的劣势,古人对此也有较中肯的认识:“府东界巨海,西际重山,利兼水陆,推为沃壤。且与闽为邻郊,扬帆振辔,分道南下,是扼八闽之吭,而拊其背也。”[9]温州域内多河流,水运便利,加上造船业发达,每年能够打造数百艘船只,因此商品运输四通八达,瓷器、漆器、海盐等产品远销各地,使温州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同时,瓯江直通东海,以至太平洋,利于温州开展海上贸易。
南宋初年,朝廷在温州设立了“市舶务”,专事海洋贸易与对外通商。2022 年9 月28 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发布了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发掘重要成果。据报告,该遗址规模庞大、体系完整,为国内外罕见,是国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遗址之一,它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港的繁荣景象。该遗址出土了沉船、瓷片、漆木器等遗物,各类遗存年代跨度从北宋延续至民国,以宋元为主。出土遗物中,有两艘沉船,一艘为20米长南宋福船,船身断裂但结构仍较完整,这种福建造木帆船,适合远洋航行,遗物还包括大量宋元龙泉瓷碎片,这种瓷器当时普遍外销。这反映出以龙泉瓷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曾从温州入海、行销世界。2023年3月28日,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结果揭晓,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入选。专家点评,该遗址水陆相连、江海一体,是迄今为止海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考古成果与历史材料两相印证,证实温州自南宋以来商业贸易极为发达,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千年商港”的称号实至名归。
温州繁华“商港”的城市形态,为生活在南宋中前期的永嘉薛、陈、叶诸子深入研究社会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经济和人文土壤。如前所述,手工业与商业从业者在社会各阶层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舍本逐末”的行为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正面且重大的意义。这样的现实,迫使永嘉诸子尤其是叶适深入思考“本”与“末”的关系,重新审视商业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也为其后的永嘉学说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田野资料支撑。
在南宋初年儒学各流派中,程朱理学的影响是最大的,虽未形成绝对的垄断,但对其他各学派的思想无疑起着引领的作用。然而,以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诸子,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却形成了与程朱理学截然不同的观点。
首先,永嘉学派建立了“道器相融”的“宇宙本体论”。
程朱理学严格区分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概念。在程颐看来,“形而上者之道”,是超越时空而永存的理;“形而下者之器”,是在时空的具体的事物,他非常注重形上形下之分。朱熹进一步阐述:“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10]2421 理学把道与器、理与事、一般与特殊加以“形而上”和“形而下”分别的做法,永嘉诸子均存异议。薛季宣在《答陈同甫书》中说:“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11] 《朱子语类》中有曹器远转述陈傅良的一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便有道,不是两样。”[10]2896叶适的观点也与两人类似:“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12]702 三人的观点可用“道在器中”“道不离器”来概括。他们都反对“理”先于“物”存在的说法,也不同意“理”凌驾于“物”之上,而认为“理”就在“物”中,“物在道在”,二者浑然一体。
永嘉诸子否定了理学宇宙本体论的基本命题,提出自己的认识论。这在当时并非易事,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权威,这样做往往意味着冒犯了权威。
其次,永嘉诸子提出“义利并举”的新型“义利观”。
朱熹在“王霸义利之辨”中对陈亮说:“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13]1592 他认为治国平天下之“理”,“三代”时即已存在,能不能实行,全在于执政之人。“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13]1602 朱熹把古代先王的“王道”与后世帝王的“霸道”的区别定位在对“义”与“利”的取舍上。他屡次批判陈、叶等人解《春秋》《左传》是为了利而忘了义:“永嘉学问专去利害上计较……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10]988
