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金
【作者机构】温州大学国学研究院
【来 源】《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3期
“温州学”即研究温州文化的学科，研究“温州人”与“温州人精神”的学科，研究温州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学科。首先，“研究温州文化”指向的是温州两千余年的历史文化演进，以及温州现代文化的创新、发展。具体对象主要为南宋时期诞生于温州的特色儒学流派永嘉学派，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于温州的特色发展模式，即“温州模式”。其次，“研究温州人和温州人精神”指向的是温州人群体及其世代传承的吃苦耐劳、艰苦创业、敢闯敢冒、敢为人先、务实求实等精神。最后，“研究温州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旨在揭示温州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内在规律，涉及温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多方面、多领域。潘忠强将“温州学”研究的内容总结为“人、文、古、今、学”五个方面。其中，人，即温州人研究；文，即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古，即专题与专题史研究；今，即温州当代发展研究；学，即温州学学科体系研究[1]。这种新的表述并未对前说有所推翻或补充，而只是对前说的进一步细化，但于当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意义。
永嘉学派是“温州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概念兼具“温州人”、“温州人精神”、温州乡邦文献、“永嘉之学”[2]及其思想价值四种内涵，统摄纵跨南宋至今约九百年的温州文化，是温州特色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可以说，永嘉学派是“温州学”的本根或灵魂。将永嘉学派置于“温州学”视域下进行研究，意在详陈永嘉学派对“温州人”、“温州人精神”、温州乡邦文化及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之影响与价值。大概言之，学派诸贤是“温州人”的杰出代表、“温州人精神”的重要开创者，学派传世文献是温州乡邦文献的主体或精华，“永嘉之学”是温州特色儒学的灵魂、当代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背后的文化命脉。
永嘉学派诸贤是“温州人”的杰出代表，以薛季宣、陈傅良与叶适为例，他们为学、为官的事迹影响一时、垂范后世，“温州人精神”也在这些事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为学角度言，三子皆立足经世致用而研学。陈傅良言薛季宣：
自六经外，历代史、天官、地理、兵刑、农末至于隐书小说，靡不搜研采获，不以百氏故废。尤邃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务通于今。[3]
吕祖谦亦评薛季宣：
自周季绝学，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田，诸葛亮治军，王通河汾之讲论，虽有牾有逢，有支有别，千有余年，端倪盖时一见也。国朝周敦颐氏、程颢氏、程颐氏、张载氏相与发挥之，于是本原精粗，统纪大备。门人高弟既尽，晚出者，或骛于空无，不足以涉事耦变，识者忧之。公之学既有所授，博揽精思几二十年，百氏群籍，山经地志，断章缺简，研索不遗。过故墟废垅，环步移日以验其迹，参绎融洽，左右逢原。凡疆里、卒乘、封国、行河，久远难分明者，听其讲画，枝叶扶疏，缕贯脉连，于经无不合，于事无不可行。[4]
薛季宣一改程朱理学“骛于空无”的学术风气，一方面增进对现实问题的研思，一方面积极从经史典籍中挖掘有助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实现了“内圣”与“外王”的贯通。面对“靖康之变”后江山沦丧、政治混乱、民生凋敝等严峻形势，薛季宣将军事制度改革、伐金军事谋划、军队战术战法等作为学术钻研的主要方向。
