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秋意1, 左世元2
【作者机构】1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湖北理工学院社科部
【来 源】《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3期
黄石位于长江流域中游南岸,湖北省东南部,是沿江重要的港口城市。新中国成立之前,黄石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和行政机构,而是在历史上一直隶属于其他行政单位,晚清时期为大冶县管辖。1890年,随着汉阳铁厂的兴建,大冶铁矿获得了大规模的开发,成为黄石区域现代化的开端。
1889年,张之洞由两广调任湖北,出任湖广总督,开启了湖北工业近代化的序幕。张之洞督鄂后,很短的时期内在武汉几乎同时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局、湖北布纱丝麻四局等大型洋务企业,使湖北由一个农业省份一跃而为与上海相媲美的重要工业大省。其中,汉阳铁厂及后来的汉冶萍公司毫无疑问成为湖北最重要的大型工业企业,奠定了湖北现代化和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第一块基石。在汉阳铁厂兴建过程中,大冶铁矿的开发亦提上了议事日程。1890年5月,张之洞派委员5人驻扎大冶铁山铺,筹备建矿事宜。矿山开采工程及运矿铁路竣工后,调来补用知县李增荣,设运道矿务总局于石灰窑,任命林佐、李增荣为总办,统辖李士墩煤局、王山石煤局、铁山分局和运道。1894年至1895年大冶铁矿每年平均生产矿石1万吨,1896年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后,矿石年产量很快由原来的年产1.5万吨飙升至1897年的2万吨以上。①1908年,汉冶萍公司组建后,资本6000万元,大冶铁矿有固定工2700人,每日产矿砂3万吨。1909年,大冶铁矿年生产能力由1908年的17.19万吨增加到30.93万吨。从1913年开始,大冶铁矿的矿石逐年增长,1920年,年产矿石达82.45万吨(整个公司的最高年产量)。②大冶铁矿的开发为汉阳铁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铁矿石原料,是黄石地区进入近代化历史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汉阳铁厂建成投产后,为解决适合炼铁的煤炭,张之洞派人在兴山、巴东、归州、京山、荆门、武昌、广济、大冶、兴国等地四处进行勘查,并在武昌创办了江夏马鞍山煤矿,大冶县开办了王三石、李士墩煤矿。铁厂商办后,在大冶县又陆续购置了换涤堡铁矿、土桥堡铁矿、石灰堡灰石矿、申明堡哆石矿、康中煤矿、中山垴株树下煤矿、华兴隆窿煤矿等,规模和产业门类进一步扩大。为扩大煤矿开采范围,同时解决资本短缺的问题,张之洞在兴办官矿的同时,还极力鼓励民间开矿,并于1890年11月发布《晓谕鄂湘各属并川省民间多开煤斤》的告示,号召“各就向产好煤处所,选择上等煤苗,或仍旧窿,或开新山,或合资伙办,或独立开采”,“总须设法广开多备合用之煤”,“务期各处煤斤源源而来”。③ 在张之洞的推动下,湖北各地民营煤矿出现了大发展。1908年大冶知县陶公迪和绅士周晋阶凭着张之洞的“批示”,购买了石灰窑一带的小煤窑。在此基础上,于1909年成立了“富源”和1916年成立了“富华”两家私营煤炭公司。1927年又成立了“大冶利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富源”“富华”合并为“源华”煤炭公司。
水泥是现代工业必不可少的原材料。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水泥,张之洞得知黄石一带石灰岩是制造水泥的极佳原料,遂与属下商议创办湖北水泥工业。兴办水泥厂虽于1894年即已提出,但由于资金缺乏和承办乏人,一直未有结果。直至1907年初,在张之洞优惠政策的招揽下,上海清华实业公司总经理程祖福集资40万两应招承办。1908年湖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奏准成立,设备购自香港九龙一家停办水泥厂日产200吨水泥的全套德制设备,计有2台干法回转窑和2组磨机及配套设备。④1909年,经试车后投产,成为国内继唐山启新洋灰公司之后的第二家民营水泥厂。辛亥革命爆发后,因受战乱和市场需求的影响,水泥厂生产经营发生困难,乃转而转押予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唐山水泥厂),才冠以“启新华记”几字。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学熙派卢瑗管理。启新华记水泥厂,共有资本550万银元,固定工600余人,水泥产有“宝塔”牌,标号400至500号,日产量可达1万桶(每桶130公斤,单桶价值六块银元),畅销我国北部各省市和国外。
汉阳铁厂商办后,为解决厂位失宜,钢铁生产成本高昂的问题,铁厂总办郑观应在1896年便提出在大冶新建铁厂的呼吁。⑤盛宣怀亦多次派人到大冶、武昌县一带江边选择厂址。由于当时焦炭缺乏是铁厂最紧迫的问题,因此盛宣怀于1899年向德国礼和洋行借款400万马克,从德国购买新式采煤机器,大举开发萍乡煤矿,从而使得铁厂焦炭供应获得了充分的保障。1913年,汉冶萍公司钢铁产量激增,销售市场扩大到日本、东南亚和美国,为扩大再生产,大冶新厂的建设被正式提上日程,并决定将新厂设在石灰窑镇下一公里处的袁家湖地区。公司董事会授权盛宣怀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其中900万元用于建设新厂。是年7月,公司高等顾问、全面负责扩充工程的公司经理李维格考察汉冶萍厂矿,呈报《筹建汉冶萍厂矿事宜清折》,提出“拟就大冶添设两炉,每炉日出铁250至300吨,约需银450万两”。1914年11月,大冶铁矿坐办(矿长)徐增祚负责在袁家湖地区圈购土地,至1918年底,大冶新厂共征收土地4186亩,东起西塞山,西达石灰窑镇,南抵黄荆山北麓,北至长江中心。大冶铁厂从1917年开工建设,至1923年4月建成投产,共用银6894950两。⑥
大冶铁厂建成后,为保证正常的生产,在袁家湖兴建了火力发电站,装有2台单机容量为1500千瓦的发电机组,1921年开始发电。这是黄石近代火力发电的开端。1945年11月,经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批准,更名为“大冶钢厂发电所”,发电量约为8400千瓦(后改名为华钢发电厂)。
