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禾
【作者机构】福建省艺术研究院
【来 源】《福建艺术》 2022年第11期
2020年12月，由中国和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其相关实践”（简称“送王船”）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遗产。“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其相关实践”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该遗产项目文化价值的认定。文化人类学认为“现在的文化定义倾向于更明确地区分现实的行为和构成行为原因的抽象价值、信念以及世界观。”[1]国内学者也提出：“新时代的文化发展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理念、新方法……提炼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和展示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2]对于持有不同观点看法，而且涉及民间信俗、传统技艺、传统知识、传统表演艺术等多领域组合的复合型项目“送王船”，更要深入研究构成仪式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念，并以之引领“送王船”的保护、传承、宣传和弘扬，为构建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中国珍贵的文化资源。
本文抓住“送王船”海洋文化特征，采取历史与当下、活态与发展、独特性与代表性、区域性与包容性、项目形态与社区民众诉求等相结合方法来探究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念。[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4]，“送王船”项目同样如此。
海洋是该项目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其分布地理主要见于中国福建南部的厦门湾和泉州湾的沿海地区，以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马六甲海峡的华人聚居区，相关实践也见于中国台湾南部的沿海社区。其历史源于宋元航海者为“禳人船之灾”而“祠沙”和“放彩船”等习俗。[5]明代，送王船在消灾除疫的流放或火烧纸船、木船仪式的基础上吸收佛教普度、道教海醮等仪式，逐渐演化为卜选、造船、竖灯篙、请王、祀王、王醮、巡境、普度、送王等集禳灾祈安、娱神娱人为一体的大型仪式，[6]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
该项目是在15-17世纪特殊历史环境下演变形成的。中国闽南地区经历了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高峰之后，从明初到“隆庆开海”之前，福建海商在海上“拼搏”了两百年，终于迫使朝廷在隆庆元年（1567）开放漳州月港。从明初“走私”到郑和下西洋、再到参与世界大帆船航海贸易、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开发台湾，以及厦门港的崛起，这是闽南人重启海上贸易和较大规模海外移民的开放年代，也是海难、疫情发生较多的年代，“送王船”由此形成并传播到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国家的华人聚居区，并在当地传承发展下来。
仪式、节庆“这些活动与一个社区的世界观和对自身历史和记忆的感知紧密相连”[7]。人们在海边于秋季东北季风刮起时举行“送王船”仪式,目的是为了净化海洋、社区生产生活空间，开始新的航海贸易。有关文献和九日山的碑刻记载，历史上东北季风到来也是先辈们利用季风下南洋的季节。当下“送王船”实践，如马来西亚马六甲的王舡大游行，成为“古城文化标志”，“宫庙人士则是力图展现神道的超越视角，历史记忆被重新聚焦于一艘仙舟，从所行经的街道串联华人开发甲国的历史，如此郑和将军路、汉都亚路、青云亭，都可以标志华人开发的文化标志。尽管中马“送王船”因文化环境的改变而有所不同，但它的实践重新唤起社区群体（包括移出和移入）在过台湾、下南洋中无数人遇难的悲壮记忆，以及宋元明清以来海上贸易的辉煌历史，也重新唤醒开放拼搏的海洋文化精神，为人们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并通过现在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
“正如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那样，非物质遗产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演进，并被每一新生代所丰富。”[8]“送王船”体现了人类海洋文化的创造力。如观察气象、潮汐、洋流、风候、牵星图、指南针、造船技艺、航海地理文化等海洋知识和航海技术，以及王爷信仰，先辈们“下南洋”的传说、故事、民谣及谚语等口头传统，是人们利用海洋的经验智慧结晶以及尊重生命、尊重海洋的思想情感表达，体现了顺应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创造力。