对于朱熹所引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讲其功”的说法,叶适这样评论道:“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12]324 跟反对理学“道器分离”“空谈心性”的做法一样,这里他批判离开功利谈道义,是虚伪之举。他说,“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这句话的实质,清初黄宗羲解释为“出于公者即为义,出于私者即为私”[14]。他对永嘉学派有一段较为公允的说法:“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5]1696
叶适对于程朱学说的反对力度在永嘉诸子中是最大的,他与程学“决非一般问题上的有别,而是根本方向上的相异”[15]。他极力反对朝廷偏安一隅的做法,主张用武力恢复中原;主张改革兵制,节流增收;主张改革弊政,减轻赋税,大力批判重农抑商、厚本抑末的思想;提出“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12]273。叶适这些主张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使民众得到生存的保障,使国家能够摆脱内忧外患的命运,这无疑是站在“义”的一方。
永嘉诸子反对理学“道器分离”的观点,反对道学家“以义抑利”的做法,主张“以义和利”“义利并举”,提倡“事功”“务实”,这些思想为后世温州的人文精神奠定了基础。
当濂洛关闽形成一脉相承的理学道统,程朱学说正式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主导了南宋及此后数百年儒学治学方向之后,与程朱理学有诸多扞格的永嘉之学,最终趋于边缘化并走向没落。晚清时期,以孙衣言和孙锵鸣等为代表的温州士人经过不懈努力,编录《瓯海轶闻》五十八卷,撰写了《陈文节公年谱》和《周行己年谱考略》,点校整理了《永嘉丛书》,编撰了《温州经籍志》三十六卷,使永嘉学派的著作得以重新进入世人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温州学者积极弘扬永嘉学派思想,并在现实中身体力行,这当中最杰出的代表当属朴学大师孙诒让。父辈为永嘉之学的复兴做好了文本整理、理论重申等工作,而孙诒让的贡献更多在于将永嘉学的“事功之说”付诸行动。
早年的孙诒让潜心于朴学研究,学问广博精深,著述丰硕,《周礼正义》是其用力最久最深的作品,被经学家推为清代经学殿军之作。孙诒让治《周礼》,除了训诂考据之外,更有个人抱负寄予其中:“私念今之大患,在于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阏不能相通。……然则处今日而论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经。”[16] 他认为《周礼》是先圣治国的典章大全和百科全书,里面汇聚了先王时期的所有理想制度,可用于当今时代政治制度改革的依据:“周代法制所总萃,闳章缛典,经曲毕晐。”[17] 孙诒让这一思想显然深受薛季宣的“制度新学”影响,他希望通过经学的研究,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然而在君主专政体制下,孙诒让的政治理想注定要碰壁。中日甲午海战的悲惨结局和《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的条文,使孙诒让悲愤交加并心灰意冷。光绪二十四年(1898)后,朝廷下诏开经济特科,陈宝箴、端方、张之洞等大臣多次推荐孙诒让,但孙诒让坚辞不就。戊戌变法的失败更沉重地打击了孙诒让,他的从政热情更加冷淡,治经学的兴趣也日渐阑珊。这个时期,他深入反思了传统儒学在当时的作为,给维新派人士汪康年的信里说道:“诒让章句腐儒……虽少治旧学,略窥一二,而刍狗已陈,屠龙无用,实不足以应时需。”[18] 自称“腐儒”,说“刍狗已陈,屠龙无用”,不能“应时需”,显见对旧学已完全没有信心。这时他找到了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办教育。从1896 年开始,孙诒让创办或支持创办瑞平化学堂、理化讲习所、温州蚕学馆、瑞安学计馆、博物讲习所、瑞安方言馆、温处暑期艺术讲习所等20 多所各级各类的学校,办学目的是“应时需”,教育救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除了在教育领域开疆辟土,创办多所学校,担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浙江省学务议绅、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等职,孙诒让还在实业界有诸多贡献。1897年上海务农会创设后,孙诒让又参加了黄绍箕发起组织的瑞安务农支会,集资购买土地,尝试种植湖桑瓯柑等作物;筹款创建蚕学馆,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法传授植桑养蚕,带动当地农民致富;1904年参加族人集股组建的富强矿务公司,聘请技术人员来温州办矿;1904 年六月支持项氏兄弟经营轮船公司,租船在上海与瑞安之间开辟航线。1905年,孙诒让担任瑞安商会总理。张謇在上海创办江浙渔业公司,请孙诒让出任副总经理,孙以瑞安的教育事务繁忙,固辞不就,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他在实业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瑞安孙氏从理论到行动努力践履经世致用、农商并重的“事功学说”,与此同时,温州知识界与实业界还有更多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如宋恕、陈黻宸、陈虬等。他们或倡变法,或办新学,或创实业。此后,温州社会重现重学、重商之风,由此涌现大批人文与科学领域的大家,如郑振铎、夏承焘、王起、夏鼐等社科学者,姜立夫、苏步青、谷超豪、伍献文等数学家与两院院士,同南宋时期书院林立、进士辈出的盛况遥相呼应。这些现象,肇始于永嘉先贤事功务实、尚学奋进之风在瓯越大地的回归,也为改革开放后温州经济的腾飞埋下了伏笔。