大冶铁矿、源华煤矿、华记水泥厂、大冶铁厂、黄石电厂等近代大型工业企业陆续创办,初步奠定了黄石近代工业和近代工业城市的基础。首先,人口集聚最为明显。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大冶铁矿已有矿工3000余人,象鼻山铁矿1000余人,大冶钢厂1300余人,湖北华记水泥厂3000余人,大小煤矿约4000人,计13000余人。1948年,黄石港至袁家湖有码头11个,其中除2个商业码头外,连同板车、人力车共有28个搬运装卸码单位,运输工人1260人。⑦解放前黄石市总人口不到5万人 ,⑧产业工人竟然超过了城市总人口的26%,这还不包括工人的家属及为这些产业工人服务所吸引的从业人员。
其次,近代工业奠定了黄石城市区划的基本版图。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孪生子。黄石近代工业化的过程,也是近代黄石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过程。城市近代化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工业文明的注入,近代工业也是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动力之一。1890年大冶铁矿的开办是黄石城市兴起的开端,其后随着其他四大厂矿的陆续创办,标志着先前以大冶为政治中心的市镇逐渐向长江沿岸的石灰窑和黄石港转移,以黄石港与石灰窑为中心的新兴工商业区逐渐发展成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新兴工业城市。1949年5月黄石解放后,黄石港、石灰窑、申五乡及长乐乡一部分、铁麓乡一部分、下章乡一部分等地划归石灰窑工业特区,隶属武汉市军管会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同年10月,改石灰窑工业特区为大冶二矿特区(又称黄石特区,石灰窑、黄石港工矿区)隶属大冶专署。1950年8月,撤销大冶工矿特区,建立黄石市,直属湖北省管辖。1959年元月,大冶县也划归黄石市管辖,自此成为黄石市的一部分。
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成为我国人口最密集、贸易最发达、交通最便利的地区。明末清初,为了适应水运频繁的需要,黄石的内湖外江出现了韦源湖港、河口港、虬川港、河泾港、黄石港4个港口。这些港口码头在当时陆路交通不太顺畅的条件下,对于居民出行和贸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清同治《大冶县志》记载,仅大冶港就有渡口13个。外江港的道士袱、黄石港、石灰窑一带,受多处湖港阻隔,常设有道士袱、袁家湖、石灰窑、胜阳港、黄石港、磁湖等渡口。⑨用于短途渡运的工具主要是无帆木船,载重量一般为1-3吨,以人力作为动力。长途商运的工具则多为木帆船和排筏,大约有400只帆船行驶于内湖外江,载重量在3-40吨不等,主要是境内铜、铁、矿石(材)、土特产等外销运输和食盐的进口运输。繁忙的港口运输生产,激发着船帮、船局(行)等专业运输管理组织的诞生。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长江流域的对外开放,西方列强利用先进的轮船航运业和廉价的商品逐渐深入长江流域及其腹地,开拓出更广大的市场。列强凭借同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加强了对长江流域航运权的控制。据不完全统计,从1861年到1911年,英美等国在中国创办的轮船公司主要有24家,其中航行长江航线的就有12家,占了内河与沿海航线的一半。⑩在这种背景下,位于长江中游的黄石港的地位重要性开始凸显。《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的军舰和商船蜂拥而至长江,并屡屡经黄石港水域进入长江中上游地区。1862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成立,次年在汉口设业务机构,其轮船闯入黄石港域。1874年英商太古公司在黄石港开办轮运业务,其轮船首靠黄石港口。1884年,英商鸿安公司轮船第一次在黄石港口停靠。1892年,鸿安公司改为中英合资,拥有“德兴”“益利”“长安”“宝华”等轮,总吨位2700余吨,在黄石港开办客货业务。《马关条约》签订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也很快加入了侵略长江流域的行列,并呈后来居上之势。1899年1月,日本大阪邮船会社染指长江,首揭日轮驶入长江的序幕,途经黄石港口。1900年6月,日本派轮船数艘,首来大冶石灰窑运矿砂,此为黄石地区矿石外运之嚆矢。1907年,日本三菱公司“饱浦丸”第一次来黄石港口石灰窑码头装运矿石。3月25日,由大阪商船、日本邮船、湖南汽船、大东轮船等4个会社合并成立“日清公司”,在黄石港文昌阁码头设立“洋棚”,其轮船在港口揽货载人。为开展客货营运竞争,黄石地区成了洋人的鹜趋之所,先后有14家外国洋行在黄石港开办客货运输和洋油倾销业务。黄石港口成了不是对外开埠的开埠港。
1899年石灰窑分关作为汉口海关的分设机构在黄石阳花山设立,这是黄石港发展史的一件大事。最初,为稽查进出口货物、征纳税饷,上海是列强在长江流域设立的唯一海关。随着长江流域商贸的繁荣,走私之风日炽,上海海关已无法管理长江绵延数千公里的商贸线,在这种状况下,汉口、宜昌、沙市、重庆等重要港口纷纷设立海关。1862年汉口江汉关设立,1899年设立石灰窑江汉分关,大大提升了黄石在长江中游沿江城市中的地位。
进入19世纪90年代,黄石地区五大厂纷纷在长江江边的黄石港至石灰窑一线兴建码头,大力发展轮船航运业。大冶铁矿局于1893年在石灰窑江岸兴建装矿码头1座,后称为老汉矿码头。这是黄石地区近代史上第一座工矿码头。1899年,矿局又在石灰窑江岸兴建了第二座码头,以供日人专运矿砂,称为东矿码头(亦称“日矿码头”)。1908年,矿务局在东矿码头上首又兴建了第三座码头,为汉阳铁厂专用,称新汉矿码头。1920年新建的大冶铁厂建有冶厂生铁码头,还于江边建焦煤码头1座,后称起煤机码头。1909年,富源煤矿于石灰窑一门江边修建专门运煤炭码头1座。1928年初,富华煤矿在位于袁家湖江边建成1座煤炭下河码头。1910年,华记水泥建洋灰台码头,又称胜阳港码头,为华记水泥厂进口煤炭、出口水泥的专用码头。有挂线索道1.5公里,自厂与码头相连,也是黄石地区第一座水索联运码头。1921年,源华公司于桐梓堡建码头1座,码头长100米,前沿水深枯水10至15米。各码头均配置有趸船。据不完全统计,黄石地区外江码头共有趸船17只,其中铁质10只,木质7只,另有跳船6只。1929年黄石港码头设木质趸船1只,沈家营官矿码头设铁质2只,木质3只。洋灰台码头设铁质趸1只,另设跳船1只。铁矿码头,设铁质趸2只,跳船2只。小轮码头设木质趸1只。中窑湾码头设铁质趸1只,另设木面铁壳跳船2只。富源码头设木质趸1只。冶厂袁家湖码头设木质趸1只。