宋元期间，刺桐港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从北宋的《云麓漫钞》、南宋的《诸蕃志》、元代的《岛夷志略》，记录了刺桐港与100多个国家地区进行海洋贸易的盛况。明末漳州月港开辟了中拉“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洋考》记录了月港与东西洋40多个国家地区往来贸易。“送王船”传承了急需保护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宋元明清，闽南一直是福船制造中心。闽南造船和新船下水，都要举行隆重仪式，王船制造同样如此。造船仪式除了祈求造船和航行平安之外，还突出海航路线和地址。清代初中叶闽南《安船酌献科》的科仪书中，记录了往西洋、往东洋、下南、上北的航线和地址。[9]闽南航海者也率先运用指南针航海。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北宋宣和年间（1111-1125）遣使往高丽，到福建雇募“客舟”，舟师平时靠观察日月星辰来定位，“若晦暝则以指浮针以揆南北”。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刺桐港“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西方学者指出，“上述大多数发明，最先都是中国人和穆斯林作出的。”[10]中国的造船技术、指南针、航海地理文化知识通过海上贸易传到了欧洲，使世界大航海成为现实。这些宝贵的技术和智慧，表现了人类创造力，促进了人类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
王爷信仰也经历了从行瘟神到保护神、从陆地到海上的演变。首先，王爷不同于凶神恶煞的瘟神，而是来自海上的“代天巡狩”的海神，具有拯疾扶危，御灾捍患、护佑民众的功能。其次，王爷不是当地庙宇所供的王爷，而是来自海上之神。中国厦门、马来西亚马六甲等地区，都有在海边请神的习俗，这是王爷信仰海洋文化的遗存。马六甲勇全殿迎神的地点是庙前的一处巷弄内。“这个地方是以前的海岸线遗址。沧海桑田的变迁下已经成为房屋林立的巷弄，当初海滨请王的历史记忆依然存在。”[11]再其次，与王爷信仰相关的如海上“做好事”习俗。历代闽南航海者，遇到海上罹难者尸体，一定要打捞上岸并安葬；甚至捕到大鱼，也要小心剖开，发现人骨也要安葬。这些生前互通有无的“好伙伴”，死后成为漂泊无依的无主孤魂。闽南人对这些无主孤魂不是驱赶，而称其为“好兄弟”，以礼葬之祭之。最后由王爷带领他们往生极乐世界。
“这些知识和实践还强烈地影响着价值观和信仰，并且成为许多社会实践和文化传统的基石。”[12]传统捞尸安葬的习俗，最初起于怜悯之心、恐惧海难、恐惧厉鬼作祟、还大海以安靖等复杂情感心理。这种生为“好伙伴”死为“好兄弟”的生生死死之初心始终贯穿于社区群体的航海生产生活之中，在代际传承中、在与大海和历史环境的互动中，形成了尊重生命、敬畏大海、互助友爱、诚信守义、平等互利的文化理念，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海洋文化样本。
“送王船”仪式促进人与社区、群体之间的和谐。送王船是在受到突如其来的瘟疫、海难或社会不靖等威胁时刻而举行的以求减轻集体面临的危险的“强化仪式”，是“标志群体生命而非个人生命危机时刻的仪式”[13]。如1919年举行的王船祭，其时正好是世界大战结束后流行性感冒肆虐之时，也是当地华人抵制日货的多事之秋。[14]马六甲州的王船祭，必须从宏观的世界海洋交通史理解商贸与瘟疫的关系[15]，是群体生命、利益受到威胁而举行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中部马六甲海峡沿岸廖内省的巴眼亚比的王船仪式，是因为中国福建省同安县的黄、许、陈诸姓于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移民到该地，不熟悉新的海域环境，时常发生海难而共同举办的，目的是以安抚海上游魂，庇护众生及海上生产安全。[16]集体行动是“强化仪式”特征，这种集体行动有助于减缓海难等突发事故给社区民众造成的心理震荡，具有重建社区联系和提供精神慰藉的作用，同时也增强社会凝聚力。
“送王船”的普度表现了超民族超宗教超国界的博大包容性。而包容性来自于闽南海洋文化的历史积淀和生产生活实践。宋元时期，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泉州以大海般的胸怀迎来“市井十洲人”，呈现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与百来个国家地区友好往来。明代，“泉漳商民”以漳州月港为中心“贩东西洋”，与四十多个国家地区进行贸易。民谚曰：“行船跑马三分命”。在海外移民、海上贸易中，无数闽南人、“十洲人”“万国商”死于海难。闽南不少地方保存了历代海上罹难者的“阴庙”，厦门市繁华中心至今还完整保留着不少“好兄弟”的坟墓。普度是“送王船”中重要的仪程。[17]其普度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本民族本地区的罹难者，而是基于“东西洋人”“万国商”的视野，不分民族、群体、性别、阶层、贵贱，由王爷邀请他们登上王船，带领他们脱离苦海往生极乐世界。这种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充分显示闽南海洋文化深厚的人文精神，体现了人类超民族超宗教超国界的仁慈大爱。
