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线性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展陈设计理念 ——以中国长江博物馆为中心

2024-08-19 12:51

傅才武, 李高峰


【作者机构】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来    源】《江汉论坛》 2024年第7期


摘 要:线性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展陈方式不同于历史类博物馆和区域综合性博物馆,就在于必须以空间性统筹时间性,而不是以时间性统筹空间性。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项目,中国长江博物馆必须科学展示长江文化遗产带的基本特征和典型符号,使之成为一个新时代有关长江的知识再生产和文化再创作的场域。在长江文化主体间性的视域下,中国长江博物馆的展陈应以孕育、承接、引领中华文明为主题,以地理中枢、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三大共性为内涵框架,将长江文化放置在中华文化的生成中,放置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重新阐释这一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同时,中国长江博物馆必须正确把握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势,通过搭建多个情景化的叙事空间和运用最新的数字技术来还原展品的生命轨迹,引导公众在与活化展品的良性互动中完成民族神圣地点的记忆共享与中华文化的传承。

关键词:长江文化;线性文化遗产;国家文化公园;博物馆;展陈方式

2019 年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进入到实施阶段。2022 年1 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通知,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2023 年底,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项目,由湖北省申报的中国长江博物馆建设项目上报国家发改委,并被列入国家“专精特新”工程项目预备名单。

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重大项目,进入规划建设阶段的中国长江博物馆将如何定位,要阐释何种主题,要搭建何种内涵框架,要设定何种空间叙事逻辑,如何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相匹配,如何与现有区域内的博物馆集群相协同,以更好地合力阐释好长江文化,以及如何在当前博物馆争奇斗艳的局面中脱颖而出,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等,业已成为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而要解决这些实践难题,需要追寻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尤其是要确立科学合理的展陈设计理念。

一、线性文化遗产博物馆的概念及国内相关实践

长江流域各区域以长江这条宽广绵长的大江为纽带,历经数千年的内部整合与外部交往,逐步形成了与北方黄河流域相对应的南方流域空间概念。南方本身是个区域性概念,但因为有长江这条大江横亘东西,线性特征显著。因此,中国长江博物馆属于线性文化遗产类型的博物馆。

(一)线性文化遗产博物馆的概念与功能定位

2003 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首先提出线性文化遗产概念,随后这一概念在多个欧美国家得到运用。随着中国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的申遗成功以及《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的发布,线性文化遗产也逐渐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的热点领域。

长城、长征、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和万里茶路等是我国著名的线性文化遗产。欧洲的古罗马帝国边界线、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线路、塞默灵铁路,北非的乳香贸易路线等是世界知名的线性文化遗产。这些绵长的河流、道路和城墙,以其独特的功能属性,将原本地理远隔、区域分立的板块连接在一起;本地区的不同族群因为参与共同的事务,在这条纽带上频繁地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出独特的人文地理带,留下了极具特色的文化遗迹。线性文化遗产博物馆就是负责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叙事空间。

因此,线性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展陈模式不同于历史类博物馆或者区域综合性博物馆。首先,要阐释维系全部文化遗产的道路、河流、城墙等纽带的物理特征、功能设定及组成要素;其次,要阐释沿线不同区域的角色与定位、特征与共性;最后,要阐释整个沿线文化带的生成机理。这就需要对线性文化遗产的点、线、面进行完整的内涵阐释,以“点”见“面”,以“面”统“点”。

线性文化遗产沿线通常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博物馆。在运营实践中,学者们又提出了“系列博物馆群”的概念。它是指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围绕某一主题建设的多座博物馆的集合体,集合体内单个博物馆之间相互联系、互相支撑,形成完整的保护与展示体系。这一理念符合线性文化遗产的多元化内涵。在不同的点段设置不同的次主题博物馆,可以使公众以多元视角去解读线性文化遗产多层次的内涵。

长江流域有着丰富的博物馆资源,设立中国长江博物馆可以将这些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共同打造一个长江文化的整体概念。作为一个龙头型博物馆,中国长江博物馆要科学阐释长江文化的根本特质,并以之为展陈主题;要完整阐释流域内不同亚文化板块的共性,以赋予其长江文化的基本价值,以促进长江文化整体概念的形成。质言之,线性文化遗产博物馆最重要的就是要阐释清楚“线”在文化层面的功能与价值。

(二)国内线性文化遗产博物馆建设的典型案例

西方发达国家对线性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展陈理念和思路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但在2017年才开始的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线性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建设与展陈理念仍然处于探索之中。

1. 长城沿线博物馆。长城是世界文明史上军事防御体系最为庞杂、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化遗产。万里长城越山丘河谷、穿草地平川、跨荒漠戈壁等多种地貌;它临谷为屏,山岳为障,因河为塞,冲要筑城。沿线的长墙、墩台、隘口、关城、营堡、烽燧等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长城的建毁兴废、屯田驻兵、攻防警戒、贡赐互市等历史事件积淀为重要的民族记忆。对内,长城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激荡与融合的一个符号;对外,长城又成为抵御外辱的一个符号。

