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人对洋匠的评议 ——以汉冶萍公司为中心

2024-08-19 12:44

周荣


【作者机构】赣南师范大学中央苏区研究中心

【来    源】《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3期


摘 要:中国近代新式企业开办之初,由于技术落后,不得不“借材异域”,聘用大量洋匠,由此引发许多国人对洋匠的关注。作为近代最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的洋匠尤其受到重视。在关于汉冶萍公司洋匠的评论中,洋匠整体上呈现出负面的形象,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与洋匠本身存在问题相关,某种程度上也源于国人不熟悉西方社会而产生的误解以及汉冶萍公司追求技术独立时放大洋匠缺点的倾向。近代国人对洋匠的评议实际上是国势羸弱条件下的一种防御性论述,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和企业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加强对洋匠的管理,在保证中国主权的前提下,促进了技术的本土化,进而助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关键词:洋匠;汉冶萍公司;技术本土化

近代以来,人才的跨国流动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鸦片战争后,为了追求富国强兵,开明之士主张“借材异域”,大量使用被称为“洋匠”的外国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开办军事、航运、工矿、教育等各类事业。目前学界对近代中国使用洋匠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有的关注洋匠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有的聚焦晚清人士聘用洋匠的思想,还有的探讨洋匠的隶籍易服之争、奖赏制度、生活待遇、人员分布等具体问题。上述研究大多从经济史、政治史、中外交流史等角度进行分析和阐释,即使偶有从思想层面进行分析,也仅聚焦少数洋务人物的聘用洋员思想,而对近代国人对洋匠的认识缺乏整体观照。汉冶萍公司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新兴钢铁企业,从勘矿设厂到使用新式机器设备从事生产等都离不开外籍人员,在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洋匠始终是影响公司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作为近代工业企业聘用洋匠的典型代表,汉冶萍公司使用洋匠的历史值得关注,目前虽有史斌、左世元、杨洋等人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较少从国人对汉冶萍洋匠的认识层面展开阐述。有鉴于此,本文以汉冶萍公司为中心,分析近代国人对洋匠的评议,挖掘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揭示国人评议洋匠的历史影响,这不仅有利于深化汉冶萍公司乃至近代工业史的研究,也能为目前的人才引进工作提供参考。

一、“借材异域”与洋匠引发的关注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 159-160,中国的开明之士逐渐认识到要应对“变局”,抵抗“强敌”,必须实现富国强兵,而要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就需要创办各类企业。然而,晚清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借材异域”成为必然选项,于是在洋务运动创办的各类企业中,聘用洋匠成为普遍现象。比如,1863 年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先后聘用外国人员11人;1865年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共有18名外国人员,1 人有名可查[2]。当时雇用外国人员最多的当属1866 年由左宗棠创建的福建船政局,据船政局正监督日益格《福州船政局》所载:“船政局洋员、洋匠一度多达75名(包括家属),到最后只有66名(含家属),其中包括日意格、德克碑在内洋匠、洋员52名。”[3]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中几乎都有外籍人员的存在。据林庆元先生统计,从1861 年到1895年,中国共聘用外国人员909人,其中工矿系统中有583人(有姓名可考者240人),占整个外国人员总数的64.14%,远超军队系统的182 人和学校系统的144人[2]。换言之,近代来华被中国雇用的外国人员中,工矿企业的人数占据了首位,表明当时中国人的重心在于借用外人的科学技术,从事近代企业的生产,也透露出本国技术人才缺乏的现实。

在晚清“借材异域”,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洋匠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国人对此十分关注,产生了不少论述。在是否使用洋匠的问题上,绝大多数官员和知识分子基于中国技术落后的现实,认为必须使用洋匠。同治五年(1866),闽浙总督左宗堂在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时,不仅认为制造新式轮船要雇用洋匠,而且强调华人“不习管驾”,即便造成轮船“仍须雇用洋人”[4]。翌年,恭亲王奕䜣等人上奏说,现今中国想要制造轮船、机器,如果不凭借“西士为先导”,了解“机巧之原,制作之本”,只怕浪费钱财,而“无裨于实际”[5]。早期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指出,如今中国能力不足,像制造机器、兴建铁路、开办矿务、创办电报等事业,国人皆未了解,且缺乏经验,“亦不得不借材异地”[6] 186。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说:当初创立北洋水师时,购买军舰、枪炮、机器等项,“理法精奥”,中国未曾经见,它们如何使用,国人也不熟悉。如果将精奥之器授予不懂用法之人,则“几同废物”,所以“不得不借材异域”,雇用西人来中国教习[7]

