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筱才
【作者机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来 源】《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3期
区域史研究，在海外多年以前就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方向。1980 年后，此研究趋向在国内也引起较大回响，于当下更是蔚然成风。在地域案例选择上，浙江区域曾吸引较多研究者的关注。不过梳理早期历史学界对浙江历史的研究发现，温州貌似并非焦点。杭州等地在五六十年前就成为不少学者研究的重心[1]。温州本地学者一向对乡邦历史有研究的兴趣，至晚在1950 年就已经有编撰“乡土史”的计划[2]，且对温州民俗文化的研究亦颇有成就[3]。但学者出版有关温州近代历史的专著，可能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事。最近一二十年来，根据温州地方文献史料较高质量的整理成果、温州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时代初期的耀眼表现、温州华侨在海外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等因素，研究者对温州的兴趣甚浓[4]。在这种新形势下，2011 年，温州市政府邀请国内外专家修纂《温州通史》，使大规模的史料发掘成为可能，也使系统化的温州区域历史研究得以借此展开[5]。
1912 年，温州历史迈入一个新的时代。民国时期，温州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较大变化，其政治社会面貌与前代亦大相径庭。治史者既要关注区域历史的连续性，也要研究不同时代历史的差异性。
“变”与“不变”是治史者要去认真判断的。研究民国时期温州的历史，首先要弄清楚民国与前清之区别。只有写出从1912 年至1949 年这38 年中温州的“变”，才能定位“民国”在温州长时段历史中的意义，并且将这段历史与1949 年后的历史联系起来。若没有这个“变”，其后的历史可能也无法解释。
民国温州历史的“变”，首先当然表现在政治权力及行政系统更替上。所谓“王朝更替”“政权兴衰”之意义，在地方层面究竟如何体现，值得研究者去关注。辛亥革命后，温州地区行政当局的变化，基本与国家历史脉动保持一致。不过温州因地处浙闽交界，在军政地理方面有其特殊的地位。如1937 年之后，温州因其军事与经济上的战略地位，成为抗战的重要地区。
由于国家在地方进行统治的重心往往在于维持基层稳定，避免社会失序。因此，民国前期，当局比较重视与地方社会既有权力阶层的合作。但1927 年后，国家制度的管理力向底层社会的拓展渗透，使温州军政当局及党部与旧有富绅阶层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新旧派系分裂演化呈现出地方社会动荡剧烈的局面。当然，“大历史”在温州激荡起的浪花，又与当地本身早已存在的政治架构及社会特点密切相关，连续性是人们观察20 世纪历史时需要特别留意的。辛亥革命后，温州政府之所以一变再变，其背后与温州本地不同派系的分化有关，这种派系显非一日形成，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其或与长期的地域矛盾有关，或源于长期的地方利益争夺。
就政治层面而言，温州内部各县对于统治当局的意义在不同时期也有差异。按照1912 年颁布的浙江官俸等级草案，浙江省一等县共有18 个，其中温州有永嘉、瑞安、乐清、平阳4 县，而泰顺、玉环则被列为三等县[6]。这些县的经济条件不同，资源禀赋各异，人口数量相差也很大，因此，政府在这些县的统治策略也随之调整。永嘉、瑞安、乐清、平阳4 县成为征收赋税的重点，也自然最为官员关注。但在某些特殊时期，列为三等县的泰顺等也时常成为当局者目光的聚焦之地，其得失攸关政治大局的演化。可见，所谓“边地”有时也未必一直被忽视，其角色与政府阶段性的工作重心有关。
强调温州是浙江的“南疆”，并不表示当地是闭塞区域。晚清西潮澎湃，中国沿海地区先受波及。早在1876 年温州就被列为通商口岸，但从进出口的货物吞吐量来看，其兴盛当在民国时期[7]。沿海性对温州的经济发展影响较大。借地利之便，大量的舶来品被输入温州，许多浙南物产，尤其木材、木炭、明矾、纸张、纸伞、花席等，也被大量输出。同时，各种技术也从外国或上海等地被移植到温州，重塑了当地的产业形态。技术革命在晚清中国已经开始，进入民国，其于国人生活的各方面都带来重要的影响，尤其在经济方面更为显著。