截至2022 年6 月,全国可统计到的长城主题博物馆共17 座,分布在河北、天津、北京、黑龙江、辽宁、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规模级别上,长城沿线博物馆体量总体偏小,且大多未定级,只有山海关、八达岭、嘉峪关段落的博物馆建设相对完善和成熟,缺乏一个统揽性的综合博物馆来系统地阐释长城文化这一宏大概念。在展陈上,各地的长城博物馆局限于本地的人文特色与历史事件。在馆际协同上,长城沿线博物馆各自为政,既缺乏跨区域的交流合作平台,也缺乏常态化的交流合作机制。长城作为一个整体性符号象征体系,在博物馆的展示中却被碎片化了。

2.大运河沿线博物馆。大运河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江苏、浙江等8 个省市,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组成。河道全长3166 公里,串联燕赵、齐鲁、中原、江淮、吴越等文化区,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成了一个水运网,是中国历史上南粮北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的大动脉。沿河兴建起城镇及各类建筑,包括码头、仓库、船闸、桥梁、堤坝等,成为中国的“古代文化长廊”。沿线地区形成的大运河主题博物馆数量庞大,截至2019 年,区域内共有2191 座博物馆,其中著名的有通州“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杭州“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和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等。

从展陈上看,大运河沿线博物馆主题明确,内涵清晰;广泛而深度的数字技术应用营造出多层次的情景化叙事空间;丰富多样的策展活动提高了公众的参与度,公众与博物馆形成了良性互动;积极拥抱新媒体,通过多元化的传播途径,极大地拓展了受众群体。尤其是近年来,北京、扬州等地新设的一批大运河博物馆,设计理念超前,运营模式多样,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博物馆的前沿水平,成功地将历史的大运河转变为一个公众共享的现代文化空间。在馆际合作上,2019 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以17 个部门和大运河沿线8 个省市为成员单位,建立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为区域之间博物馆的合作开发提供了制度保障。自2019 年以来,几乎每年一度的“京杭对话”有效地推动了大运河沿线城市的互动,提升了大运河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3.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丝绸之路是世界文明史上最为悠久和漫长的线性文化遗产,其陆地线路横亘整个欧亚大陆,海上通道则连接了亚洲和非洲。在国内的馆际协同合作上,2010 年全国52 家各级各类博物馆(文博单位)成立了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对内促进馆际交流,对外展开国际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整体合力。在国际合作方面,丝绸之路博物馆表现得尤为突出。2017 年5 月,中国国家博物馆牵头成立了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这是一个博物馆领域服务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非政府、非营利的开放型国际合作和交流平台。截至2023 年11 月,联盟共有成员单位172 家,其中国际机构57 家、国内机构115 家。该联盟分别于2018 年、2021 年和2023 年举办了三次文明对话。

从具体展陈上看,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及国内外的联合布展,皆立足于国际视野,采取多元阐释手段,构建起长时段、跨时空的宏大历史叙事,呈现出“众声和鸣”式的多元叙事风格。得益于中西交流漫长岁月的累积,无论是中国发现的异国文物还是他国发现的中国文物,其数量之多、类型之杂、技艺之精都令人叹为观止。因此,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的展陈大都以精品展为主,“亮宝”大于“叙事”,习惯于以文物的珍贵性来吸引观众。

综合来看,国内的这些博物馆场馆主题鲜明,文物内涵丰富,线性文化遗产概念业已广泛传播;展陈与数字科技的契合不断加深;更加注重馆际协同合作,定期开展跨区域的主题活动。这些经验对于正在筹建中的中国长江博物馆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但同时也要注意到,线性文化遗产博物馆区别于历史类博物馆和区域综合性博物馆的差别性内涵与线性特征并没有在当前博物馆的展陈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中国长江博物馆的展陈设计要体现长江文化的特征、定位和价值

国家文化公园的设立是一种集中体现国家性、文化性和公共性的宏大时空叙事表达,也是一次重要的体现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文化治理模式创新。目前,在已经设立的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四处国家文化公园中,博物馆通常都是最为耀眼的部分。

长江流域分布着众多的区域性及特色主题博物馆,但是始终缺乏一个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展示长江文化遗产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长江博物馆是以阐释长江文化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为主题的龙头型博物馆,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灵魂部分和标志性工程。以中国长江博物馆为龙头,整合域内系列博物馆群,能够呼应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这一宽广的空间体系,共同夯实长江文化这一宏大概念。

中国长江博物馆既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必须体现出长江之于中华文明的意义,同时又是面向世界的,必须体现出长江之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但中国长江博物馆既不同于传统的区域综合性博物馆,又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类博物馆,如何展陈才能够体现出长江文化的特质和意义,必须有一个总括性的顶层设计。