然而,也有少部分人反对使用洋匠。洋务派干将丁宝桢基于使用洋匠的弊端,认为不应该使用洋匠。他在奏折中指出,山东省设立机器局“实为自强起见,非徒增饰外观。所有一切建厂、造屋及备办机器,并将来制造各项,均须自为创造,不准雇募外洋工匠一人,庶日后操纵由我,外人无从居奇,乃于国家有利”[8] 154。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务通考》上的一篇文章认为“用洋匠不如用华匠”,其言曰:“用华匠以制造,机器容有未尽精熟,势必雇用洋匠。然恐来华之矿师洋匠未必皆是上驷,庸劣者又不济事。不若招久在外洋之华匠,使之来华制造,亦能胜事且易于商榷变通,非若洋匠之执一不化。”[9]

在洋匠的评价问题上。国人对洋匠的正面论述相对较少,负面评价相对较多。例如湘军将领彭玉麟曾说,福建船政局、上海机器局创办多年,所造船炮不堪远洋作战之用,皆因所聘洋匠“技艺不精,为该国不用之人,而中国用之”[10]。丁宝桢强调如果聘用西人则中国人不能真正学会技术,我方学习西人之长,若再聘用西人为工师,则西人就不会将全部技术授之华人,“即中国人之心思亦将扭于故常而不能通灵”[8] 371-372。总理衙门亦在奏章中指出,全国各处矿局总是为西方平庸矿师所耽误,而真正有技术的“高手矿师”实难聘用[11]。郑观应在诗歌中抱怨:“洋匠挟制多纷更,总办无力费经营。”[6] 1303还指出:“洋匠非奸伪即跋扈,多方刁难。”[6] 1068淮系官员胡燏棻批评道,全国设立的厂矿都按照洋人的方法来办,但是中国所延聘的洋匠,往往只知大概,“不知精诣,袭迹象而遗神明”[12]。更有甚者对洋匠进行人身攻击,知县恽积勋将洋人“稍不如意,即怒目相向”的情况,归结于“夷人犬羊之性”[13] 239

以上所见,“借材异域”成为近代创办新式企业时的通行做法,洋匠也因此受到人们的重视,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纷纷对新式企业聘用洋匠的行为发表看法。他们大多认为在中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要聘用洋匠,但在实际使用洋匠的过程中,又对洋匠的负面评价较多。汉冶萍公司作为近代中国新式企业的典型代表,国人对汉冶萍公司的评议中也明显呈现出这种倾向。

二、近代国人对汉冶萍公司洋匠的评议

1890 年,张之洞正式创立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1898年,盛宣怀创办萍乡煤矿;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公司。在中国钢铁冶炼技术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张之洞、盛宣怀等经营者不得不“借材异域”。汉冶萍公司聘用的洋匠人数众多,来源广泛。在汉阳铁厂成立之前,张之洞就致电驻外公使,访求洋匠。在汉阳铁厂正式成立后,张之洞又通过郭格里夫大铁厂代雇洋匠,人数多达28名[14] 111。1895年,就已经雇用洋匠41名[15] 1038。据林庆元先生统计,从1861年至1895 年,整个工矿企业系统雇用的外国人员总数为583 人[2],这个数据是40 多年叠加而来,即使算上漏算的人数,在1895 年工矿系统的外国人员总数应该远少于这个数。由此可见,汉冶萍公司洋匠在整个洋匠群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高的。汉冶萍公司的洋匠主要来自卢森堡、英国、比利时、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所聘洋匠直接参与汉冶萍公司的创立与发展,包括各个厂矿机器设备的引进、设厂地址的选择、管理制度的制定等方方面面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之下,汉冶萍公司洋匠自然受到国人的高度重视,产生了许多论述。