另一方面,码头的兴建推动了轮船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为开通大冶至汉阳的铁矿石运输线,张之洞在汉阳晴川阁及石灰窑兴建了江岸码头,在长江开辟了汉冶航线,航运由汉阳铁厂管理。大冶铁矿矿石由铁路运送至长江江边后,由铁厂所属的矿驳船“楚富”(82吨)、“楚强”(62吨)、“汉顺”(62吨)、“汉兴”(66吨)、“汉通”(33吨)、“汉利”(22吨)、“汉发”(26吨)、“汉平(10吨)、“汉明”( 12吨)等9艘拖轮直接运往汉阳晴川阁码头。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后,陆续购进拖轮、钢驳、木驳等10余艘。宣统年间,汉冶萍公司为统一运输起见,议定设一机关,管理汉冶、汉湘两线轮驳,于是成立了汉冶萍公司汉阳运输所,统一管理。源华煤矿轮驳队拥有拖轮3艘,驳船6艘,总吨位1720吨。同时,在下驶沪宁时,雇用招商局的轮船,上水时雇用湖南帮和鄂城、燕矶、龙王矶一带的驳船承运货物,仅在鄂城燕矶就雇用驳船40只,总载重量约2800吨,专门承运源华煤矿的煤炭,往返于武汉、鄂城、九江等港口。利华煤矿轮驳队于1937年初成立,是此间厂矿水上运输的劲旅之一。利华煤矿年产量在20万吨以上,为了加速煤炭的运销,轮驳队自备拖轮5艘,铁木驳13艘,另租用驳船12艘,总计2697吨位。利华煤矿船队从石灰窑运煤到汉口,每月往返5次。并自设趸船,还占有500吨海船可直接靠岸受载的埠头优势,是一家实力较为雄厚的水运企业。1933年,华记轮船局为了扩大运输实力,由原燕矶帮在华记水泥厂从事水泥、煤炭运输的24条木船船主合股向武汉和记蛋厂购买了一艘300马力的“和泰五号”拖轮,并将“和泰五号”改名和新泰轮,宣布成立华记轮船局。船舶总吨位2091.6吨,并配备1艘300马力的拖轮。华记轮船局的船队无论是在黄石港或在鄂城港的水上运输中都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由于黄石地区客货两旺,外埠轮船公司由是纷纷开通武昌、汉口至黄石港的客货航线,据不完全统计,从1913年到1923年有安和轮船局、汉安轮船局、尊记轮船局、同安新公司、锦源公司、合记公司等32家公司开辟了至少有40条之多的航线。在外商轮船公司和本国轮船公司的刺激下,许多民族资本家看到了商机,也纷纷加入到投资近代轮船航运业的行列。1930年,阳新县商人阮芳华合股出洋购“阳新号”客轮一艘,在大冶港、河口港等地经营客运业务。1932年,民生趸船票局在黄石港成立。作为这一时期外埠航业的代表,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轮船进入黄石港从事营运。随后,继轮船招商局、三北轮船公司、宁绍商轮公司在港口开办客货运输业务,又有一批外埠轮船公司和地方航业来港或设立公司。1916年,汉港窑小轮公司开业,有“汉云”“汉安”“保生”“同乐”等轮船在石灰窑江边码头开展客货营运。北洋政府时期,有安和、同安、汉记、四明、庆记、尊记、全鄂,汉冶仓轮船局以及合记、宝泰,聚隆轮船局等的轮船活跃在黄石港口。黄石港的轮船航运业进入兴盛阶段。
交通是商业发展的主要条件。水路是传统交通最重要的方式,在近代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国仍占重要地位,因此近代中国的开放城市,特别是沿江、沿海的城市多为“因商而兴”,商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也相应成为商业中心。这是因为便利的水运条件有利于物资交流与人员往来。这种“因商而兴”的地理、历史条件无疑是这些城市在近代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长江素有“黄金水道”之称,长江流域中下游中等城市共同的地理条件,除了由便利的水上交通,距离上海、距武汉等中心城市较近外,又各有其独特的地理条件。黄石近代城市商业的发展赓续于古代的市镇经济,而市镇经济又滥觞于内湖港口为核心的集市贸易。据考证,早在东汉末年,黄石地区的大冶区域就形成了河泾港(今保安港)、虬川港(今金牛港)、渖源湖港(今讳源湖上游的大冶港)、高桥河港(今高河港)、讳源口港(今大冶县属的称河口港,阳新县属仍称滞源口港)等一系列港口。内湖港口的兴起,推动了以港口为中心的集市贸易的兴起。还在大冶正式置县(公元967年)之前,已经形成了东有永丰,西有宣化,南有安昌,北有四会等四乡的集市。这些集市,多为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市场,也有的是矿冶、军事运输地。
最早依内湖港形成的市镇主要有保安、金牛、大冶等镇,其中,金牛、保安二镇形成较早。位于大冶县西北部河泾港畔的保安,市镇形成于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保安地理位置重要,为军事要塞,所以清代曾在此置外委驻防,并设炮船。保安镇盛极一时,与金牛镇同获“金金牛,银保安”之誉。镇上有主街、新街、河街等街道,“谷行”“棉布行”“油行”“钱庄”“渔行”“手工作坊”甚多,成为矿运码头和商贾云集之地。金牛镇的形成仅次于保安,位于樊湖上游虬川港边。隋唐时期,金牛便出现了大型集市贸易。清设“巡检司署”,金牛镇百业兴旺,时有“小汉口”之称。清初,镇内即有“当铺”“钱庄”“银楼”“酱园”“烟庄”;“粮行”“砻行”“麻行”“槽坊”百数户。金牛出产的羊山纸(火纸)、千张皮、麻花、油面、水竹篮,是誉满京师的著名特产。货物运输凭借樊湖,可通“五县一州”,即今大冶、鄂城、武昌、成宁、通山5县和兴国州(今阳新县)。境内外每日数百人在此行商,停泊在虬川港的木帆船,鳞次栉比。大冶镇,是大冶县署所在地,位于沼源湖港中上游北岸的将军岭。置县治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清乾隆、嘉庆年间,城内居民发展到数百户,商店百余家,货物纷华,堪称闹市。大冶镇还是联系区域农村的纽带和工农副产品的集散地。东“邻军事要塞田家镇,隔江遥相斜对蕲口(今蕲州)”,上达武汉、重庆,下通九江、南京、上海。大小船舶来往如织。“大冶港(清称沛源湖港上游为大冶港)中心码头得其门,伸入闹市中心,明末清初,来港船舶都在此停靠装卸货物,每天即达150艘之多。”