从交通来看，民国时期温州的公路、轮船甚至航空运输均有较大的发展，加上电报、电话等通信系统的进步，使得温州与外埠乃至海外的联系更为便捷。沪温航线的发展，使温州成为上海重要的辐射港口之一，甚至有人直接将温州称为上海的“外埠”。温州与上海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航运班次的添设上看，从1910 年到1930 年，无论是客轮还是货轮，均可看到其存有数量的迅速上升[8]。行驶于沪温线的定期轮船，由最早只有招商局一家开驶的普济轮，到后来固定的两班客轮。之后，再到抗战最高峰，竟有各国轮船公司20 余家竞争于沪温航线这条黄金水道上。同时内河航轮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经营规模也越来越大。以温瑞塘河为例，1906 年，项芳兰、项湘藻兄弟购置小火轮经营从瑞安到永嘉的轮运航线，一开始其航速甚慢，由于沿途乘客上下船，全程要航行五六个小时，而到1917 年前后，快速航轮行驶时间已被压缩到三个多小时[9]。交通的演进，也使得温州港的市场辐射范围有所扩大，而抗战时更扩展到了江西、安徽以及更远的省份。全面抗战时期，温州与西南内陆的贸易有所增加；同时温州与香港的直接贸易额一度也在大幅上升。战时温州在商业贸易上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上海、香港等地与内陆物资交流的重要渠道，促使了各种现代制造工业的快速发展。战后，温州与台湾之间的直接贸易航线极为繁忙，甚至之后英国轮船公司也想开辟温州与欧洲的直航航线[10]，这从侧面说明温州港直接贸易额较以往都有所上升。
技术革命在动力方面的表现也很显著。传统动力主要来源于人力、畜力或天然水动力的运用。电力的使用，使许多传统产业出现新变化。如温州港木板贸易在民国时期迅速增多，这与机器锯板业的出现有关，背后则是柴油发电机开始被引进[11]。许多传统手工业也开始引进机器，如织席业出现较大规模的机械化制席厂。原来以农渔与手工业为主的经济，开始步入工农齐头并进的道路。电力的运用也使许多新型工业开始出现，如百好乳品厂、清明化工厂、光明火柴公司都为这类新式企业。温州的机器棉织业在民国时期也从无到有，甚至到战时已发展为数十家。处于东南沿海的温州在技术引进中无疑较内陆有更多优势。1938 年后，一些上海工厂纷纷迁至温州，便是较为明显的例子。温州本地的机器制造业在动力革命出现后也成为可能，如毓蒙铁工厂便是一个典型[12]。
温州与上海等通商大埠之间交通距离的缩短，现代通讯手段更为普及的应用，使民国时期温州金融业得以不断发展。温州于1920 年涌现出数家新式银行，与此同时钱庄业也仍然在其发展之中，如作家叶永烈的父亲叶志超曾担任经理的咸孚钱庄便是其中之一。温州人黄群开设的通易信托公司也一度成为中国信托业的佼佼者，不少温州人甚至把身家投进了这家企业。银行、钱庄业在数量增加的同时，还增设县级支行或办事处并引发风险。如1921 年，平阳吴天顺钱庄倒闭案在当地引发风潮；1934 年，通易倒闭案更是让许多本地投资者血本无归[13]。
经济结构上，地处滨海的特点对温州的影响较大。温州地处沿海，平原面积狭小，山区面积广大，其港口辐射区域以山林经济为主，而粮食种植区域面积有限。温州本地有较强的手工业传统，战前对外输出纸伞、土纸、木炭、明矾等土特产品，但到战时，由于机器工业的兴起，温州也开始向内陆输出各种工业制品，其产业形态与之前已经大不相同。温州与台湾的贸易，也从民间贸易走向大规模的官方贸易，这可从温州商人前往台湾人数的增多中看出。
沿海地区比内陆当然更容易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民国时期，温州外向型工业生产越来越多见。由于温州进出口贸易量的大幅上升，温州融入全球化的程度可能比人们原来设想的要更深。1921 年，日本发生大地震，日本人对温州木材及木炭的需求量迅速上升，这就使整个浙南地区的木材贸易升温[14]。砍伐量大量增加、林木种植面积扩大、山地价格上升，这种连锁变化是后人较难以想象的。国际行业相关人员也把温州视作是他们拓展中国市场的前哨之一。如民国时期，亚细亚火油公司与太古公司在温州业务竞争激烈。亚细亚在温州的煤油销售有长足的增长，因此将储油库从一个变成三个、四个，而清水埠的乡民可提高其租价，以共享利益。这种照明或燃料的革命，给浙南带来复杂的影响。如“拖洋油箱”事件从清末到战后愈演愈烈，每到闹米风潮发生时，从永嘉、瑞安到泰顺，城镇街道上都会冒出用来作为抗议警示符号的洋油箱[15]，这背后反映出煤油消费在浙南的普及。