第一,在是否要聘用洋匠的问题上,张之洞和盛宣怀都强调使用洋匠的必要性。他们认为用机器冶铁炼钢中国没有经验,熔炼的方法是否适宜,“不能不恃监工之西人”[16] 75。1890年,两湖总督张之洞在给海署的咨文中说,汉阳铁厂大规模冶铁炼钢,“事属创办”,中国工匠没有经过长期训练,一旦有差池,危害严重,必须“多募洋匠,籍资引导”[17] 2734。1893年,张之洞上折说:生铁冶炼“工作极精细,亦极危险,稍有舛误,则铁汁壅塞,炉座受伤,或致轰炸。故开办之处,必须多用洋匠”[15] 875。1894 年,他又上奏说:“炼铁钢之匠首各有专门之学,即审火候、司气门、流灰、出铁、烘钢、拉轨诸人,周旋于洪炉烈火之间,手足稍涉迟钝,即有轰炸损坏之虞。”因此,湖北开炉炼钢“不得不多用洋匠”[14] 111。盛宣怀也有同样的看法,当广西巡抚张鸣岐致电盛宣怀希望借用矿师赖伦查勘煤矿时,他回复说:“萍乡煤矿不能一日无矿师,拟借用赖伦,愧难应命,请谅另筹”[18]

第二,在汉冶萍公司洋匠的评价问题上,有不少人给予正面评价。1893 年,举人周景勋在给张之洞的上书中说:“所延洋匠,类皆输款贡诚,同心共济,不分畛域,天下一家。”[13] 54虽有吹捧张之洞的嫌疑,但也反映了他对汉冶萍公司洋匠有较好的印象。1897年,郑观应致函盛宣怀说,他和黄翻译近日来察看堪纳第(Kennedy),发现堪纳第人品优良,办事认真,才能卓越,确实如李维格所说出自“钢铁世家”[13] 448。3 月后,郑观应又说,堪纳第“为人勇敢,不辞劳苦”[13] 556。1908 年,李维格在汉口商会演说中称赞彭脱,其言曰:“维格虽谙外国语言文字,于钢铁厂机器亦略窥门径,而究非专家。此次出洋,遍观英、美、德各厂,购办各种最新最良机炉,得同伴英人顾问工师彭脱之力居多,该工师于此道曾三折肱,在洋考察既有把握,于是绘图帖说,广招英、美、德专门名厂投标,并与同行之萍矿总矿师赖伦及新雇之工师等一再讨论,剔破疑团,然后分别订定。”[19] 35对于卢森堡矿师吕柏和德国矿师赖伦,公司中人也有称赞之语。

但在正面评价之外,更多的是批评和指责。其一,批评洋匠把持权力,气焰嚣张。比利时人白乃富是汉阳铁厂初建时期的重要洋匠,1889 年派往大冶勘矿,曾主张选址武昌,1892 年到1896 年担任铁厂总监工。1895 年7 月,张之洞致函铁政局总办蔡锡勇说:白乃富“营谋恋差,意欲永运(远)盘踞把持。”[20] 6534同年8月,张之洞又和蔡锡勇说:白乃富“贪恋钻谋。”[20] 6551继白乃富之后,德培(Gust Toppe)是汉阳铁厂最重要的洋匠,1895年由德国克虏伯厂推荐而来,在汉阳铁厂担任洋总管一职,“总管开矿、炼铁工作事宜,华洋工匠悉听指挥”[14] 118。汉冶萍公司中人也批评他把持权力。张之洞批评道,所有厂中事务,德培都不和驻厂委员商量,“独断独行”,如有不如意,就以停工相威胁[20] 6692。掌管汉厂收发物料事宜的汪应度也说:德培“既不轻到厂,则必事事函商,翻译因而刻无暇晷。其与华人龃龉掣肘,姑不必言,即如日前生铁炉水箱爆裂,此等重大事,总监工似应亲自到炉前一阅,乃连致吕柏四信,卒不肯一步轻移。事后又以吕柏复信不详,拟将吕柏斥退。试问吕柏去后,生铁炉谁能胜任。德培之一味把持,不顾大局,于此可见”[13] 121。接办汉厂煤务处事宜的卢洪昶曾气愤地对盛宣怀说,德培“大权独揽”,厂中事务,无论太小,都必须听他的命令才行[13] 142。另外,民国时期的历史书写者也认为汉冶萍公司洋匠垄断权力,气焰嚣张。1915 年《中华工程师会会报》刊登的《汉阳铁厂二十四载沿革记》论述道:“(汉阳铁厂)一切均非洋工程司不可,眉语目听,仰承洋工程司之鼻息而大权旁落矣。”[21]1945 年,著名冶金专家胡庶华在《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的序言中强调:“外资运用以不损主权为主,外国技术员工之借重亦应宾主分明,必须有本国专家作计划上之最后决定,决不可再蹈汉冶萍公司之覆辙。”[22]其认为汉冶萍公司洋匠把持权力,损害中国主权之意表露无遗。