明后期到清前期,国内市场的开拓和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本已加快了城市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城市得水上交通运输之便利,沿岸城市更是发展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黄石地区的集市贸易向市镇经济发展过程中,由内湖港口向外江港口扩展,先后形成了启石市、黄连市、磁湖市、马叫市、姜桥市、栖儒桥市、道士洑市、黄石港市、石灰窑市等市镇。区域市镇的形成大体上是沿着内湖港口驿站、外江港口矶岸进行的。沿江形成的市镇相继有道士洑镇,讳源口镇、磁湖镇、黄石港镇和石灰窑镇。早在唐代初年,黄石地区第一个沿江市镇道士洑(一名土复镇或楚雄镇)已发展成为拥有居民1.3万户的大型市镇。雍正九年(1731年)改设都司。道士袱镇的发展也进入全盛期。市镇居民1.7万余户,有7仓(盐仓)、8典(当铺)、9庙(寺庙)、1观(道观)之规模。
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列强的工业产品大量涌进黄石地区,洋针、洋线、洋布、洋糖、洋烟、洋药(即鸦片)、洋火、洋油等商品市场。最先进入黄石地区的是美孚洋行的煤油。为打开市场,美孚洋行委托黄石港镇资本家姚碌民等人为代办,按照实销金额的2%-8%给予佣金。销售的煤油先后有“美孚”“虎牌”“鹰牌”三种商标,并兼营“罩子灯”“马灯”“汽灯”等照明配套灯具。1903年,美孚洋行在黄石港镇建立油站,主要经营瓶装和听装两种煤油,瓶装每瓶一磅(0.4536公斤),听装每听5加仑,还有一种桶装的,每桶53加仑(约200公斤)。1913年,美孚洋行黄石站为进一步扩大该地区的煤油销路,专门在黄石港停泊130吨至247吨级小型油船,仅在保安镇每年就倾销150吨。美孚煤油倾销黄石市场后,改变了居民用植物油照明的习惯,区域内被替代的大宗桐油、梓油和皮油等植物油转而回购,作为炼制工业用油的原料。1912年,亚细亚公司汉口分公司也在黄石港设有分庄倾销煤油、柴油,后来兼营润滑油、黄腊、沥青、杀虫药水、洋烛、灯具、肥田粉等,同时也偷运鸦片和银元。列强不仅大量倾销洋货,掠夺财富,摧残民族经济,也开办教堂和教会学校及医院,对区域老百姓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同时,黄石传统市镇(城市)的结构功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一批老市镇的逐渐衰落和新兴市镇的崛起。在近代工业和港埠贸易的刺激下,黄石城市逐渐形成了以黄石港工商业区、石灰窑工商业区和铁山工矿区为中心的三个主要城区,为后来黄石城市不同城区的定位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二)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演变,传统商业街区开始向近代商业街区的转化。清末黄石港形成了上街头、下街头、兴盛街、临江街、桥街、瓦窑街等几大街面,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8帮行业的市镇18帮,即匹头、杂货、药材、首饰、百货、勤坊(饮食油面)淮南(豆腐)、磁铁、屠户、土布、竹木、粮食、花麻、水果,杂业(粗货香烟等不管行业的联合体)、旅栈、筵席、石灰业。这些传统商业在近代不是简单地延续发展,而是吸取了资本主义商业经营管理的积极因素,适应黄石城市工业、商业、贸易等方面的发展。(三)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黄石港出现了两户当铺(独资的兆大典当和合营的正昌典当),两户钱庄(源通、聚合)等金融机构。当铺和钱庄虽属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和金融业不发达的条件下仍占有重要地位,它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反映了黄石港商业发展的水平。(四)黄石港商会的成立。黄石18帮行业为维护自身利益,于民国初年组成了黄石港商会,下设18个同业公会,订立了商会章程和同行公约,明确划分经营范围。商会的成立是黄石城市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黄石港作为沿江要埠,事实上成为黄石城市的核心,是沟通黄石地区经济腹地和长江的重要通道。在当时区域内已形成沿江“三十里一条街”的黄石港、石灰窑和道士洑镇三镇中,黄石港镇最为繁华,省牙厘分局即设于此,道士洑镇巡检司亦移驻此镇。黄石港镇“生意兴隆通七县,财源茂盛达三江”,既是鄂东南的阳新、鄂城、黄州、蕲春、浠水、广济、黄梅等县的大批农、副、士特产品的集散市场,又是舟人商贾的麇集之所。1936年,湖北省建设厅内河航轮管理局,派遣管理员驻黄石港、石灰窑,设立黄石港和石灰窑两个办事处。黄石港办事处管理黄石港河段;石灰窑办事处管理石灰窑、袁家湖、茅山河段。同时,港(黄石港)、窑(石灰窑)汽车路建成通车,两镇连为一体,黄石地区交通出现了水陆、水铁、水索联运的局面。
近代城市化虽然仍以商业化为主,但已经是具有工业化背景的商业化。中国独立城市化是以市镇化为主要特征,近代则是城市化与市镇化并存,两者逐渐合一,形成新的特殊的城市化道路。黄石由市镇向城市化的发展表明,城市化的动因来自经济的发展,而这一经济发展包括商业和工业发展两方面。黄石城市的形成是在外力作用下形成的,与以中国传统低层次的商品扩散形成众多市镇的市镇化不同。新的工商业城市成为近代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并深深地影响到市镇化的内容。新市镇的兴起和旧市镇的衰落都与新型工商业城市发展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商品经济发展,商路更改,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化有关。
黄石地区位于长江中游南岸,是幕阜山脉北侧边缘的丘陵地,晚清民国时期属大冶县。区域总面积1632.5平方公里,丘陵、山地和湖泊占区域总面积的90%以上,真正的平畈146.9平方公里,占9%。据1911年日本人调查,湖北农民每人所占水田不足3亩。而在湖北各县中,大冶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尤少,李若虚对大冶殷祖等地调查,发现大冶平均每农户耕作水田7.15斗,旱地2.1斗,合计9.25斗,1斗约等于0.92亩,约合8.48亩,每人平均1.63亩。一方面是区域内山地、丘陵和湖泊所占面积过大,另一方面则是土地相对集中于地主、富农和中农。区域内地主占总人口的3.49%,占地30.3%;富农占人口3%,占地12.4%;中农占人口22.4%,占地27.3%。贫农和佃农占人口62.68%,占地25.65%。贫农或佃农所承受的负担很重,处于贫困状态。在黄石地区,贫农或佃农承租地主的土地,地租率大半为“主佃各半”,也有“倒四、六”或“倒三、七”,另外还要承受地方高利贷的剥削。据张培刚1935年对鄂东黄安成庄村调查,该村总计24户人家,收支不敷者达21户。