陈傅良从学薛季宣既久，承继了薛季宣主务实、重经制的学说特点。陈傅良弟子蔡幼学在为其所书之《行状》中称其“为学先于致知，充以涵养。默识自得不可企及，而笃于躬行；周于人情事物，兼博约贯，精粗不倚于一”[5]，同时总结其学问特点为三：一是“先于致知”“充以涵养”，即为学首重经典研思与德性修养，事实上肯定了陈傅良的儒学水平与修养工夫；二是“笃于躬行”，即不作浮华空无之学，注重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三是“周于人情事物”，即重视对生活日用中人情事物的观察研究，讲究实事求是。楼钥从治学之博、弘道之坚、学问之实三个角度概括了陈傅良学说的基本特点，言其“精研经史，贯穿百氏，以斯文为己任，综理当世之务，考覆旧闻于治道”[6]。陈傅良继承了薛季宣之遗志与学术思路，著有《周礼说》《历代兵制》等，进一步对南宋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的变革完善提出了构想。
叶适沿着薛季宣、陈傅良的为学思路继续前行，通过努力使得永嘉学派三代相传之学说不断深化与完善。叶适之学以嘉定元年（1208）为界大致呈现出两个阶段的特点，即嘉定之前重财政、军事等方面的实政探索，嘉定之后重经史典籍的探研。现存嘉定之前的著作收录于《水心文集》与《水心别集》。《水心文集》中的奏议与奏札记载了叶适在不同时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以及对财政制度、军事制度等领域进行改革的主张[7]。《水心别集》的大部分内容是叶适对上述诸领域改制的详细谋划，而关于经史之学的研究只占了较小的篇幅[8]。叶适之学调查详实、举措务实，使薛季宣、陈傅良以来重经制事功的学术风格得到了继承与巩固。嘉定元年起，叶适被夺职奉祠，赋闲在家十几年，遂有充裕的时间来研究经史典籍，《习学记言序目》便成书于这一阶段。其门人孙之弘在“序”中言：“（叶适）自金陵归，间研玩群书，更十六寒暑，乃成《序目》五十卷……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饮饥食之切于日用也；其指治摘乱之几，如刺腧中盲之速于起疾也；推迹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材之短长，皆若绳准而铢称之，前圣之绪业可续，后儒之浮论尽废。其切理会心，冰消日朗，无异亲造孔室之闳深，继有宗庙百官之富美，故曰稽合乎孔氏之本统者也。”[9]孙之弘在“序”中阐明了《习学记言序目》以是否切合生活日用为准绳，钻研经典，于理学、心学之外另构儒家修道成德思想体系。换言之，叶适晚年虽皓首穷经，然非为沉潜玩味、消磨时光，而是走上了一条与二程、朱熹相似的学术道路，即从传世的儒家经典中搜研能为永嘉学派经制事功之学作学术支撑的思想资源，以构建永嘉学派独立的儒学体系。
从为官角度言，三子皆不畏权贵、不惧刀兵、勇于任事、清廉刚直，为时人赞誉。《宋史》将薛季宣置于儒林列传中，言其“于《诗》《书》《春秋》《中庸》《大学》《论语》皆有训义”。显然纂者们皆肯定了其大儒的身份，但吕祖谦却言其“莅官随广狭，默寓之于薄领期会之间，其僚或联曹，经时而不知公为儒者也”[10]，即言薛季宣为官事必躬亲、务实求真，使得很多人虽与其接触多时，却不知其原本是一位博学硕儒。绍兴三十年（1160），薛季宣任武昌县令，时年二十六岁。次年（1161）十月，金军兵分四路，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延边官民纷纷惊恐逃亡。武昌临近宋金边界，薛季宣首当其冲，临危不惧，沉着组织百姓修理守战之具，并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有效凝聚了民心，为稳定荆湘防线作出了贡献。薛季宣还敢于上书斥责当朝权政，为岳飞等忠烈鸣冤，其胆略见识颇为时人称道。乾道四年（1168），薛季宣出任婺州司理参军，觐见孝宗皇帝时提出了革新制度、裁汰冗员等见解，其见紧切时弊，其策也颇有可行性，因而深得皇帝赞赏。薛季宣奉使安抚淮西时，不畏权贵、秉公行事，并大胆革除地方弊政，其代表案例有武昌屋租、德安牛租、温州淹浸田租等[11]。其一，关于武昌屋租的案例。南宋初，随着武昌逐渐成为抗金前线，武昌百姓大批逃亡，官府遂用他们的房屋来安置从他处流亡而来的百姓，并收取一定的租金。多年后，这些房屋大多毁于战乱，而官府依然强令百姓交租。其二，关于德安牛租的案例。岳飞驻军德安时发现百姓耕种无牛，遂收取一定租钱后将官牛租予百姓。后来百姓已不再向官府租牛，而官府依然强令百姓照交牛租。其三，关于温州淹浸田租的案例。南宋初，温州地区因江湖水位下降或海水退潮会形成一些无主滩涂，官府在收取一定地租后允许百姓在此耕种。后来水位上升，田地被淹，但官方依然强令百姓交租。以上三项本是利民之政，但却被贪婪的官员利用，变成害民之政。薛季宣革新地方弊政之举有效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地方政权，展现了其勇于任事、敢闯敢干、务实求实的伟大精神。