20 世纪80 年代初以来,温州涌现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创业故事,温州人的创业精神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1980年,关于姓“社”与姓“资”的问题还在全中国如火如荼地争论,19 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已经做了几年生意,在自家门口“开店”售卖纪念章、纽扣、手表表带等日用品。当年12 月11 日,章华妹领到了一份特殊的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10101 号,这是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的第一份,也是整个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章华妹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工商个体户”。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具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品质。
深入分析这些温州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其背后的人文精神其实都可以追溯到永嘉学派的思想。“以义和利”“义利并举”的上层建筑,差不多可以回答做点小生意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20世纪80 年代的温州城里,一些普通市民凭籍自己的认知,敢于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义”和“利”间作出恰当的选择,与数百年前永嘉先辈勇于挑战权威的精神一脉相承。而另一些普通人在类似于“事功”“务实”的理念支撑下,“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前店后厂”“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灵活姿态,正体现了黄宗羲所概括“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的永嘉学说的精髓所在。由此可见,打破权威、务实创新的精神走出永嘉先辈的线装书,走进瓯越百姓的头脑里,在温州具有普遍性,因此形成聚落文化,产生群体效应,最终成为温州地域文化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后温州经济率先腾飞,形成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和“温商现象”。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官网资料,今天的温州,民营经济占比高达“99999”(民营企业数量占温州企业的99.5%,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超过90%,工业增加值占到91.5%,从业人员占到92.9%,税收收入占到90%),温州民间的重商与创业风尚由此可见一斑。这是“事功”“务实”精神的最好写照。此外,温州人还充分发扬了“讲义不废利”的精神。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浙江城市慈善发展指数报告》,多年来温州城市慈善发展指数排名稳居全省前三,慈善捐赠、慈善基地等分项指数更是位居全省之首。
永嘉学派事功学说的践行初衷绝非为舍本逐末、追求利益,而是兼具崇文尚学、教化乡邦、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精神,后世的温州人则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些精神。
永嘉学派与温州的关系,跟一般学术流派与其冠名地之间的联系大为不同,两者之间的渊源,并非只是名称被冠以“永嘉”二字这么简单。
一方面,永嘉学派的命运,跟温州这一地域有着不可割裂的关联,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温州其地其人,就没有南宋时期永嘉学派的产生与发展,也没有没落之后在晚清时期的复兴。另一方面,永嘉学派虽然在当时及后世对国内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对温州地域的影响是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它给后世的温州人——无论精英还是平民,在人文精神方面打上了很深的烙印,这在学术流派与其冠名地的关系中是比较罕见的。
永嘉学派反对空谈心性,主张“事功”“务实”;反对“贵义贱利”,主张“以义和利”,并以实际行动经世致用地追求“公利”,这些思想在温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后世温州形成重商务实、讲义而不废利的地域人文精神。今天的温州,商业氛围浓厚,民营经济发达,既有遍布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温州商会”,也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70 多年而不熄的“红日亭精神”,永嘉学派“义利并举”的思想已经在瓯越大地深深扎下根来。
学因地生,地因学盛;血脉连通,命运与共。永嘉学派与温州地域文化在形成机制、思想内涵与社会影响上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呈现出极强的耦合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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