其二,批判洋匠能力不足,水平不高。比如,德培曾作为汉阳铁厂的洋总管,其能力受公司中人的普遍质疑。汉厂总办郑观应说:“德培所为,只知炼钢,余无所长。”[13] 224汪应度更是认为,德培“所炼之钢不过如是”,枪炮厂所用重要零件皆购自外洋,向厂中订购不过添配大件,“有时用作枪身,亦颇勉强”[13] 121。督办盛宣怀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德培做事毫无条理,缺乏计划,“炼钢厂一暴十寒,七十二磅、六十磅轨轴全坏,八十五磅新轴未到,诸匠束手,铁路应用之物俱不能造”[16] 639。钢厂分管谈汝康更是指出德培非总管之才,钢厂不知如何整作,炼钢成本茫然无知,即使有所议论,也是信口雌黄,“乌用是总管为哉”[13] 460!除德培外,时人对其他洋匠也有能力不足的评价。盛宣怀认为卢森堡矿师吕柏水平不高,他曾致函李维格说:“吕柏惯说大话,不求实际。本非全才,幸公推诚相与,能使其心术不变坏,然不能使其本领变好也。”[19] 58

其三,指责洋匠性情不佳,无礼胡闹。例如,1889年候补知州冯庆镛致函盛宣怀说:白乃富“勘山比较马立师是勤,而游戏相等”,并且与同来之蒲姓比利时人“唱歌、嬉笑、斗语”,和郭师敦相比,“品行心术”,远远不如,而“粗笨可比派克,还不如淡克也”[13] 5。张之洞也批评说:“白乃富性情不佳,难相处”[23]。还说总矿师马克斯“尤妄诞,常与委员滋闹”[20] 6692。德培同样被人指责性情不佳。郑观应认为他“好谀喜执,罔顾大局,又不洽众匠之心”[13] 189。又批评他“暴躁刚愎,虽有片长,亦当为人所弃”[13] 224。盛宣怀也说德培“终日与华洋人闹皮气”[16] 639。谈汝康更是指出德培“每日来厂一二次,怒容冷面,令人难堪”[13] 460。矿师吕柏虽被赞“在厂十余年,办事忠实,为华洋工程师之冠”[24]。同样被公司中人指责性情不佳,因私废公。郑观应认为吕柏虽然做事认真,但“桀骜不驯,动辄恃气”,且与德培矛盾很深,以致“不顾公事”[13] 252。盛宣怀也指责“吕柏糊涂瞎闹”[25] 687。1896 年,赵锡年在《铁厂条陈》总结性地说:“洋匠蛮横无礼,毫无顾忌。”[13] 153

此外,还有人认为聘用洋匠费用高昂。谈汝康指出:“钢轨厂每月洋匠费约三千金,贝钢厂千余金,马丁厂不下千金。譬诸钢厂即有利益,一经扣给,虽有利而仍似无矣。”[13] 461张之洞也说:“外洋矿师,薪工太厚”[17] 2734。1926年董濯缨在其所著小说《新新外史》中提到一位德国工程师受聘于汉阳兵工厂,未及三月便要求加薪,希望月薪提高三百两并增加一百两零费,而其原月薪加零费已高达一千六百余两[26]。虽是文学创作,数字不免有夸大嫌疑,亦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所聘洋匠薪酬之厚。