陈傅良为官数十年，历任泰州州学教授、福州府通判、湖南桂阳军知军、湖南提举茶盐公事、转运判官、中书舍人、侍讲等职。任福州通判时，“平一府曲直，壹以义，强御者不得售其私”[12]。因其刚正不阿，使当地不法豪强惊惧万分，不惜重金行贿朝中佞臣弹劾他。在湖南为官多年，陈傅良之学问官风广泛征服了当地文人群体，造成了“收尽南轩门人”[13]的盛况。任中书舍人时，陈傅良为公义敢于冒犯专横跋扈的当朝皇后并犯颜直谏。任提举茶盐公事、转运判官时，他却能清廉自持。在他去世时家无余财，治丧竟赖友人、学生之助。
叶适亦仕宦几十年，历任太学博士、兵部侍郎、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等官职。任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时，他不畏权贵，伸张正义，为朱熹发声辩护；任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时，敢于直面开禧北伐失败后的金军反扑，沉着冷静、知人善任，且良策频出，迅速挫败了金军的进攻；后又在江淮间推行坞堡之制，并教民守战之法，为遏制金军入侵、稳定南宋江淮防线做出了较大贡献。
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永嘉学派学者以清正廉洁、开拓进取的官风与不拘成规、敢为人先、求真务实的学风，向世人展示了温籍士大夫的高风亮节，塑造了温籍士大夫的良好形象。同时，他们又长期在温州地区著述讲学，将事功思想广泛传播于温州大地，影响了代代温州读书人，最终也塑造了温州人的思想精神。
就温州乡邦文献言，永嘉学派的传世文献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或精华。广义的永嘉学派涵盖北宋至清末的温州学者或学术流派，其发展历经兴起、鼎盛、衰落与重振四个阶段。
永嘉学派事功精神源起于北宋[14]，以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等为代表学者。北宋时，民族政权对峙、社会道德体系亟待重建等问题，促使士大夫群体具有忧患意识、关注社会现实、重视道德体系与伦理秩序的建设、渴望国家富强与安定等普遍心态，影响了一朝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宋神宗、哲宗时期，周行己、许景衡等温籍士子游学伊洛汴京，将所学之荆公新学、程学等不同流派的中原儒学引入温州，在某种程度上为永嘉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著作大多已亡佚，仅有少量传世。经辑录与整理，现存有周行己的《礼记讲义》《礼记讲义后集》《易讲义》《周博士文集》《浮沚先生集》，许景衡的《横塘集》，刘安节的《伊川先生语录》《刘左史文集》，刘安上的《刘氏制诰集》《刘给谏文集》，蒋元中的《经不可使易知论》，戴述的《归去来集》《二戴集》[15]，赵霄的《兄弟训》，张辉的《草堂语录》，以及沈躬行的诗《仙岩即事》[16]。
周行己等学成归温的士大夫，通过开办书院等方式不断壮大温州文化人群体，许景衡、刘安节等入仕的温籍士大夫们以正直、清廉的品格提升了温州士大夫的社会地位。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后学继承了前辈学者的品格与气节，正直为人、清廉为官、笃志为学，并热切关注社会形势与黎民疾苦，从经世致用的立场重构了儒学的思想体系，开创了永嘉学派的鼎盛期。由于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在学界、政界皆有重大影响，故而他们的著作大多得以流传至今[17]。