(一)以长江文化的共性特征为内涵框架

历史类博物馆和区域综合性博物馆,其展陈都是在特定区域内沿着时间线渐次展开,以时间性统筹空间性。但线性文化遗产的特征是以某一共性将沿线分散的文化遗存空间串联在一起,以形成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线性文化遗产的展陈需更加注重不同空间的内部关联性,即以空间的关联性统筹时间的延展性。

长城、长征、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线性文化遗产,共性清晰,主题鲜明。例如,长城以建筑形制与防御功能为共性;长征以红军北上行进为共性;大运河以漕运为共性;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以贸易为共性。这些线性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均可以用鲜明的共性符号为逻辑主轴来充分整合沿线不同的遗存,利用同一主题的价值符号来统筹博物馆的整体设计,“自说自话”地进行场馆展陈。

长江流域地域广阔,长江沿线的亚文化区众多。羌藏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赣皖文化、吴越文化等亚文化区都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差异显著,难以从中提取共性,但博物馆展陈即内容表述又必须基于共性而展开。我们经过比较分析,认为长江流域各区域具有如下共性特征:

第一,历史的地理中枢。长江横贯中国腹地,北承黄河,南接岭南,西连青藏,东通海外。地理中枢的地缘价值使得长江驱动了中华文明北方与南方、中心与边缘的双循环系统,开启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丰厚的山泽之利。水热同丰的长江流域提供了关系国计民生的丰沛物资与产品,例如稻米、茶叶、食盐、铜铅、丝绸、棉布、瓷器等,这些农耕时代的战略性资源辅以先民智慧,在唐宋之后将长江流域打造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第三,长江的诗性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超越性精神世界。魏晋玄学、唐代禅宗、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等南方思潮不但完美承接了黄河流域的礼乐文化,并且推陈出新,激荡出了无数名耀后世的思想理论与名士大家,使长江流域成为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心。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与中国革命的浪潮中,长江流域更是屡开风气之先。

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作为整体的长江文化的特征是在与其他文化共同体的对比中获得的,因此是一种主体间性特征。长江文化的三大共性特征是长江流域各区域自下而上合力呈现的结果,各区域合力赋予长江以独特的社会功能与价值。而长城、长征、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线性文化遗产的共性是自上而下注入沿线各区域亚文化体之中的,是线路本身的客观功能与价值赋予的。长江文化恰恰相反。因为长江天然的航运功能与价值并不足以将沿线各文化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为之注入共性。长江文化的这三大共性固然是内部生发的,但却是在与其他地缘板块的互动互鉴中体现出来的。这一特性也决定了中国长江博物馆不能“自说自话”地展陈,而只能谋求在他者的映照下完成自我身份和基本特征的建构。

长江的这三大共性可简单地归为生态长江、经济长江和文化长江三个方面,中国长江博物馆的展陈应当围绕这三大共性内涵来提炼主题,设立纲目,建构一个基于长江的“意义框架”。

(二)以长江空间流转线路为主要载体

长江文化的特性是通过诸多重要的交通路线,在内部互联互通和与外界交往交流中逐步构建的。首先,长江作为一个天然黄金水道,自战国以来就连接着巴山蜀水与江南水乡,逐步形成了与北方黄河流域相对的南方地缘概念。其次,在中国文化的南北循环中,长江流域以大运河、汉江河谷(江夏-襄阳-南阳-中原)、金牛道(巴蜀-汉中-关中)连通黄河流域,不仅承接了历史上的三次衣冠南渡,而且为北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以赣江、湘江连通岭南,开启了两广地区的大开发。再次,在中心与边缘的循环中,长江流域以甘藏、川藏、滇藏三条茶马古道连接青藏高原,通过历时千年的茶马贸易为铸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最后,在对外交流方面,长江以万里茶道、岷江-西域-中亚道、滇缅道、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国长江博物馆的展陈应当以交通线路为脉络串联区域空间,激活展品,展示长江文化的特性在循环流动中形成的过程。

中国长江博物馆的展陈应该以长江空间流转线路为主要载体展陈文物,借助于空间流动性展示中华民族深厚悠长的集体记忆。单纯地分馆陈列长江流域的稻米、茶叶、食盐、铜铅、丝绸、棉布、瓷器、漆器、美酒等次生主题并未超越历史类博物馆中文物本身的意义。实际上,长江流域的此类主题博物馆数量众多,陈展方式多样。中国长江博物馆不是要做一个规模更大、展品更全的博物馆,而是要以新的框架来阐释长江文化这一宏大的整体性概念。只有把既有的物质文化遗产放置到内外交往路线中,才能体现出长江文化因素之和大于整体的价值。