温州的沿海优势在战时爆发性地表现出来。民国初年，温州在现代经济上似乎不如其他浙江沿海地区发达。与宁波、杭州相比较，温州的现代机器工业企业较少，手工业则沿袭传统经营模式。1937 年后，温州一度成为东南沿海唯一开放的港口，商业较为繁荣。温州不但在战时成为输出土产交换战略物资的重要枢纽，亦是从沿海向内陆输送工业品的主要基地，因此被时人称为中国抗战“东南生命线”的起点。随着进出口货物大量集中于温州，当地出现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温州当地许多人都卷入到工商业投资之领域，甚至一些偏远山村也成为区域性工业的生产中心。1941 年后，由于滇缅公路中断，从温州到西南的陆路货运线路，对当时的政府来讲变得更为重要。战时温州对上海与重庆有着重要贡献，如上海人没有燃料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从温州进口柴木与木炭，吴百亨的百好牛乳也成为重庆社会精英的消费品[16]。
由于地处沿海，温州民众从晚清开始就比内陆民众更倾向于外出谋生。当农民越来越难从土地耕种中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就不得不寻找种种出路。温台农民在民国初年曾争相从军当兵以图生计，出国谋生则是另外一种办法。民国初年，很多温州人前往日本做小生意，甚至在上海出现专门为之服务的包办公司。当然，去欧洲的人也有不少，如玉壶、丽岙等镇均是有名的华侨之乡。后来温州华侨也从海外将许多事物引进家乡，这在餐饮文化、产业模式等方面都有所体现。1920 年，上海报纸撰稿人已经发现，在一些偏远的温州乡村，可以碰到刚从欧洲回来的华侨商人，甚至还有已经嫁给温州华侨的欧洲女士[17]。中外交流越来越频繁，也是温州与欧洲直航成为战后重要议题的原因。由于出国人数上升，华侨资本开始反哺温州当地的市场。从温州城区的商业变化中可以看出，华侨在工商业的活跃身影。如“华大利”餐厅成为著名华侨创办的投资符号，甚至后来出现华侨专门做投资的厚康钱庄。温州人在民国时期已经开始的移民风潮，也是当代温州华侨在全球商贸、工业制造等领域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历史基础。
晚清开埠以后温州经济的成长，让本地商人拥有的资本到民国时期有了较大的增加。温州商业资本的本地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清代温州城里的主要商人来自福建等地，而本地商号相对较少，但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这种局面大为改观。到了战时，温州本地商帮力量似乎已超过甬帮与闽帮。这种变化的迹象也可从温州菜馆的变迁史中看到。1930 年后，温州名菜馆中，福建菜、宁波菜慢慢被本地菜馆与欧洲菜代替，这种变化真实反映了商业界势力强弱的嬗变。本地商业资本的活跃从平阳矾矿产权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平阳矾矿的主导权从宁波帮手上慢慢过渡到本地商人手上，是其对应商帮势力强弱的间接反映。本地人开设的钱庄与银行数量越来越多，如瓯海实业银行当是个典型。当然这种商业势力的变化，其背后与更多的温州人活跃在全国政经界有关。
民国之后，全国层面的政治剧变对温州地方社会的影响较大。新的政治格局下，权力精英的来源也发生了变化。辛亥革命爆发，留日学生与军校生成为温州地方政治转型的主要策动者。“五四”前后，在外地求学的温州籍大学生及本地学校师生渐渐在地方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永嘉新学会的成立便是其重要体现。1927 年后，建立在宗族社会基础上的乡绅制度，以及传统的官绅互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冲击[18]。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新兴社会势力不断涌现，给温州带来的社会影响非常明显。