自清末以来,中国农村“外受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品之侵扰,内受战事之浩劫,盗匪之掠夺,天灾之影响,以及苛捐杂税之剥蚀,整个农村,已趋于崩溃阶段。诸凡近年来农村经济之压迫,农户之减少,农民之逃亡,农村购买力之减退,种种现象,无非反映农村破产之宣告”。 在中国乡村社会遭到了前所未有冲击的大背景下,工业化发展更是推动并改变了农村的就业状况。大冶铁矿开采后,周边的农民在农忙时耕种自己的土地,农闲时则受雇于铁矿,半农半工成为其特殊身份。大冶铁矿在各个历史阶段,其职工构成状况各不相同。汉冶萍公司大冶铁矿的在册工人的比例很小,1919年,在册工人181名,约占职工总数3000人之6%,分布在机厂、铁路、码头、采场各修理间。其采矿、运输工人均为临时工,人数多少与农村季节闲忙密切相关。1920年5月,大冶铁矿有职员162人,职工总数约3000人,职员约占职工总数的5.4%。1933年12月底,大冶铁矿共有职工3035-3195人,其中包工工人为1772-1932人(61.1-63.1%),主要从事采掘、运土、装矿等体力劳动;常工为l128人(38.9-36.9%),多在铁路、机厂、修理间、机力科及各股处担任技术工作及勤杂工作;职员为135人(4.4%),则主要从事管理工作。1934年,汉冶萍公司大冶铁矿职工总数为2863人,其中工人2726人,占职工总数的95.2%,职员137人,占职工总数的4.8%。湖北官矿公署象鼻山铁矿的工人多数为临时工,与大冶铁矿基本相同,职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亦不大。1934年7月,象鼻山铁矿有职员27人,工人459人,总数为486人,职员为职工总数的5.56%。日军占领大冶铁矿后,雇用工人人数剧增,以1942年3月1日统计的数字为例,日本人932人,中国工人2877人,常备苦力6472人,包工苦力4198人,中国佣人467人,总计近15000人。
大冶铁矿冶矿自1890年,象矿自1915年开办以后,其劳动形态均采用雇佣制,有包工、雇工两种形式。矿山采运工作,矿局一般交由包工头承揽,由包工头雇用工人。采矿工程工头多系原山主和业主。包工头采取承袭制,一人当上包头,代代相传。矿局历来按山场厂号包给工头,依定价收砂,由工头复雇工人采掘;挑矿工程以每吨力资若干包给夫首,由夫首招雇夫役,若干夫役设一小夫头。包工头通过对某项任务的垄断,排除其他包头的介入和工人直接与矿局发生雇佣关系。在工资支付关系上,对于采矿、推车、挑土、装卸等矿山主要工种,全部使用包价,即矿局给包工头的包价,多采取计件工资形式。包工头要完成矿局某项任务,在招募工人过程中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是采取“出具甘结”,实行铺保或互相出具连环保结。至于机厂、运道、修理间、发电所等技术部门,矿局则招募固定工人担任,称为常工,采用月薪制。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大冶铁矿后,矿工在日军刺刀的威逼下沦为“苦力”。为保证铁矿的开采,大冶“日铁”规定,凡是招满30个以上工人的都可以当工头,这30个工人则由他带领,工资由其代领发放,工头则从工人本已十分微薄的工资中提取8%的“酬劳金”,加强对工人的压榨和盘剥。石灰窑江岸码头卸装矿石的工人,则以400-500人组成一班,每班用大工头一人,中工头一人,小工头数人,分别在工地指挥监督,以包工方法领取工资。在包工制下,各种苦力工种及不同时期的包价差异很大,但普遍的则是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工人所受的剥削极为深重。尤其是苦力工人与最高管理层的工资差距很大,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竟相差33.3倍。
至清代,黄石地区沿江的道士洑市镇经济日益萧条,贸易中心转向黄石港、石灰窑,商业发展明显依附于当地的港埠贸易与矿冶业。一是黄石港商业的发展与港埠贸易密切相关。黄石港三面为港,中有三座寺庙,街市随港。随着港埠贸易的繁荣,逐渐形成行官庙、正街、后街、临江街、上港、文昌阁、上矶窝等商业中心,形成了沈家营、南岳庙、胜阳港、唐家桥等街市,商户数百户。抗日战争前以黄石港为商业闹市,舟楫满港、商贾云集。
二是石灰窑与铁山的商业发展与矿冶业密切相关。石灰窑由于采石烧石灰和采煤的工商户日增而形成太平塘、八泉街、盐典街、沿江街、兴商街等街市。华记水泥、富源、富华、利华等煤矿及大冶铁厂等相继兴起,石灰窑形成以厂矿工人为消费对象的商业市场。辛亥革命后,石灰窑地区的商户发展到百余户。1931年长江洪水后,黄石港市场开始衰落,部分商户迁至石灰窑。至1933年,石灰窑商户发展到两百户,与黄石港同时被列为湖北省九大商埠之一。铁山的情况类似,1892年之前仅在东方铺(驿站)有铁匠铺、豆腐店、杂货店各1家,生意萧条,此后运矿铁路(铁山至石灰窑)通车后,铁山商业才得以发展。尤其是运矿铁路原始设站盛洪卿被拆除后,所形成的开阔地带成为商贩聚集的集贸市场,由此盛洪卿商业街便初具规模。1931年盛洪卿商业街进入鼎盛时期,各类店铺达40余户,货源来自汉口、江西、湖南、安徽、河南等地,商店多采用投股集资方式经营。1938年日军占领铁山后,大肆烧杀抢掠,商业遭到严重破坏。1938-1945年,铁山商业主要分布于得道湾、刘庚、锦城街,由于大冶铁矿得道湾的开辟,采矿工人的增加和家属的随迁,得道湾成了当时铁山的主要商业街。
自民国时期随黄石港和石灰窑商业市场的繁荣,两地各种服务业逐步兴旺起来。1920年黄石港筵席业有凤台、宴悦、望江和全福楼4家,另有望春、长江、大同等饭菜馆。同时已有五洲旅馆、五洲凤池等服务业网点。1921年,由当时石灰窑修铁路的工人王耀亭在中窑江边开设了第一家照相馆——醒利华照相馆。1929-1939年王泰在石灰窑开设过美东、铁鹰照相馆。港、窑两地照相业兴旺时期曾达到16家之多。1949年黄石解放前,饮食服务业计有网点151家,从业人员402人,其中:熟食55家,酒菜馆8家、茶馆10家、旅馆客栈34家、理发36家、浴池2家、照相3家、洗染3家。抗日战争胜利后,黄石港和石灰窑两地商业市场均以经营零售为主。1949年两地计有私营商户735户(石灰窑445户,占60.5%),有摊贩234户,占38.6%;饮食服务行业138户,占18.8%;座商313户,占总商户的42.6%。主要经营干鲜杂货、绸布、百货、香烟、药品、瓷铁、米粮、机面、屠宰、豆腐、花麻行、竹木业、山货水果行、酒菜馆、饮食、照相、旅社、理发、浴池、摊贩等行业。从业人口计2042人。是年集市商品零售额1030万元(人民币)。