长江流域内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群均有自身独特的空间流转线路,以其为脉络,把分立的域内区块整合起来,与外部空间连接起来,才能形成长江文化的整体性。这些次生线路文化遗产虽然各具功用,各有特色,但都是在长江这条主干上生发出来的,它们共同组成了长江文化丰富的脉络。长江文化的三大共性内涵,也只有依靠这些次生线路上的文化遗产来展现。

例如,在瓷器主题展厅中,一是要陈列全国各个时期的瓷窑分布图,重点突出长江流域瓷窑布局,包括长沙窑、景德镇窑、吉州窑、赣州窑、洪州窑、繁昌窑、寿州窑、越窑、龙泉窑、德清窑、婺州窑等。同时,将重点名窑的烧窑作坊作一个景观复原,再现瓷器的生产场景。二是要描绘出长江流域特色瓷器(例如青瓷、青花瓷)内运与外销的路线图或辐射图,可利用东海、南海等地的沉船展示运输过程中的重要场景。三是展示长江流域瓷器在外地的消费场景,如越窑秘色瓷在唐朝皇家寺庙法门寺的发现,青花瓷在阿拉伯世界的盛行。四是作一个与同期黄河流域的名窑在工艺上的比较图,凸显出长江流域名窑在中国瓷器史上的地位。五是展示一些重大的瓷器考古发掘现场,这是历史遗存的生命再现空间。

在主体间性的原则下,文物的展陈必须被放置到特定的场景下,并获得重新解释的意义。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物,并不是枯燥的标本,而是拥有完整生命周期的“活物”,它曾经深深地嵌入先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它不能简单地被陈列、被欣赏,而是要被激活,成为博物馆叙事空间中的主要角色。要通过重建文物的生命轨迹让其活起来,将中华民族的历史对象化为展陈的文物符号,并让人们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与体会。

展陈的每一类文物,都要力求展示它的出产空间、传播空间、消费空间、对比空间、再现空间。这些不同的空间不仅建构了文物的生命轨迹,更展示出其在族群集体记忆中的符号标识和历史哲学意义。正是在某种特定的意义框架内,文物所蕴藏的历史内涵也得以在不同的空间中渐次体现出来。博物馆应当通过合理的逻辑来编排这些空间序列,通过情景化的设计来搭建这些空间,最终将其串联成完整的叙事闭环。

(三)以全球大河文明为宏阔背景

作为世界级的大江,长江的历史文化价值必须被放置在全球视野下大河文明的比较中,放置在人类文明诞生、延续、跃进的时间长河中进行充分的比对和印证。

散布在北纬30 度线上的尼罗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印度河与恒河、黄河与长江等孕育了早期人类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先于中国完成了国家形态的建立,但在全球进入封建帝国时代后,除去黄河与长江之外,其他大河所孕育的古典王国先后被罗马帝国、波斯帝国、贵霜帝国等所摧毁。在此起彼伏的中世纪帝国角逐中,这些区域再也未曾诞生过强盛的本土政权,而沦为异域民族国家的竞技场。在近代席卷全球的西方工业革命冲击下,曾经辉煌一时的莫卧儿王朝、奥斯曼帝国等土崩瓦解,分解为数个民族国家,又基本沦为殖民地。在现代全球经济竞争格局中,这些河流变为国际河流,各国就水资源分配问题纷争不断,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仍然处于正在进行时。

同样孕育了人类稻作文化的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期,孕育了繁盛的屈家岭、石家河与良渚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青铜时代,前期有绚烂的三星堆古蜀文明,后期有强盛的楚国坐拥广阔的江淮地区;中古时期,在承接中原人口、技术与文化转移的过程中,逐步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近代以来,成功抵御了外部冲击,消弭了内部纷争,重塑了国家形态、民族内涵与文化认同;在现代化进程中,又勇立改革开放的潮头,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带。得益于其广博的资源禀赋与深厚的文化底蕴,长江文明顺利穿越了诞生、延续、跃进的三大长时段,既能够应对外部挑战,也能够进行内部蜕变,后劲绵长、经久不衰,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中国样本。

近代工业化以来,内陆大河成为区域国家经济发展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例如,密西西比河、莱茵河、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支撑了区域国家乃至世界的贸易繁荣。长江在中国现代化转型发展中也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2005 年始,长江货运量超越密西西比河和莱茵河,连续18 年居世界内河航运量首位。水力发电方面,在当前世界前十大水电站中,长江占据其半,成为全世界发电量最大的河流,被誉为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长江经济带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经济带,拥有上游成渝城市群、中游湘鄂赣城市群和下游长三角城市群。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这一区域重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四次座谈会,足见长江在中国经济发展全局中的战略支撑地位。