“送王船”的传承与实践，证明了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和包容共存。宋元以来，儒家、佛教、道教文化和诸多民间信仰，还有景教、摩尼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文化在中国泉州共存，马来文化、中华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汇集，多元宗教文化在两个国家不同地区和谐共存，如中国泉州富美宫等王爷宫庙与清净寺、基督教堂沿街并列，厦门的龙珠殿、“好兄弟”坟墓与现代化高楼大厦双子塔俯仰相就，马来西亚马六甲勇全殿、清华宫等王爷宫庙与荷兰红屋相互辉映。多元宗教、多元文化、传统与现代可以和谐并存，不同民族、群体的人也可以通商通婚。现在，闽南还有融入汉族的阿拉伯人后裔等不同群体，马来西亚有峇峇娘惹等不同群体。中国闽南地区的汉族（包括疍民）和畲族，以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的华人、峇峇娘惹人、印裔马来人等，他们都是该遗产项目的实践者、传承人，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推动者、参与者。文献记载，1933年马来西亚举行王舡游行，不懂华文的峇峇人已经是游行的发起人、筹备人。在这次中马联合申报项目的工作中，他们是积极推动的主力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认为：“提名内容一直在不断地实践和再现，构成了中马文化互动和谐共存的生动反映。这种做法见证了过去和现在不同地区不同文明、宗教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令人满意的共存。”[18]语言、血缘等关系在“送王船”的传承人、实践者身上并不重要，因为平等往来、互利互惠、和平共处的共存共荣的价值观念经过代际传承已经融入他们的精神生命之中。
中国的祭祀文化蕴含着行善感恩的伦理道德。《礼记·祭法》云：“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所祭祀者为国为民立德行善，民众感恩而祀之。民众认为王爷不是凶神恶煞的瘟神，而是从海上而来的“代天巡狩”的海神。他匡扶正义、仁爱慈悲，为民消灾除祸、扶危济困、惩恶扬善，民众感恩而祀之。不断重复的仪式濡化了人们行善感恩的意识。
“送王船”体现了行善福报的德福伦理观。其一，行善是仁心义举。海上捞尸骨而葬之是出于人类初始的怜悯仁慈之心，普度“好兄弟”脱离苦海是被认为是对“好伙伴”应有的义举。这些行动被民众认为是“做好事”——仁慈之心、行道义之事。其次，民众认为“做好事”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体现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德福伦理观。好人有好报是传统福德观念，积善积德便有福报。而现实中德福未必相对应。但从长远的历史观、社会发展观来看，扬善惩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古今中外自古皆然。再次，“做好事”具自愿性、集体性、公益性特点，参加“送王船”仪式活动的人被称为“义工”，大家通过共同行动来营造一个祥和平安、河清海晏的生产生活环境，而仁爱慈悲、扬善惩恶的价值取向客观上强化了行善积德的意识和行为。
“送王船”折射出民众敬畏海洋、感恩海洋的人与自然关系。生命与海洋在“送王船”中紧密相关。大海给予人类丰厚的财富，但也给人类带来威胁和灾难。时常发生的海难夺去无数人珍贵的生命，海上捞尸习俗和普度仪式是敬畏生命、敬畏大海的表现。向海而生、以海为田、与海谋财的闽南人对大海又有一种感恩心理。这种复杂的心态表现在对王爷的心态上。民众对王爷不像对妈祖那样带有母爱的温暖亲近，也不像对瘟神那样恐惧害怕避而远之，请王、祀王、普度、送王等仪程，折射出民众敬畏生命、敬畏大海、感恩大海的复杂心理。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一个行善的人会得到老天的保佑。人只有行善，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爱戴。人人行善，社会才会因增加人性温暖而文明进步。感恩不是强制性的道德规范，但感恩播种善的基因，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个能够行善、感恩的社区、群体必定兴旺发达。一个知道行善、感恩的民族、国家也定会繁荣昌盛。
随着海航技术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历史上的“送瘟”也演变为“送王”，“送王船”也经历了从“强化仪式”到与“祈安仪式”“庆典仪式”混合的演变过程。有记录以来的一百五十多年的马六甲王船祭，早期多与瘟疫肆虐和时局之不靖有着密切的关系。近期者，则是王爷为了马六甲当地华人和国家的福祉而举行的。[19]从中可以窥见“送王船”由“强化仪式”演变为混合型仪式的过程。现在，“送王船”中还有严肃神秘的拯疾除疫的相关科仪，由于文艺阵头表演的加入，使整个仪式交织着祥和欢乐的气氛。年轻小伙子以抬王船为荣，男人摆宋江阵，妇女表演歌舞，小孩也参加装阁，民众万人空巷，以靠近王船为福气，以一睹王船雄风和阵头表演为快，堪称娱神娱人的“海洋狂欢节”。
“送王船”是各种表演艺术、传统体育、游艺传承和发展的土壤。在闽南，有高甲戏、歌仔戏、车鼓弄、大鼓凉伞舞、宋江阵、拍胸舞、舞龙舞狮队、锣鼓班等班社参加踩街表演；在马六甲，有花车、木偶戏、舞龙舞狮队、锣鼓班、踩高跷等班社参加阵头表演。仪式与民间表演艺术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生态链，富有地方特色的精彩表演使得“送王船”成为原生态传统民间艺术节。