更有甚者,对洋匠的人品也是诸多质疑。盛宣怀曾说:“洋人惟利是图。”[13] 19后来更是直言:“洋人竟无君子。”[13] 313钟天纬则指责洋人“任意挥霍”[13] 45。1914 年,周桂笙撰译的《新庵笔记》论述汉冶萍公司洋匠也持批评态度:“彼西人固无利人之心,日事铺张,不务实济。时时有不急之务,消耗之巨,动以数万数十万计”[27]

以上论述表明,近代国人对汉冶萍公司洋匠的评议呈现负面论述占据主导地位的状态,其主流价值倾向于贬低、排斥、指责洋匠。无论是公司经营管理者还是其他言说者总体上都对洋匠持负面看法。简言之,国人对汉冶萍公司洋匠的评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负面评议,重点突出“借材异地之流弊”。那么,为何近代国人对汉冶萍公司洋匠的评议总体呈现出负面论述的状态?其中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经过仔细分析,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汉冶萍公司的洋匠当中确实有一些人存在严重的问题,比如能力不足,道德败坏,甚至充当耳目等。1893 年周景勋上书张之洞,将洋匠分为三类:上等洋匠聪明绝伦,独具巧思、“业精于专”,诚实守信,办事认真,“出于性成”;中等洋匠虽不能“别出心裁”,但能“循规蹈矩,守法奉公”;下等洋匠不仅技艺不行,“固执不通”,不尽力办事,而且“骄悍欺人,不遵约束”,更有甚者,来华日久,“习染愈深”,以致“轻薄中华,夸张傲恃”[13] 52。汉冶萍公司所用的洋匠中同样存在良莠不一的情况。优秀者如赖伦在萍矿办事尽心尽力,为中国开利源,抵制日煤入侵,“厥功甚伟”[25] 1367。而平庸不称职甚至低劣者亦有,洋匠总管德培所有厂中事务都不与驻厂委员商量,“独断独行”,有不如意处,即以停工相威胁[20] 6692。郑观应说:“熟铁厂洋匠卜聂与制造股董徐芝生所论熟铁炉节煤之法,德培非惟不知,乃竟不以为然,纵无私意,亦岂总监工之才乎!”[13] 189接任德培职务的美国人堪纳第也不甚称职,徐庆沅说:“虽据其自称‘钢铁世家’,然聆其议论,似系门外汉。”[13] 458郑观应也有相似观察:“近察其所为,似无条理。”[13] 527而“各工师洋匠见其本领太浅,诸多外行,无不轻视”[13] 599。更有甚者如大冶铁矿铁路工程师时维礼则充当德国政府的眼线,“自1890年3月起就经常将关于他的工作的详细报告寄给巴兰德和德国外交部,”促成中国从德国订购各种机器设备和材料,不仅从张之洞处领取薪水,而且德国政府每月给“官俸五百马克,另外每月给日用费二十马克”[28]。总之,汉冶萍公司所雇佣的洋匠中确实有部分人存在严重问题,这是造成负面评价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近代国人对西方社会的不了解而对洋匠产生的误解。比如,前引冯庆镛批评白乃富与蒲姓比国人“唱歌、嬉笑、斗语”之事,就很有可能是误解,在当时的西方文化中朋友之间嬉戏、唱歌是极为平常之事,并没有任何问题,但在近代国人看来却是不沉稳、不正经的表现,为中国社会所不能接受。又如,盛宣怀说:“洋匠辛工之贵。”[29]这也是相对于中国工匠而言,当时的中国和欧美国家的工资水平有很大的差距。严昌洪先生在1980年代曾依据上海织布局的材料作出比较,“国外工人工资水平是中国工人的三倍至四倍,”而“一般洋匠工资水平是中国匠人的三倍至四倍”。由此,他得出结论:“来华洋匠的高薪反映了中外企业工资的差别,其不合理的程度并非太高。我们不能拿中国的低薪水平去衡量从高薪的外洋来的技术人员。”[30]再如,郑观应指责“马克斯到萍嫌寓所不洁,未得山居,即欲返沪,过寻〈浔〉时卢邀渠去看一矿亦不去”[13] 835。虽说马克斯不去看矿有可议之处,但是“寓所不洁”应是实情,而这对于长期生活在西方的马克斯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如果仅以中国的卫生条件来衡量洋匠的行为,就必然会产生误解。以上的论述充分说明一个这样的事实:国人对西方社会的陌生,不了解洋匠在本国的生存环境,仅以中国的标准去衡量洋匠的行为,必然会产生各种误解和冲突,进而对洋匠进行负面论述。