长江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与延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万年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的人工栽培获得成功,随后传播至朝鲜、日本、东南亚及印度次大陆,奠定了亚洲东部的经济形态。中古时期,长江流域凭借自身丰沛的资源与产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为阿拉伯及西方世界输送了大量的丝绸、茶叶、瓷器、麝香等;萌发于贵州山林之中的阳明心学,很快传播至朝鲜半岛与日本等地,成为东亚诸国共同的思想资源,在各国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13 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来,长江流域凭借庞大的产业集群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大量质优价廉的工业产品,有效推动了沿线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这些跨时空的比较,充分证明了长江之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在中国长江博物馆的展陈中,应当单独设一个单元将世界知名的大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作一个全面的时空对比。对比的目的不在于一较高下的褒贬,而在于把长江文化放置在全球文明的视野中,考究它的历史与特质,明辨它的魅力和缺失,探索其生生不息的动力。这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也是通向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通过对文化遗产的再梳理,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定地秉持一种既不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亦不妄自尊大、封闭排外的心态。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世界知名运河与运河城市”展厅中,陈列了包括6 条世界遗产运河在内的15 条代表性运河,既有“扬州五亭桥与威尼斯叹息桥的对话”,也有巴拿马运河船闸运行原理剖面模型和里多运河上的渥太华船闸模型的展示等。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横向对比体现了博物馆的大格局与大视野,清晰地阐明了运河在世界各地滋养社会文明、孕育城乡发展、传播科技文化、促进商贸互通上的共同价值。公众可以在这种生动直观的比对空间中,更加深刻地理解大运河之于古代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大运河在世界运河中的特色。

在中国长江博物馆的运营中,积极开展与世界大河文明的对话将是重要的内容。河流是文明的摇篮,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大河文明从来都是各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脉。因此,大河文明的对话更易于引发共鸣,更有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对话的目的是在国际舞台上传播长江文化、讲述长江故事,同时也为世界文明的传承创新注入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四)以长江文化的历史定位为最终主题

将长江文化放置在中国文化的生成中,放置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通过多条内外交通路线来多方位地展示其三大特性,即地理中枢(生态长江)、经济中心(经济长江)、文化中心(文化长江),实际上讲述了一个完整的长江故事:长江如何孕育了新石器时期满天星斗的中国,如何承接了古代中国礼乐文化的转移与再造,如何引领了古代中国经济与文化迈向巅峰,如何引领了近代中国走出历史的黑暗时刻,如何引领着当代中国实现百年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漫长而生动的长江故事最终明确了长江文化的历史定位:孕育、承接、引领了中华文明。这也是中国长江博物馆最终的展陈主题。

所谓“主题(theme)”,即游客能够“带回家”的信息,它是易于被理解和吸收的,与抽象的、含混的遗产价值相区别。主题是博物馆展览的灵魂和核心,展览主题提炼愈充分,立意就愈高远,展览的思想性、时代性和教育意义就愈强。清晰精准的展陈主题定位能够让观众进入博物馆伊始就在头脑中迅速感知到博物馆所要阐释的理念,建立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在观览文物展品时,通过博物馆围绕主题搭建的叙事空间,观众能够更加精准地获取到博物馆想要传达的文化与价值,最终对先入观念形成一个内容上的支撑,完成对博物馆主题的强化,也即完成对博物馆再生知识的共享。

中国长江博物馆是形象讲述长江故事的场域,所有的文物陈列和场景搭建都必须围绕一个故事主题,即长江文化的这一崇高历史定位来展开。要简单清晰、准确深入地将这一故事主题传达给每一位观众,植入其内心深处,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展陈。

总的来说,中国长江博物馆必须强调全流域的整体概念,以孕育、承接、引领中华文明为展陈主题,以地理中枢、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三大共性为内涵框架。在展示区域文化遗产时,需更加注重域内空间的彼此关联以及与外部的交往;在陈列展品时,需更加注重展品在线路上的传播,通过搭建情景化的叙事空间来还原展品的生命轨迹。无论是“面”的区域,还是“点”的文物,都要力求将其串联在各条“线”上;要以长江为主动脉,以各条通道为支脉,打破区域界线,将所有的文化遗存一一铺设其上,连通长江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最终形成一个中华文化五千年视野下的长江文化图景。

三、中国长江博物馆的展陈要适应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势

近年来,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备受社会公众的关注,尤其是在年轻群体中掀起了“博物馆热”。与此同时,博物馆自身也在进行不断的创新,在功能定位、运行机制、陈列布展和跨界融合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新趋势。中国长江博物馆的建设也必须注意到这些前沿动态,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前沿博物馆的展陈理念。

(一)知识的再生产:文化场景下公众文化消费空间的重塑

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自1946 年推出第一个博物馆定义以来,经过不断修订,至今已形成了九个定义。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博物馆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宗旨和性质一直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而不断演进。2022 年8 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发布了对“博物馆”一词的最新定义:“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馆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与此前的定义相比,新定义将博物馆五大功能之一的“传播”替换为“阐释”,这赋予了博物馆以自我意识,使其从物的收藏者转变为知识的再生产者。