1912 年后，结社自由得到国家的法律保障，各种团体也在温州涌现。如陈介石成立的民国新政社便是最早成立的带有政党性质的团体。1912 年10 月，民国新政社与外地的共和建设会、国民公会等一起合并组成新的政党，并由温州地方性社团演变为全国性政党[19]，这说明温州政治人物的活动在此时已经于全国发挥其重要作用。
进入民国以后，温州地方社会权力的竞争也开始变得更“近代化”或“政治化”。无论是国会议员或省、县地方议员的选举，还是政党在温分支机构的建立，都让地方社会更加融入国家政治架构。当这些新型政治架构出现时，地方人士为了获得选举胜利或在新的政治架构中获得一席之地，加入不同的派系或政党以利竞争，都是自然会发生之事。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的每一次选举活动，都伴随着当地或明或暗的斗争。为了取得选举胜利，并获得外部政治支援，温州地方士绅纷纷加入不同派系的政党。在温州，如瑞安项骧加入民社，乐清张云雷、平阳黄群等曾加入国民公会，平阳刘绍宽等人则组织共和党支部[20]。1917 年，黄群在温州发起丁已俱乐部，后改组为浙江求是社瓯括分社，实际是“研究系”为了相关议员选举动员而在地方成立的组织[21]。
在民间社会组织方面，民国初年，温州的新式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官员与地方士绅合办的各种公益慈善团体也在社会救济及风俗改良中起到重要作用。民间自治性组织在传统架构下有不少创新。但传统社团与民间信仰相结合，仍继续在社会中扮演有举足轻重的角色。民国初年，温州文风甚炽，词人学社、慎社的成立，得到几任瓯海道的支持。他们来往唱和，雅集不断，这种看起来比较和谐的官绅共吟场面，背后可能是全新的政治制度架构下地方士绅寻求权力连续性的一种渠道。
国家与民众之关系也出现大的变化。国家汲取越来越强，相应的，官方介入民间的社会事务也越来越频繁。如地方社会公产之管理权，后来慢慢转移至政府创办的公产管理委员会。1927年至1948 年间，政府对民间田产开展清丈，为建立更彻底的田赋征收制度打下了基础。这种新的地政政策，与温州人萧铮有密切关系[22]。到了战时，由于通货膨胀严重，当局推行田赋征实，使民众负担日益加剧。虽然这些国家的政策并非针对温州一地，但由于温州地区耕地缺乏，粮食供给本来就很紧张，因此给农民造成痛苦的可能就更加明显。随着土地清丈政策的推行，赋税摊派额度的增加，不但私人税负在增加，各种公堂也被迫向政府缴纳更多的税收。当时温州的统治机构从“小政府”发展成为“大政府”，其机关添设越来越多，人事编制渐渐扩大。在县级层面，相关权力机关也在扩张，如法院渐渐开始设立于各县，公安局于1927 年后也变成常设机关，县级保卫团的人员编制也慢慢扩充。到了战时，由于国家政府对民间资源的汲取力度加大，对社会的管制也更为严厉，因此传统士绅的权力受到更大的冲击。一方面，国家政府规模在扩大，如县政府的人事编制从几十人扩大到几百人；另一方面，原来属于社会自治范围的一些事情，渐渐转由政府来处理。
战时温州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新兴势力。如在经商过程中暴富的阶层，有可能成为新的权力阶层，另如一些有渊源的政商突然兴起。1938 年前后，有特殊政治背景的战时青年服务团（以下简称“战青团”），对温州既有的权力体系造成挑战。通过抗战宣传及缉私，战青团曾广泛介入地方社会事务，挑战传统士绅的权力。战争后期，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势力崛起，取代战青团成为行政体系的批评者。这些新兴组织的部分成员，虽然往往出身于地方绅士家庭，但他们可能以激进的方式加入到地方权力结构的更迭中来，永嘉、瑞安、平阳等地的许多地方事务基本都与三青团等有关[23]。
民国时期，所谓“温州人”其实是一个内部相当复杂的多元化人群体系。早期移民来源不同，居住地理空间各异，生计手段、语言民俗差别也很大，因此各种不同人群就自然形成了小区域性的社会系统。无论是宗族还是村落社区，经过至少一二百年的发展，有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功能体系，譬如拥有一定的公产、义仓、塾堂、庙宇甚至善堂公所等。这种社会系统在浙南拥有较强的传统，除非遇到外力与强力破坏，否则不容易衰败。