以往对永嘉学派的研究至叶适戛然而止，又认为其精神在清末复兴，而对中间六百余年永嘉学派思想精神传承的研究基本空白。须知永嘉学派“崇实”“事功”等思想精神自有其的永恒价值与传承意义。虽元明以降官方并不提倡，学者们也少有研究，但这种精神的影响绝不可能断代。从明代温州学者刘基、项乔等人的著述中可鲜明地看到他们对永嘉学派事功精神的传承。刘基谈儒学知行关系时言：“圣人作经以明道，非逞其文辞之美也，非所以夸耀于后世也。学者诵其言，求其义，必有以见于行。言之无不通也，验之于事，则面然而背驰，揭揭然不周于宜。”“夫学也者，学为圣人之道也，学成而以措诸用，故师行而弟子法之。”[18]刘基主张学者所学须“验之于事”“以措诸用”，反对“逞其文辞之美”之华而不实的学问，具有鲜明的事功特色。项乔研习儒业颇有永嘉学派遗风，时人评其：“瓯东项先生之学，以实行为主，而辅以理义。”“先生醇性天植，其学务实用，凡规为建白，笃于为民。”[19]可以说，明代温籍学人对永嘉学派事功精神的传承，是永嘉学派思想研究中尚待进一步开发的宝库。
清末，面对西方列强及西方文明的入侵、国内政局动荡等危机，温州文化人既不盲目守旧，也不激进崇洋，而是立足现实，围绕富国强兵、体制革新等目标，一方面深入中华传统文化中探寻化解之道，一方面以开明的姿态吸收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分以利中国，他们务实、开放的态度正是永嘉学派精神之深远影响的体现。主要代表人物有孙衣言（1814―1894）、孙诒让（1848―1908）、项湘藻（1858―1918）、项崧（1859―1909），“东瓯三先生”即陈虬（1851―1904）、陈黻宸（1859―1917）、宋恕（1862―1910）等人。他们分别于晚清各个时期在救亡图存历史命运驱使下亲身参与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社会革命运动，并各自提出了系统的救亡主张，引领风气之先，影响广播全国。此外，他们“通常还集学术、政治、经济与社会活动于一身，深耕儒学，研习西学，兴办学校，结社办报，经营实业，将各自的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发挥到极致，光大了永嘉乡贤之学的经世传统，推进了温州地方社会的现代转型”[20]。他们对晚清温州区域文化振兴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是乡邦文献整理运动。先有孙衣言、孙诒让父子于1878年撰《征访温州遗书约》广征温州遗书，并给予系统的整理与研究[21]，并将所征文献加以校勘后汇刻为《永嘉丛书》（15 种252 卷）。冒广生、黄群等继其后，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14 种22 卷）、《敬乡楼丛书》（35 种289 卷）[22]，极大地补充了《永嘉丛书》。抗战爆发前，永嘉又专门成立了征辑乡先贤遗著的委员会，组织抄缮了地方文献452 种1 259 卷。这几个阶段征集的文献，可以说，荟萃了温州历代名家传世著作之绝大部分，而这些文献经整理刊刻后重新面世，又推动了温州文化的进一步繁荣。1978 年以后，伴随改革开放与温州经济的腾飞，温州文化研究再度兴盛。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温籍士人文集与“温州文献丛书”的结集出版。2004 年至今，“温州文献丛书”至今已经有三十余种出版。此外，还陆续结集出版有“温州文献丛刊”（黄山书社）十余种；“温州学人文选”（黄山书社）多种；“温州研究集刊”（浙江人民出版社）十余种，“近现代温州学人书系”（岳麓书社）“乐清文献”“苍南文征”等多种系列文献[23]。
总体来看，永嘉学派的传世文献在数量上可谓卷帙浩繁；于质量上而言，其亦不乏影响深远之作。由薛季宣、陈傅良与叶适构建的学说体系严密、思想深刻，就连盛极一时的理学一派也不敢等闲视之，朱熹一再批评“永嘉之学”便体现了这一点。清末孙衣言十分推崇叶适学说，言：“窃尝论吾乡儒术之盛，无过于南宋乾淳之际，而其文章尤美者，曰水心叶氏、止斋陈氏。止斋之学最深于经，而其发为文章者，则子长、永叔之流也；水心之学最深于史，其发为文章，则贾生、苏氏之流也。”[24]孙衣言将陈傅良、叶适与此四文化巨人相媲美，可见其之深邃。