2012 年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关于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工作的意见》,其中指出:“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向社会奉献的最重要的精神文化产品,是博物馆开展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实现社会职能的主要载体和手段。”显然,陈列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工作。但陈列并非简单的藏品罗列和堆砌,而是一个复杂的知识再生产和文化再创作体系。博物馆要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要有清晰的定位,要清楚想向公众传达的理念,不能够局限于收集和整理过往的记忆、传播碎片化的专业知识,更要能够进行知识的再生产。

博物馆在运营实践中也引进了诸多跨界理论,以期更加贴合公众的文化需求,谋求持续创新的生命力。场景理论是新芝加哥学派提出的一个关于消费型城市发展的理念:城市的各种生活娱乐设施构成了蕴含特殊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场景,并形成抽象的符号感和信息,传递给在这一空间消费的公众,使其获得一定的情感体验。在城市场景理论中,满足人的消费是第一位的。博物馆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消费空间,必须以观众为中心,通过建构贴近公众认知的场景,在博物馆与公众之间进行知识与价值的传导。

首先,在博物馆的整体空间布局中,各种类型的文化符号能够作为知识与价值传导的引子,与公众的基本认知相契合。例如,三峡大坝、黄鹤楼、长江大桥、江豚、扬子鳄等符号,可以迅速引导观众进入长江文化的场景中;再现连接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的徐家棚火车轮渡老码头的场景设计,可以将公众瞬间带到近代化的记忆中。

其次,要对具体的展品进行空间叙事,力求重现其生命轨迹。展品是沉默的,其所承载的记忆和信息都深藏在物质中,如果不进行阐释工作,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观众就难以看懂。在当下博物馆热度持续高涨的形势下,场景理论的导入使得博物馆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单个藏品进行信息阐释,为公众提供碎片化的知识点,以满足公众猎奇猎新的心理,而是要对藏品组进行系统性的空间叙事,力求为公众复原出一个鲜活的先民生活场景,进而在文化层面作进一步的建构。展品只有置身于特定的场景中才能活化,才能为博物馆提供的权威知识与社会大众的基本认知之间搭建一个交互桥梁。例如,在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的“一粒米的漕运之旅”展厅中,游客可沿着脚下的“运河”走向,进入漕粮的征收、运输、归仓三个场景。整个过程以环幕影院、互动游戏、语音问答等形式展示沿线城市风貌、河工技术、漕运制度、仓储方式等,具有明显的空间叙事特征。

长江沿线密布着众多的综合性及主题性博物馆,藏品极其丰富,陈展方式多样,同类藏品的具体阐释业已趋于完备。中国长江博物馆要通过搭建多种鲜活的场景,合力为公众提供一个清晰而丰富的长江文化整体概念。例如,川蜀的金丝楠木如何被砍伐,如何浮江而下,沿大运河北上,成为紫禁城的皇宫立柱;云贵的铜铅如何被开采,如何沿江航运至汉口,由各省分领至钱局,铸造成铜币;两淮的海盐如何煮海煎制,如何溯江而上至湖广地区,成为百姓餐食的必备;江南的丝绸、茶叶如何经长江转赣江,越大庾岭至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公众需要通过这些鲜活的空间叙事来提升自身的基本认知,从而完成对公共文化的消费。这一过程就是知识的再生产和文化的再创作,也是当前博物馆角色定位转变的主要方向。

(二)公众的文化参与和共享:在宏大叙事与个人体验之间重建身份认同

场景理论要求通过拓展场景的文化品位和价值,让个体的价值诉求在场景中得到承认和共鸣。身份认识和认同是个体价值诉求中最具根基性的,所有的宏大叙事最终都要回落到公众个人的自我身份认知层面。因此,博物馆不仅要对展品进行知识的再生产,还要对观众的身份进行再生产。例如,甘肃省博物馆通过“丝绸之路”的恢宏叙事,塑造了西北人“文明驿使”与“豪迈热情”的身份认知;浙江省博物馆则着重突出“越地长歌”的绵长历史,展现了浙江人“精勤耕战”的文化品格和经济本位的价值取向。

中国长江博物馆应通过一系列宏大叙事,展示长江孕育、承接和引领中华文明的历史定位。其中,“孕育”折射出开创精神,“承接”体现出包容精神,“引领”显示出进取精神,所有的宏大叙事背后都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而这些集体精神力量原本就潜移默化地流淌在每一个个体之中。博物馆作为塑造身份认同的空间和场所,可通过开放式的空间叙事,使观众在深度交互体验中重新认识到自身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形成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传统文化的深度认同。恢宏的历史叙事与琐碎的日常生活,国家的兴衰起落与个人的成败得失,厚重的民族精神与细致的品德修为等,都可以在博物馆搭建的开放式场景中得以交互,公众在宏大叙事与个人体验之间得以重建身份认同。