温州的沿海性在文化层面也颇显著，因通海之便，温州新学风气浓郁。晚清温州新学之兴起，无疑将温州与江南在文化上的距离拉近。通商口岸开辟、轮运兴起之后，温州与上海与国外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也是近代温州在文化教育上“异军突起”的原因之一。如果说温州新学浪潮在晚清涌起，那么其开花结果则主要在民国时期。晚清温州学务处的设立，使浙南新学教育领先于浙江全省。学务处的参与者中，后来不少人都成为全国政治、教育界的重要角色。如此时期，政、学重要机关皆以温州人为领袖，极一时之盛。
近代中国与日本在教育上有密切联系，温州也不例外。晚清许多温州读书人都去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学校毕业的温州籍学生数以百计。这些人返回中国后，成为国内政治经济领域内的重要人物。如虞廷恺早年受教于孙怡让，后留学日本明治大学，返国后成为“研究系”的主要干部，曾担任众议院代理秘书长、参议院秘书长等职。梁启超担任财政总长，即以虞为财政部官产处总办。相似地，金乡殷汝骊亦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是国民党内的重要财政专家，他于民国初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于1916 年出任财政部次长[24]。徐寄庼是从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毕业，专攻金融，是“研究系”中重要的财经专家。他先后在各大银行担任要职，成为上海金融界“温州帮”之领袖。战后他曾出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上海市商会理事长等职[25]。黄群早年虽然是在早稻田大学学法政，活跃在民国政坛，但后来他却成为国内重要的金融界闻人，不但创办通易信托公司，而且还是瓯海实业银行的主要发起者[26]。
除留日者外，也有不少温州学子先赴上海求学，然后再转往欧美深造，毕业后返国服务于财政界。如项骧先入南洋公学，毕业后留美，在1909 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他回国后参加留学生考试，名列一等第一名，轰动国内。他曾担任财政部参事、次长、盐务署署长、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27]。国民党内温籍财政专家、伦敦政经学院经济学博士李超英，曾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财政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财政委员、中央特种经济凋查处处长等职，并撰有《中国财政制度》一书。
教育界名人也有许多来自留日学生。如姜琦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得明治大学政治科学士学位。他先后任浙江第十师范校长、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南京高等师范教授等职。他后来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25 年返国，先后任教于多所大学，如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安徽大学、湖北省立教育学院、西北联大、浙江大学等[28]，并担任教育行政职务。类似的又如瑞安人金嵘轩，早年留学日本东京高师，结识章太炎、陶成章，回国后曾任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浙江省立温州师范学校、瑞安县立中学等校教务主任、校长。他先后三次出任温州中学的校长达25 年之久[29]。
温州部分留学生返乡之后，投身于新式教育，使温州教育界一派革新气象。如民国时期浙江第十中学与第十师范学校，都成为新派士人的大本营。在“五四”运动中，有留日背景的浙江第十中学与第十师范学校的师生，以及温州旅外学生，成立了永嘉新学会，姜琦、郑振铎、马公愚等人俱在其中。该会出版《新学报》，以提倡“新文化”为己任[30]。另外，因为温州新学风气早开，本地中学毕业生较多从温州搭船前往上海、北京、南京、杭州等地求学。为此，永嘉新学会的成员中，便包括了许多北京大学与南京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