在温州学研究走向不断深化的今天，永嘉学派传世文献的重要价值进一步彰显，它不仅是温州乡邦文献的主体，更是温州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从“永嘉之学”及其价值视角而言，它是在南宋时期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的儒学思想，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更是当代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背后的文化命脉”[25]。《宋元学案》中言，“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26]，即在南宋中叶，儒学界百家争鸣的盛况逐渐消失，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几乎垄断了儒学话语权。而以叶适为骨干的永嘉学派于朱熹、陆九渊之外独树一帜，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学术格局。
朱熹、陆九渊之学源自北宋程学，注重探究“心性”是程学一脉相承的学术特色。陆九渊曾言：“朱元晦曾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之。’观此，则是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27]所谓“尊德性”，即注重“心”对“性理”的思索，这是陆氏心学之重心所在。由“内圣”而“外王”，由尽心知性而达于礼乐政刑，这是程学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朱熹、陆九渊于此并无分歧，朱熹也强调万事以修身为本。但朱、陆于修身工夫论的认识截然不同。朱熹认为，修身应当先于为学、穷理处着力，由学而知、由知而行，“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28]。陆九渊更强调“心”对“性理”的直接体悟，即朱熹所言“专以尊德性诲人”，对读书、格物重视不够。更有学者细评心学“指人心为道心，使人终日默坐，以想像形气之虚灵知觉者以为大本，而不复致道问学”[29]。事实上，跳出朱熹、陆九渊之辩来宏观审视理学与心学，注重“尽心知性”是二者承自于程学共同的思想特色。将二者置于南宋外有强邻环伺、内部痼疾丛生的历史情境中，过分注重“尽心知性”而忽略治国实政的研究，不免被批评为“空谈心性”，尤其在“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的形势下，士大夫群体有集体陷入“空谈”的趋势，很可能危及国家命运。
以永嘉学派诸贤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对“空谈”之风的蔓延充满了忧虑，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薛季宣言：“今之异端，言道而不及物，躬行君子，又多昧于一贯，不行之叹，圣人既知之矣。”陈傅良言：“异端之徒，乃一切屏事，忘言后已。高沦虚无，而卑者滞物，卒不合。”[30]叶适的批评更深刻激进，几乎否定了整个宋代理学史：“国家以文治二百年矣……而迂阔之议，犹不绝于世。君以此诮其臣，臣以此病其君，上下相戾而治功不立……其小者学通世务，则钱谷、刑狱不足以深知而徒以纷乱，其大者取三代之不可复行者勉强牵合，以为可以酌古而御今，二者皆足以败事。”[31]永嘉学派逐渐意识到，只有彻底扭转“空无”之风、重构儒学话语体系，才能将士大夫群体的思想导向对富民强国的实政研究上来，从而逐渐缓解南宋面临的内外危机。由此，永嘉学派开创了具有“事功”特质的儒学思想体系。“事功”是个中性词，只表达一种强调行为的实际功效的思想态度。朱熹论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时言：“夫子许其有仁之事功也。”朱熹论浙东儒学时言：“自隆兴以后有恢复之说，都要来说功名……管子、孔门所不道，而其言犹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如今将礼义廉耻一切扫除了，却来说事功！”[32]前一个“事功”指功效，表达对管仲之功的赞誉；后一个“事功”表目的性，表达了对不重视“思维”修养、专注于“事功”的浙东儒学的批评。显然，“事功”并没有错，但“专是事功”便是舍本逐末的大错。