开放式的场景要求博物馆的展陈不能是过往那种展柜展板的说教模式,而应当是鲜活的、互动的、启发式的,能够为公众提供知识上的获取、感官上的愉悦、情感上的慰藉和心灵上的归属。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新定义也增加了社会及公众能够获得“深思和知识共享”的最终目的。公众的深度参与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博物馆要将公众视为自己存在与发展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要尊重公众共享公共机构资源的权利。

(三)沉浸式展示与历史空间的数字再现:以实物展品为基础的数字技术应用

奔腾不息的江水、巍峨挺拔的山脉、星罗棋布的城镇、物阜民殷的水乡、繁华嘈杂的市井……这些辽阔的景象远非实物可以体现,只有借助于先进的数字技术才能让观众全景式地感受到长江的壮丽与华美。由“物”的展示转向“人”的体验已经成为博物馆展陈的一大趋势,数字技术在优化博物馆体验方面越来越重要,甚至出现了很多完全没有真实藏品或者仿制模型的纯数字展馆。例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河之恋”展厅就是一个全媒体互动影院,没有任何实物和模型。展厅由总面积达1200 平方米的360 度巨型环幕投影和地面互动投影组成,并配备30 声道音响播放系统。它以“水”“运”“诗”“画”四个篇章来呈现大运河文化,给观众营造出极强的代入感。长江可供数字化的历史文本资源也非常丰富。陆游的《入蜀记》与范成大的《吴船录》两本长江游记全面、生动、真实地描述和刻画了南宋时期长江两岸从吴越至巴蜀的山川风物与商旅民情,是极为难得的古代长江干流航行游记。南宋是古代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时代,彼时的长江干流不仅官方的漕运繁忙,公私商旅也异常兴旺,可谓“万棹千帆绕江水”;沿江因港口而兴的城镇颇多,水路又沿大江支流直通腹地,可谓“十幅轻帆处处通”。中国长江博物馆可以将其作为文本,进行数字化的情景再现。

当然,博物馆的真实性原则要求展陈必须坚持实物展品的主体地位,非实物展品只能以辅助展品的形式存在。实物展品的完全缺失实际上背离了这一原则,使得公众在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的同时,完全丧失了博物馆应当提供的真实感和仪式感。博物馆终究不是影院,数字技术只能是辅助性的、增强性的,缺乏实物依托的视听体验也并非观众走进博物馆的主要诉求。国内首家以大运河为主题的纯数字博物馆——无锡大运河数字博物馆开馆不到两年便闭馆停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征集藏品对于任何一个新建博物馆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事情,而中国长江博物馆规模尤其宏大,藏品的收集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是最为基础性的工作。2018 年,筹备开馆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就面临着“零文物”“零藏品”“零展品”的窘境。负责征集工作的南京博物院文物征集部积极转变征集理念——从征集藏品到征集展品,最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征集到了满足展览需求的万余件展品。南京博物院的经验,值得中国长江博物馆借鉴。

(四)跨界融合与空间互嵌:打造超大型的知识性文化休闲综合体

博物馆是提供公众文化服务的空间,公众的需求无疑是博物馆发展最大的驱动力。当前,博物馆已经成为公众日常文化消费的重要空间。这种文化消费需求是物质需求的升华,也是消费型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化消费增长是惊人的,这得益于人口基数的庞大和素质的提高;消费也是多元化的,有知识性的、休闲性的、娱乐性的、情感性的等。鉴于这种庞大而多样化的需求,近年来博物馆开展了大量的跨领域合作,尤其是商业理念的引入,导致运营实践要比学术研究更加前沿、更加敏锐,已经进入了市场化的轨道。

以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为例,它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内涵,完全转化为一个超大型的知识性文化休闲综合体。大量休闲空间与展陈空间的相互嵌入,使得公众在这一综合体中不再是受教式地参观,完全没有必要按照预设的观览路线对每一个陈列进行参观,而是根据自身的喜好进行选择性、参与式的体验,拥有充分的自主权。无处不在、造型各异的座椅使得观众何时何地都可以放松小憩,整个过程是放松的、愉悦的漫步,而不是疲于应对知识的洗礼与冲击。博物馆的展品陈列基本摒弃了文字图板模式,转而通过多样化的场景营造,使大众可以进行信息的快速抓取,尤其是在观众过多、展品面前停留时间短暂的情况下。深度知识的提供也不会缺席,在每个展厅都有开放式的视听空间,精致的短片可以在游客小憩的时候提供知识增长的服务。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公众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使每一个观众在博物馆中感受到被平等地对待。