温州留日学生中，也涌现出不少科学人才。如浙江水利工程方面的专家林大同，先入南洋公学，再赴日留学，1910 年廷试一等，赐进士出身，授内阁中书。他历任浙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钱塘工程局局长、浙江水利局局长等职。此外，1920 年温州留日学生中，还包括后来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外科专家林镜平等人。
从文化教育层面来看，无论是学校，还是新兴出版业，都深受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浪潮及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或者可以说，就温州地方而论，新式文字相关内容的撰写、出版、宣讲、传播等，均为不同时期“新潮”的一部分。当然，这并不是说“旧学”就完全销声匿迹。相反，由于“五四”前后“新潮”的影响，传统文史之学的声量反而增大，民国时期温州成立了若干旧体诗词社团，其社团成员喜好旧学文人编著诗词雅集的行为从未停止过。可以说，新派与旧派之间的竞争，使民国时期温州的文化景观更加璀璨。即使到1927 年后，温州地方读书人仍与一些当局者唱和不断，他们也将能否在文学上共鸣当作是判断地方官员德性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准。
所谓“旧学”社团，在民国时期一直不断被创建，吸引官绅共同加入。1920 年成立的慎社，当时即有永嘉清理官产处处长王渡加入，而各县加入之权绅更多，因此该社在社会上的影响甚大。1921 年，林鹍翔履任瓯海道尹，即成立瓯社倡导词学，温州本地士人追随学习者甚众。林鹍翔还加入慎社，并倡建永嘉词人祠堂，使词学成为温州上层社会时尚之学[31]。类似地，刘绍宽在平阳成立达社，也提倡经史子集之学[32]。1930 年，项慎初、孙莘农、俞春如等人在瑞安成立云江吟社[33]。1933 年，陈谧、林庆云、梅雨清、宋慈抱、孙延钊、夏承焘等人组织瓯风社，出版《瓯风杂志》，仍以提倡经史及传统文学为宗旨[34]。可见，民国时期温州读书人弘扬传统经史之风气并未因新文化运动而式微，这也是温州涌现出一大批文史学者之背景。温州之所以新旧学问能兼容并进，大概也与其“边缘性”有些许的关系。
除了留学生，民国时期，温州本地学校也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外出升学，成为各行业之翘楚，其中培养人数最多者要数浙江第十中学，其他如艺文学校、浙江第十师范、瑞安中学、济时中学、瓯海公学等，也造就人才不少。
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的教育质量及人才培养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其毕业生中涌现出一大批重要历史人物。如中国地政之父萧铮、国共内战时期曾担任和谈高级代表的张冲都是十中毕业者，他们曾一起组织了醒华学会。参加该会者还包括后来著名数学家李锐夫，他曾在剑桥大学求学，回国后任复旦、暨南两所大学的教授，并在1952 年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另一位会员则是曾担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的郑亦同[35]。民国时期温州籍最有名的外交官员可能是“高陶事件”主角高宗武[36]，他也是从十中毕业后留日，后来成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亦培养了不少优秀学者。如著名文学家及考古学家郑振铎，于1917 年毕业于十中。他曾在1950 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并邀请1927 年毕业于十中初中部的夏鼐北上担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振铎、夏鼐两位永嘉同乡一起扛起中国考古学的大旗。十中校友王季思曾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而介绍其入校的刘节也毕业于十中，曾担任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为著名史学家。中国新闻界著名人物赵超构亦毕业于十中，曾长期主持《新民报晚刊》[37]。