薛季宣、陈傅良与叶适早年皆致力于富国强军的实政研究，虽因种种原因，他们的学术成果未能在朝廷的决策中形成有力影响，但这些成果的实用价值并未因此而被掩盖。朱熹批评“浙学”“专是功利……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33]这也从侧面阐明了永嘉学派经制学说的实用价值。但“永嘉之学”由于在“内圣”层面探索不足，遭致程门后学的批评与抵制，使其实用价值受到了极大的贬损。“永嘉学派只有掌握了儒学学术话语权，其思想主张和经致举措才有可能被士大夫群体广泛接受，也才能真正实现将南宋君臣的思想统一到坚定不移地实现强国御辱、恢复中原等目标上来。”[34]因此薛、陈、叶晚年都十分注重挖掘“事功”的经典依据，从而弥补“永嘉之学”“专是功利”或“专是事功”的不足。杨国荣论叶适之学：“以事功为主导……强调实际的践行并注重践行的实际结果……展示了儒学演进中不同于心性之学的历史趋向。”[35]挖掘“事功”的人性论依据，并从人性论出发构建“事功为主导”的儒学思想体系，正是“永嘉之学”的建构思路。
其一，永嘉诸子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理学的“绝对性善论”，视人欲为人性之重要内容，以人性有恶断定“天德有偏”。程朱理学强调“性只是理”“性体情用”，并将“欲”完全排除在人性范畴之外，从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确立了“绝对性善论”。永嘉学派诸贤则基本不谈“天理”与“气”这两个在程朱理学体系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思想观念，亦很少探讨人性源流问题。他们径直承认“欲”为人性之固有内容，并以人欲可导人向恶为依据推断出“天德有偏”，从而确立了“人德”可补“天德之偏”的天人观。陈傅良认为，人欲天生，但却往往失去节制而致人间种种乱象，因此人应当奋发有为、各负其责，以弥补天生人性之缺陷。叶适明确表示：“天德虽偏，必以人德补之……若后世治偏尽性，必至于圣而后用者……枉其才，弃其德者也。”[36]“尽性、必至于圣而后用者……枉其才、弃其德”，显然是叶适对程朱理学修身治国理论的激烈批评，因此他明确主张“人”应当通过积极的行为去弥补“天德”之不足。
其二，永嘉诸子研究了《尚书》中尧、舜、禹等圣王们的政治功绩与智慧，总结出“圣王之道”不仅在于圣王们极高的道德修养或所谓的“十六字心传”，更在于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中。永嘉学派诸贤重新梳理了尧、舜、禹等圣王们的德行功业，并予以“王道”新的定义，即“内圣外王交相成”。薛季宣以“礼乐仁义”“庆赏刑威”八个字概括“王道”大意，认为先王礼、乐、仁、义规范与教化臣民，以仁政足民之欲，以庆、赏、刑、威诸手段节制百姓之意念行为，这三种实政中蕴含的大意即“王道”。陈傅良从《尚书》探索圣王之德以行德政，并认为“治国齐家之根本目的便是平息血气争斗之心、使人们和谐共处，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便是‘明天子’，是圣君”[37]。基于薛季宣与陈傅良的道论思维，叶适尝试对“王道”进行哲学建构，即合“皇极”“大学”“中庸”三部分内容，并以“内外交相成”为宗旨的“王道”体系。叶适指出：“在唐、虞、三代之世者，上之治谓之皇极，下之教谓之大学，行天下谓之中庸，此道之合而可明者也。”[38]叶适依据《尚书》分别阐述了“皇极”“大学”与“中庸”三个概念。阐述“皇极”为：
极之于天下，无不有也。耳目聪明，血气和平，饮食嗜好，能壮能老，一身之极也；孝慈友弟，不相疾怨，养老字孤，不饥不寒，一家之极也；刑罚衰止，盗贼不作，时和岁丰，财用不匮，一国之极也；越不瘠秦，夷不谋夏，兵戈寝伏，大教不爽，天下之极也；此其大凡也。至于士农工贾，族性殊异，亦各自以为极而不能相通，其间爱恶相攻，偏党相害，而失其所以为极；是故圣人作焉，执大道以冒之，使之有以为异而无以害异，是之谓皇极。[39]
叶适的“皇极”概念统摄、沟通了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工夫阶段，是对“圣王之道”的形象描述。“极”是每一个个体、家庭、群体或国家追求的最佳生存状态，而“皇极”是圣王实现国家大治、天下太平秉承的思想理念与实政举措。叶适阐述“大学”“中庸”两个概念，意在深度构建其“王道”体系，即“将经国济世的实学、实政纳入‘道’的范畴中，从而确立圣贤之道‘内外交相明’”[40]。理学家们在阐述《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工夫论时，将它们定性为四个阶段，并强调四阶段的次序，主张一切以修身为先。理学家们解《中庸》为“反本”之学，如二程言：“故君子贵乎反本。……惟循本以趣之，是乃入德之要。”[41]这里的“本”即“性”，意为“圣贤之道”之根本工夫便是“穷理复性”。叶适则对《中庸》大意提出了不同见解：“唐、虞、三代，内外无不合……今之为道者，务出内以治外也……守其心以自信，或不合焉，则道何以成？”[42]言三王之道“内外无不合”，先王之德内藏于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中，并无所谓“由内圣而外王”的工夫次序，或所谓内圣、外王的两种学问。