总之,中国长江博物馆必须正确把握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势,明确自身的定位,做好展陈规划。中国长江博物馆是阐释长江文化最重要、最集中、最直观的载体之一,应当成为长江历史文化知识的保存者、阐释者、传播者。要通过建构贴近公众认知的场景,在博物馆与公众之间进行知识与价值的传导;通过最新数字技术的运用,为公众提供舒适的感官体验;通过同公众的分享与互动,使其成为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传承者;通过跨界融合实现休闲空间与展陈空间的相互嵌入,提供多元化的文化服务产品。

四、结语

大河孕育了文明,文明滋养了族群,族群需要在集体记忆的场域中不断建构身份认同。大河累积了庞大而璀璨的历史文化遗产,博物馆则将其整合成为集体记忆的空间。中国长江博物馆是一座城市、一片区域、一个国家的“灵魂客厅”。它浓缩了区域文明史,是族群记忆的一个物化典库;它以鲜活的历史文化遗存连接了权威知识与公众认知,是知识再生产和文化再创作的理想场域;它连接了历史、现在和未来,是凝聚公众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

通过中国长江博物馆这一集体记忆空间,公众得以体会自身所归属的文明内涵:长江地域辽阔而生态多样,物产丰沛而商贸繁盛,文脉绵长而风俗醇厚,历经千年而绵延不绝;它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承接和引领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与繁荣;无论古代还是当代,它始终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践行者。这正是长江博物馆对长江文明的知识再生产和文化再创作。通过这一集体记忆的空间,公众也得以重建身份认同,将宏大叙事中的民族精神转化为个人的品德修为,将国家的繁荣和发展转化为个人的理想与追求,将激荡的历史事件转化为自豪的家乡记忆。

世界级大江大河博物馆的建设,目前尚没有类型完全相同的博物馆可以复刻,只有一些相似的线性文化遗产博物馆可供参考。如何定位跨区域、跨文化的大江大河的价值,如何整合大河流域内不同区域的亚文化,如何在族群共有的历史叙事中萃取共同的价值观等,是大河流域性博物馆面临的普遍难题。中国长江博物馆应充分吸收最前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做好顶层设计,力求主题明确,内涵清晰,逻辑缜密,空间叙事结构合理。作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载体,中国长江博物馆在展陈上要以赋能新时代美好生活为着力点,通过知识的再生产和文化的再创作,致力于为公众提供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感、社会层面的身份归属感、个人层面的知识获得感。这对于后续其他大河流域性博物馆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

注释:

① 李永乐:《线性文化遗产系列博物馆群:理论构建与实证分析》,《东南文化》2017 年第2 期。

② 同杨阳、马小宁:《系列博物馆群理念下长城主题博物馆建设探索》,《中国博物馆》2022 年第6 期。

③ 周小凤、焦青青、曾晓茵等:《长城沿线博物馆建设与长城文化传播研究报告:备案博物馆篇》,《中国博物馆》2023 年第5 期。

④ 单霁翔:《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初论:突破与压力》,《南方文物》2006 年第3 期。

⑤ 吴梦佳、邵笑北、储德平等:《大运河文化带博物馆空间分布特征及合作开发模式》,《资源开发与市场》2023 年第10 期。

⑥ 王裕昌:《中国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合作交流的实践与思考》,《丝绸之路》2012 年第2 期。

⑦ 杨瑾:《试论博物馆“丝绸之路”主题展览的叙事性——以2017 年度全国博物馆三项陈列展览奖为例》,《博物院》2018 年第6 期。

⑧ 钟晟:《文化共同体、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江汉论坛》2022 年第3 期。

⑨ 甘藏道的川茶自成都出发,沿金牛道北上汉中,再向西转进至甘南及湟水谷地的茶马司。

⑩ 傅才武:《学界关于今后长江文明研究的三点共识——“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对话论坛”综述》,《文化软实力研究》2021 年第6 期。

⑪ 韩真元、蔡超:《国外文化遗产阐释规划中主题阐释方法的解析与启示》,《遗产与保护研究》2016 年第3 期。

⑫ 陆建松:《增强博物馆的公共服务能力:理念、路径与措施》,《东南文化》2017 年第3 期。

⑬ 《被赋予新定义的博物馆——以人为中心 与城市相融 与时代偕行》,《中国文化报》2022 年9 月2 日。

⑭ 吴军:《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场景理论述评》,《社会学评论》2014 年第2 期。

⑮ 严建强:《展览阐释:美术馆和博物馆策展比较——兼谈博物馆的美术馆化》, 《东南文化》 2021 年第5 期。

⑯ 吴军、夏建中、特里·克拉克:《场景理论与城市发展——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新理论范式》,《中国名城》2013 年第12 期。

⑰ 安来顺:《博物馆:我们共有文化精神的前沿实验室》,《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18 年第1 期。

⑱ 李竹:《“零展品”博物馆展品体系构建——以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品征集为例》,《东南文化》2021 年第3 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化和旅游融合视野下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究”(21ZD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