温州青年学子在中学毕业后，有条件者多出外求学，尤其奔赴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等城市。在外地求学时，他们常得到本乡前辈之帮助与照顾。譬如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大夏大学等成为温州人前往上海求学的重要选择。这也许与学校管理层曾经由瓯籍人士担任要职有关。如郑曼青曾担任上海美专国画系主任，马公愚在该校担任教授，他们对同乡子弟都尽力提携。类似的，大夏大学最早创办时，其校董就包括乐清人傅式说。傅式说后来担任大夏大学教授兼总务长，还曾代理校长，地位颇高。其他如姜琦亦曾担任教育行政系主任，马公愚、董每戡等人皆在大夏任教，温州学生从而学者颇不乏人，如王人驹、沈永年、赵瑞蕻、倪文亚等人皆是。一些旅外温州学生毕业后又回温州教书[38]。因此，从民国初年开始，温州本地的中学与师范学堂的师资慢慢由旧入新，而传统儒学训练的先生在学校里的人数越来越少，并被在国外或国内大学毕业的新学生所取代。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也许与温州“边缘性”“沿海性”的双重影响有关，在教育界新陈代谢的同时，所谓“旧势力”的韧性仍然很强，这一点也可以从其他文化现象观察到。以戏曲为例，民国时期，温州的地方戏曲不但没有消沉，而且有很大的发展。同时，外地戏种在温州也受到欢迎，这与当时温州人口的流动加快有关。1930 年后，伴随外来人口在温州的增加，温州人的戏曲生活更加多元化。如战时温州城里出现军队主办的戏院，甚至还从上海邀请京剧名角来瓯表演。新学的影响力，在民国时代的温州，可能主要限于城市及新教育受众阶层，而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对于不识字的民众而言，他们仍然沉醉于原来的文化系统之中，所以传统地方信仰及衍生出来的社会组织在民间依然兴盛。
战时，由于省政机关及文化机构内迁浙南，温州在文化教育等领域亦有新的变化。温州与丽水两地在战时有不少省内大学、中学进驻，因此带来新的教育风气，加上战时商业繁荣的刺激，民众观念或更加趋新。不过，相对浙江其他区域，战时浙南受炮火破坏程度较轻，这也使传统建筑与文化遗产存留得更多，新旧交织也使温州的文化形态更加多元化。有趣的是，温州本地出身的军事人物，有许多人尽管身在行伍，但对新旧文化仍抱极大兴趣，前文提到的潘国纲便是一例。曾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军海军总司令”的王统则是另外一例[39]。他们都喜好旧体诗，业余都在钻研写作，并且与温州本地的文人来往唱和。在民国“新文化”冲击之下，在温州，人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之韧性仍然非常强大。温州与当时的“新文化”中心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也许是其背后的一大原因。
20 世纪中国历史变动剧烈，这给温州地区带来许多冲击与烙印。从1912 年民国成立后的38年历史来看，无论是全球经济动荡还是全国政局更迭，都给温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带来重大的变化。同样，从温州地区在民国时期的剧烈变化中，人们也可以观察到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许多特质。因此，所谓“区域史”或“地方史”，不但是国家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而且也是观察更宏观区域历史内在变化脉络的重要“探井”。举凡政治运动、军事动荡或经济政策、文化转型，如果人们要深入了解这些历史过程的实在内容，没有落地的实际观察，显然是无法透彻了解的。因此从“地方”来观察中国之历史演化特别重要，近代尤其如此。是故，所谓“民国温州”，人们可以将其视作一块切片，透过这个切片，可对近代中国之变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民国时期温州历史之变化，紧随晚清而发生，因此不能脱离晚清而论民国。就晚清而论，温州在几个方面或已开始引领全浙。如在孙怡让、陈虬、宋恕等的倡导下，新学在温州蔚然成风，成就斐然，其影响扩散于全国；温州开埠后，在经济贸易上成为东南重镇；轮船运输开通之后，不但洋货更易输入，以出口为导向的手工业制品及其他土货更易输出；随着海外交流越来越便利、出国的温州人越来越多，中西文化兼容的风气在一些地方已开始流行。这些对民国时期的温州历史有重要影响。