“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经过持续的学术耕耘，丰富了经制、义理二维，完善了以事功为鲜明特色的儒学思想体系，最终自成一派，与盛极一时的理学、心学形成鼎足抗衡之势”[43]，即叶适构建的道论体系对永嘉学派具有重要的意义，即全祖望所言：“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44]经过永嘉诸贤数十年的讲学、交游与仕宦历程，永嘉学派在南宋士大夫群体中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力地冲击了南宋学术界的空谈之风，抵制了朱陆之学对儒学话语权的垄断。
张立文言：“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既是思维中的现实，又是现实中的思维，它既不离现实的在世，又超越在世的现实；它既蕴含着时代的烙印，又超越时代而具有不朽的价值。”[45]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在震动了当时思想界的同时，也塑造了温州人开放包容、崇实变通、敢为人先的群体精神。“纵观历史，社会一旦有新的危局出现、新的思想资源传入，温州学人都能自觉地运用新资源来解决现实问题。”[46]清末大变局下，以“东瓯三杰（陈虬、宋恕、陈黻宸）”为代表的温州学人积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以谋求改造积贫积弱的国家。宋恕呼吁，借鉴西方经济制度与教育制度，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实现强国富民。陈虬主张，对中国进行较为全面的变法改良，在政治上采用西方议会制，经济上鼓励工商业、发展公司制，教育上将西方自然科学作为重要内容，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客观积极地看待和学习西方文明。陈黻宸是引进西方教育体制改革传统中国教育制度的先行者，如用实证主义思想构建新历史学科，较早提出了建立独立科学的历史学科，并将进化论融入历史教学的内容中，既有力开启了民智，又极大促进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近代化。永嘉学派的思想精神也影响到了同时期的温州士人群体，如黄体芳、孙怡让、刘绍宽等名流辈出，与“东瓯三杰”交相呼应，形成了近代温州文化再次崛起的盛景。
总之，较之以往立足于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诸领域对永嘉学派进行的研究，将其置于温州学视域下，更能全面而深刻地呈现其对温州人及其精神、温州区域文化与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价值。永嘉学派诸贤为学重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为人为官清廉正直、勇于任事、务实变通，堪称“温州人”的典范。他们的事迹生动诠释了吃苦耐劳、艰苦创业、敢闯敢冒、敢为人先、务实求实等“温州人精神”。永嘉学派的传世文献不仅是温州乡邦文献的主体，也是温州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永嘉学派“事功”“经制”“崇实”等思想精神已经成为温州人的精神特质，成为了流淌在温州人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更是当代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背后的文化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