近代以来,随着黄石城市化的缓慢起步,城市内聚力加大,黄石港和石灰窑由以前从属于大冶治下的名不经传的港口一跃而为黄石沿江的重要商埠。进入20世纪,黄石城市工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的吸纳力导致大批农业人口被吸引到城市做工、谋生,从而加速了城市人口的聚集。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近代新型的市民群体和阶层,逐渐发展成为城市中的主体,同时城市人口中工商业人口比重增加,新兴阶级的出现使得社会组织中业缘关系逐步取代血缘、地缘关系,家庭构成小型化,社会流动增加和社会价值观转变等。
五大厂矿的兴办,使得黄石地区发展成为全国少有的近代工矿区之一,仅产业工人就达到13000余人,若包括大冶湖和梁子湖10000余码头工人,工人总数达到23000余人,成为全国工人人数众多,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黄石地区产业工人集中,且工人深受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剥削和压迫,斗争性强,具有传播马列主义,组建工会,发展工人运动的条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后不久,便派共产党员林育英到黄石的黄石港、石灰窑和大冶湖(简称港、窑、湖)开展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林育英在大冶铁厂、大冶铁矿秘密成立了党领导下的两个工人学习小组,参加小组的工人很快发展到60名。林育英通过工人学习小组,对广大工人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介绍俄国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并利用《工人周报》《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鼓舞斗志。经过艰苦的工作,林育英在大冶港、窑、湖地区各厂矿发展了一批党员。第一批党员中有大冶铁矿运务股下陆机厂工人赫惠林。不久,大冶铁厂、大冶铁矿下陆机厂、华记水泥厂、富源煤矿等厂矿都先后成立了党小组,后几个党小组联合成立了中共大冶工矿特别支部。下陆机厂最早加入党组织的还有邱庭芳、唐芳等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之后,安源煤矿党组织派代表到大冶铁厂,介绍刘少奇、李立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团结在俱乐部周围,取得罢工斗争胜利的情况。这一切极大地鼓舞了大冶铁矿工人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大冶工矿特别支部为更好地领导各厂矿工人与资本家进行斗争,决定首先在下陆机厂成立大冶铁矿工人俱乐部。10月底,大冶铁矿工人俱乐部(亦称下陆铁矿工人俱乐部)在下陆机厂附近的下陆湾正式成立。开成立大会的那天,港、窑、湖地区各厂矿,安源煤矿、汉阳铁厂、汉冶萍运输所、六河沟公司扬子炼铁厂等单位的工人组织都派来了代表。大会选举赫惠林为正会长,唐芳为副会长,并组织了有28人的敢死队。12月10日,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派代表朱少连、朱锦堂的联络和筹划下,汉阳铁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大冶铁厂工会、大冶铁矿工人俱乐部五大工团在汉阳召开成立大会,正式成立了汉冶萍总工会。刘少奇任委员长、向忠发任副委员长,共有会员30000多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一个产业工会。汉冶萍总工会的成立,对大冶铁矿矿工的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大冶铁矿运务股工人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双重压榨下,工资微薄,生活十分困苦。工人在俱乐部的领导下,多次派代表向大冶铁矿运务股长周楚生交涉,要求援汉阳铁厂例,发大礼拜工资(即每月大礼拜休息,工资照发,如上班,发双工资),遭到了断然拒绝。在赫惠林的组织和领导下,大冶铁矿运务股、下陆机厂和得道湾的采矿工人相继举行罢工。罢工工人向大冶县知事张翊六提出的加薪条件是:第一条,工食六串改洋六元;七串至十串每串改九角;十一串以外每串改八角;十五元以内每日加二角;十六元至二十五元每日加一角七分;二十六元至四十元加一角三分。第二条,公司津贴俱乐部工人补习夜课校费一百五十元。第三条,工人待遇与员司同等。第四条,学徒满三年者,应考手艺优劣,照大工给价。第五条,添补工人由俱乐部介绍,以杜弊端。第六条工人犯过三次,通过俱乐部查实开除。
交涉不成,工人决定举行大罢工。大冶铁矿正副矿长季厚堏与盛渤颐等不敢遽然以武力镇压,企图通过停工和拒发工资的方式瓦解工人。“汉冶萍厂矿、轮驳工人暗潮已成一致,……政府如不严办,恐祸及全国。愚见值此潮流,公司金融既窘,莫如仍照委员会议暂停重组,况新厂工势汹汹,将来非用外权不能开炉”。汉冶萍总工会致函汉冶萍公司总经理夏偕复,要求撤换大冶铁矿运务股股长周楚生,增加下陆工人工资,否则本会所属之汉阳、安源、新厂、轮驳四厂工会“自当采取一致之行动”。罢工斗争得到了华记水泥厂工人,汉冶萍安源路矿工会、汉阳钢铁工会、轮驳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会,还有全国各地工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大力支持。在工人群众强大的威力面前,大冶铁矿被迫屈服,于1923年2月3日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一)工资:六千文者每月加六成,六千一至十千者每月加四成,十千以上者每月加三成,十五元以下者每月加二成,十五元至二十五元者每日加四分,二十五元以上者每日加三分,自阴历元旦实行。(二)教育:下陆小学改组为国民小学及附属工人夜课补习学校,教育归下陆工人俱乐部,介绍、薪水等归矿局担任,应由矿局咨请县公署备案。(三)假期:工人有病时,经医生验明准假,不得扣薪。(四)学徒:满三年者,分别艺术优劣给予工资,以十元为起码。(五)在停工期限内,以十八天发薪,并不得因此停工开除工人。(六)原有第五、六、八条暂从缓议。矿方基本上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1925年,大冶铁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罢工斗争迫使矿方同意把铜钱改为银元发放工资。1926-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至黄石地区时,为加强对港、窑、湖地区工农运动的领导,中共成立了黄石港地委,并组织领导了全面改善工人待遇的罢工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工农运动遭到镇压,全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29年中共湖北省委恢复了港、窑、湖的组织,开展工运活动。日寇占领黄石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多次开展反奴役反压迫的斗争。