历史永远整体性地存在，研究历史当然亦要有整体性的眼光，把每一种历史现象都放到历史的整体联系中去认识、去考察。所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区分，只是为了研究或分析便利所作的一种简单分类，并非实质性地将历史切割进行真空包装。当人们真正想对温州这个区域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时，就会发现，以上各种层面其实经常都是互相叠加在一起并互相影响，甚至互为因果的。譬如政治、战争、交通、市场、技术、制度、资本等，无一不对地方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民众的生计方式，以及经济的演化发挥作用。而地方社会的演化，尤其是社团的变化，无一不与议会等新型建制组织有关。地方公产的式微，民间信仰在某一时期内的被压抑，民间戏曲面临的被改造，又何尝不是政治演化的一种外在呈现。随着政局的改变，新生代换下旧世代，新旧分野也决定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嬗变。
政治当然会影响经济，同时经济也会反哺政治甚至文化。以黄群为例，他在国内政治地位提升，尤其成为“研究系”的主将之后，不但连任国会议员，还担任财政总长梁启超的顾问，为1920年初他开设通易公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0]。通易公司的成功，不但使“研究系”在温州的选举资金更加充实，也使敬乡楼丛书的编修成为可能。同时温州帮的影响力在上海工商界也日益增大，这也是黄群的重要合作者徐寄廎能长期担任上海市商会、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主要领袖的一个背景。
处于“华南”与“江南”之间的温州，其究竟与这两个区域有什么不同的地域特质？温州作为区域性商业中心，尽管各地交通尚为便利，但到省城杭州的距离甚远。直到清末轮运开通之后，随着温州与上海、宁波、福州等地轮船航线的开驶，温州与国内各埠的联系才变得更加紧密，与海外的沟通也更为便捷。从生计作物角度来看，江南作为水稻密集种植区域及丝绸生产之邦，较其他地区要更加富庶。同时，土布也是江南的重要出产。晚清以降，随着近代工业化的推进，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机器工业的勃兴之地，新式教育与社会组织也较其他地区更为发达。相似的，珠江流域亦是水稻种植重地，手工业传统也极为兴盛，同时广州、佛山等地区也是近代机器工业的发源地。由于温州地处山海之间，人均水稻种植面积相对较小，而山林经济较为活跃，为此，传统手工业有着较长时间的传统。晚清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新学的兴起、交通的便利化，温州渐渐融入以上海为中心的发展圈，出口贸易缓慢增长。而到了战时，由于时势影响，温州曾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替代上海的重要进出口贸易转运中心，现时也是承接上海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基地。
总之，温州的地理特点、交通位置、自然经济结构，与1912 年以后全国政治局势的嬗变，支配了民国时期温州的历史演化。所谓“边缘性”或曰“沿海性”，都是这种区位特点的反映之一。山海相间的区域地理面貌，以及由自然资源决定的传统民众生计形式，也是其表现之一。近代政治军事形势变化不定，使温州在全国时变化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强。1937 年后，全国进入战争状态，这种区位特征更使温州成为热点地区。温州的区位特征也使当地人民更加容易走出去谋生，无论是远赴国外还是去上海等地学做生意，处于沿海的交通，显然较内陆更为便利。同时，也有更多青年学子外出求学，造就了民国时期温州人才的繁荣，对温州后来的历史变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