“送王船”强烈地传达出民众对国泰民安、国富民强的追求。在马六甲，王船巡境时经过世界文化遗产地鸡场街，“兴啊！发啊！”的呼喊声、鞭炮声、锣鼓声震天动地，气氛异常热烈。在厦门市，化吉时人们团团围住王船，成千上万的人随着不断振臂高呼“兴！旺！发！”。在漳州鸿渐村，送王时村民们蜂拥而来，锣鼓声、乐曲声、鞭炮声震耳欲聋；化吉时人们看着升腾的火焰不断高呼“发啊！发啊！”。[20]与送瘟神“居人皆闭户避之”不同，从熊熊火焰和激情高昂的欢呼声，以及巡游队伍打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四海升平”等牌匾旗号中，送王船犹如庆典仪式或重大出海场面。
“社会实践、仪式实践和节庆实践，有助于标记季节的更替、农历中的节点事件或个体人生的不同阶段。”[21]仪式的结束标志着新阶段的开始。历史上送王船净化了海陆空间，先辈们开始新的下南洋航程。当下，仪式的结束标志社区、群体、个人新阶段的开始，人们以新的精神面貌继续努力去创造一个“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的理想社会。
“送王船”是“强化仪式”和“祈安仪式”“庆典仪式”的综合性仪式，具有海洋文化特征，其蕴含开放拼搏的海洋精神、和谐包容的文化观念、行善感恩的伦理道德、安泰富强的愿景追求，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构建人类共同价值增添了丰富的人文色彩。相信学术界有更多的学者来深入挖掘、科学阐释“送王船”的文化价值，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提供珍贵的中国文化资源。尤其是在全球抗疫的今天，如“送王船”所体现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文明、宗教、文化和谐包容的文化观，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显必要；而“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社会自然环境，对于“国富民强”“四海升平”的人类和平安全发展尤显珍贵。
注释：
[1][13]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张鈺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第406页。
[2]管宁《中华文化基因与当代中国话语建构——基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理念与实践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3][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巴莫曲布嫫译，《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1期。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
[5]姜守诚《“祠沙”“放彩船”考释——兼论对明清闽台王醮仪式之影响索》，《中华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
[6][17]蔡亚约《闽台送王船》，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鹭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65-85页，第84-85页。
[7][12][2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巴莫曲布嫫译，《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3期。
[9]连心豪《清代漳州月港海外交通贸易一瞥——民间宗教信仰史迹文献视角》，《中华文化与地域文化研究——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20年论文选集》2011年第2卷。
[10]菲利普·J.阿德勒、兰德尔·L.波韦尔斯《世界文明史》，林骧华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版，第466页。
[11]洪瑩发、刘普雄《勇全殿2012全安王舡龙虎消灾清醮记实》，苏汶财主编《勇全殿王船记事·壬辰年（2012）全安号龙虎消灾法醮纪念刊》。
[14][19]苏庆华《代天巡狩：勇全殿池王爷与王船》，马六甲怡力勇全殿2005年版，第61页，第62页。
[15]李丰楙《巡狩南邦：马六甲勇全殿2012年送王舡的巡境仪式》，苏汶财主编《勇全殿王船记事·壬辰年（2012）全安号龙虎消灾法醮纪念刊》。
[16][20]石奕龙《海丝之路沿岸国家马来西亚、印尼的闽南人文化——王船祭》，《海丝文化与闽南文化论坛论文演讲集》2016年10月。
[18]叶细致《送王船的申遗故事》，《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12-28（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