清代地方教育机构在初等为私塾、义学与社学,中等为府、州、县学宫及书院。清末时期,大冶县有儒学(县学),三年招考一次。民间广泛存在的学习场所是书塾,分义塾和私塾两种。义塾也称义学,是一种免费和半免费的民间学校,其主要经费来源于学田的地租收入,为一般贫寒子弟接受启蒙教育的场所。大冶县从明、清至民国初年,历久未衰的义塾有20余所。其中黄石港有两所。1905年清朝废科举、兴学堂之后,由于学堂数量很少,私塾仍大量存在。据1936年统计,大冶县有私塾285所,其中黄石地区16所。
进入近代以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及科技文明开始传入中国,而最早的传播者是西方的教会。在1871年以后的46年间,教会在湖北共设立38所学校,一方面对中国青少年加以基督教及西方文化熏陶,另一方面传播了西方的科技,对中国人的思想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张之洞督鄂后,首先完成了从学前、初等、中等与高等四个阶段学制的建立,设立湖北最早的新教育行政主管机构“学堂所”,开启了湖北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在政府的支持和社会力量的努力下,湖北新式学堂蓬勃发展,至1907年全省有学堂达1500所。迟至1906年,大冶县才创办了第一所高等小学堂,这是大冶县最早的按现代教育方式办学的小学。1907年秋后,初等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县发展起来,达到30所之多,其中黄石港、石灰窑各有初等小学堂一所。1912年大冶县高等小学堂改名为高等小学。1909年在大冶县城创办工业高等小学堂,这是大冶县第一所具有近代意义的职业技术小学。1926年以前,大冶县城共有高等小学两所,普通高小一所,工业高小一所。在校学生年平均约200名。黄石地区到县城上高小或工业小学的,年均不过十余人。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黄石地区城镇人口适龄儿童入学率(包括私塾)约70%,农村人口适龄儿童入学率约30%,而且多数只读l至3年。女孩入学的,城镇占20%,农村不1%。
黄石五大厂矿创办后,各厂矿也逐渐参与到区域初等教育的发展之中。因“同人子弟苦无就学之所”,大冶铁矿于1919年在厂矿地区兴办一所工人子弟小学,开办经费1200元。初小和高小各招20人,学生免收学费。聘请黄瞻麓为主管教员,月薪30元,聘助教一员,月薪20元。1920年,大冶铁矿在石灰窑就近添设一高小两等学校。1924年,大冶厂矿小学开办,校址临时设在员司寄宿舍楼下,带来诸多不便,加以学生名额日增,更无地可容,乃于员司住宅前面隙地建筑校舍一所,计课堂五间,休息室一间,茶炉一间。1926年大冶黄石地区工农运动高涨时,厂矿学校停办。在共产党人李兆农等领导下,大冶钢铁厂办起了工人子弟小学,学生约200人。同时大冶铁矿恢复得道湾工人子弟小学,有教师4、5人,学生100多人。象鼻山官矿还办了一所小学,有教师2人,学生40余人。1928年大冶厂矿台并,统称汉冶萍公司大冶钢铁厂矿子弟小学,有本部设在石灰窑,分部设在铜鼓地、铁山、得道湾、下陆等4个地方,共有学生40余名。1935年大冶钢铁厂矿小学,本部在石灰窑钢铁厂内,计学生7班,148人,校长周万颂,教员有龚慧中、王玉、陶俊甫等九人。一分部设钢鼓地,学生两班,45名,教员有李应南等3人。二分部设在铁山,计学生一班。30名,教员刘应曾。三分部设在得道湾,计学生4个班82名,教员有刘树森等5人。四分部设下陆,计学生1个班20余人,共1个教室,进行复式教学,有教员1人,工友1人。日军占领黄石初期,大冶钢铁矿厂小学及各分部停办。石灰窑厂矿小学第二部校舍卑狭,拟在原校址旁添造教室3间,每间长25尺,宽15尺,加宽廊檐8尺。1939-l940年,日铁在石灰窑、铁山各办有1所工人子弟小学。抗战胜利后,大冶钢铁厂小学继续开办。l947年大冶钢铁厂子弟小学校址在该厂五门,7个班。l948年校址迁该厂二门,厂内厂外都有校舍,有天桥连接。1-6年级学生共9个班约400人,教工20余人。
在大冶厂矿的影响下,富源煤矿和华记水泥也创办自己的厂矿小学。富源煤矿公司于1931年创办的“富源公司初级小学”,招生3个班108人,教员5人,1938年秋停办。抗战胜利后,1947年创办了“私立大冶源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子弟小学”,校址在黄思湾,校长徐婉(女),有教职员17人,其中工友4人,专职职员3人。开办时有学生175人(一上级76,二上级49,三上级29,四上级21)。1 948年有学生258人。学校由董事会聘请校长一人主持全面工作,任期二年,下分教导、事务二部,教导部设主任一人,事务部设会计庶务各1人(均由教员兼任),每级设级任1人,另有科任2人分担其他学科。人数少的班级:二上、二下合班,四上、四下合班,进行复式教学。学生期终考试成绩均在90分以上者超级,均在60分以上者升级,不足60分者留级。华记湖北水泥厂于1933年创办职工子弟小学一所,学生二班108名,教员4人。到抗战前,有学生200余人。1938年春该厂迁大后方,学校停办。
晚清民国时期,大冶县的现代初等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基本上集中于大冶县城,黄石地区的现代教育十分缺乏。黄石五大厂矿小学的创办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起点高,发展速度快,规模大,代表了黄石地区的现代初等教育蓬勃发展的水平,成为黄石现代初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医学成为西学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后,外国人除在澳门、香港外又在五口通商地区先后建立医院,到1936年已有20个省建立教会医院420余所,医院在为病人治病的同时,也向病人及周围群众宣传西方医学知识。随着近代西医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西医学对中国传统的中医学构成了有力的挑战。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麻醉法的发明使外科手术有了进步的可能。19世纪末,西方医学对于病原细菌已有了认识,1895年X射线也被发现,不久即应用于医学检查。20世纪20年代,西医在输血方法和内分泌、维生素缺乏等方面有了新的发现,30年代磺胺药物的发明,40年代青霉素的应用,使西医在治疗细菌性传染疾病方面有了办法。因此西医在中国得到较大的发展,并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接受。几十年间,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医学体系。在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医学与西医学两种不同的医学模式并存的新格局。
大冶县的中医个体诊所源远流长,西医诊所起源于光绪十年(1884年),英国牧师白家和开设,1914年大冶县城成立普爱医院。到1949年解放前夕,黄石地区中医私人诊所149家,西医机构5个,西医私人诊所13家。西医36人。晚清民国时期,大冶县群众面临的疾病主要是高温作业、粉尘、矽肺防治、血吸虫病,1927年大冶城关黄思蟹街发生天花49人,死亡48人。在西医缺乏的条件下,黄石地区的中医仍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1944-1948年,石灰窑、黄石港共有药铺(店)13家,以松鹤龄规模最大,有7个股东20人经营,其次为同济堂、冯保泰。
1920年前后,汉阳铁厂设医院一所,主要从事西医治疗。1921年,大冶铁矿医院医室扩充,另聘西医一人,专诊重要病症,邀请至矿照非公司人员缴纳诊金及药费等情。并规定:凡冶矿员匠,前往冶矿医院就诊或住院,均由事务股发给请诊单一纸,冶厂医院即凭此单诊治,按月汇算,即向冶矿事务股收取;若请医出院诊冶,无论厂矿员匠,均须患病者照付出诊金。故对于非冶厂员匠,必须酌收医费,以资贴补。大冶铁矿1924年以前,设伤科1人,日医1人,以治疗负伤工人。厂矿合并之后,原大冶铁厂医院改为大冶厂矿医院,以治疗员司工人内外伤科。设有员司诊治室、工人诊治室、医疗器械及药品较全。有主任1人、药剂师及中医各1人、看护4人。铁山采区、得道湾采区设1医疗室,有伤科医士2人、看护1人。大冶铁厂设医院1所。内设员司诊治室、工人诊治室、有内外科、伤科,药品及割症器具齐全。全院有主任1人、助手1人、药剂师1人、中医师1人、看护4人。1924年改为大冶厂矿医院。若从黄石地区来看,西医不发达且不占任何优势,但对于传统上信奉中医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大冶厂矿的西医无疑于给他们了一个认识、了解并接受的窗口,为新中国成立后西医在黄石地区的广泛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黄石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只是大冶县所辖的一个人口不足5万的小镇,但是因为有华中钢铁公司、华新水泥厂、鄂南电力公司大冶发电厂、源华煤矿和利华煤矿五大著名厂矿,使其成为中南数省的工业重镇。正是如此,石灰窑、黄石港两个小镇于1948年被合并为石黄镇,随后又将石黄镇从大冶县治划出来为独立的行政区划,成立石灰窑工业特区(后一度更名为大冶工矿特区),最终成立湖北省直辖的黄石市。这是湖北省内继武汉市之后的第二个,也是省城外的唯一一个省级直辖市。
①《清理汉冶萍湖北债捐处对大冶矿厂历年出砂及应解缴砂捐统计》,1932年1月,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页。
②刘明汉:《汉冶萍公司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51页。
③《张之洞晓谕民间多开煤斤示》,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七日(1890年11月18日),《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75页。
④徐鹏航主编:《湖北工业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⑤《郑观应:铁厂次第张本六十条》,陈旭麓等编:《汉冶萍公司》(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194页。
⑥刘明汉:《汉冶萍公司志》,第86-87页。
⑦黄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黄石市志》(下),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33页。
⑧黄石市史志办公室著:《中国共产党黄石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⑨詹世忠主编:《黄石港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⑩谢国权:《近代长江中下游沿岸中中等城市商业研究》,《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詹世忠主编:《黄石港史》,第42页。
詹世忠主编:《黄石港史》,第43页。
詹世忠主编:《黄石港史》,第43页。
詹世忠主编:《黄石港史》,第63页。
詹世忠主编:《黄石港史》,第62页。
詹世忠主编:《黄石港史》,第60-62页。
詹世忠主编:《黄石港史》,第59-65页。
谢国权:《近代长江中下游沿岸中中等城市商业研究》,《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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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世忠主编:《黄石港史》,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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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石市教育委员会编:《黄石市教育志》,第一节,内部刊印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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