再次,汉冶萍公司追求技术独立时,可能存在放大洋匠缺点的倾向。在汉阳铁厂初建时,张之洞和盛宣怀等人认识到使用洋匠的重要性。但是,聘用洋人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道。张之洞认为中国向来没有重视“制造之学”的传统,所以每次兴建机器厂,“不得不募用外国工师匠目”,但这仅仅是“权宜应急之谋,实非经久可恃之道。”只有做到“各事不必借材异地”,才是“自强长策”[31]。接办者盛宣怀也赞同这种观点,故积极派遣学生出洋学习,创办学堂培养人才,以期用本土技术人员来取代洋匠。因此,在建厂初期,要争取朝廷和社会对汉厂聘请洋匠的支持和认可,就容易产生对洋匠友好的论述。而随着中国本土技术人员的成长,取代洋匠就成为必然之举,营造公司洋匠问题重重的舆论环境,可以为本土人才取代洋匠提供更大的合理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忽视其在技术上的不足。比如大冶铁矿总办张世祁在1896年致函盛宣怀说:“此间各弊半由洋人而出”。还具体举出例子:李洋匠能做之事,丁祥麟事事做到,而丁所能为之事,李不一定能为,以致“外人传为笑柄”[13] 78。这种对洋匠的批评,可能有事实基础,但更多的是为本土已经成长起来的人才尽快替代洋匠提供理由。

最后,评论者个人的立场和主观倾向。有些对于洋匠的负面论述,评论者可能并非出于公论,而是有着自己强烈的主观倾向。比如,钟天纬批评“洋匠之任意挥霍”,其目的在于指责张之洞铺张浪费,没有使用好办厂经费。又如郑观应作为汉阳铁厂的总办批评担任洋总管的德培、堪纳第等人,其中既有郑观应性格耿直,做事光明磊落的因素,又有总办和总管之间的权力纠葛。他的诗歌“洋匠挟制多纷更,总办无权费经营”[6] 1303,就道出了在洋匠的把持下,总办无权的无奈。再如,盛宣怀与吕柏矛盾较大,盛在1896 年就有辞退吕柏之意,郑观应和张赞宸都曾致函盛宣怀讨论此事[13] 314-317,因此,盛宣怀笔下的吕柏形象就存有强烈的个人偏见。

三、近代国人评议洋匠的重要影响

汉冶萍公司是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代表,国人对汉冶萍公司洋匠的评议,总体上趋于负面,其主流价值取向倾向于批评和指责洋匠。这种主流价值取向与近代国人对洋匠的整体认知相当吻合。例如,卢成章在《钢铁工业救国策》一文中指出:“任用西工师一事多不得法,我国人只知崇拜西人,见彼任事,类皆放弃职务,推让不遑,使彼得能染指。”[32]李建德所辑《中国矿业调查记》一书中说:“用外国矿师即中国主权即失。其可虑者有四:(甲)太阿倒持、假手外人,可虑者一;(乙)暴戾恣睢、草菅人命,可虑者二;(丙)串通工头、克扣工价,可虑者三;(丁)飞扬跋扈,辞退不易,可虑者四。”[33]易言之,近代国人对洋匠的评议也倾向于负面。然而,在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十分落后的背景下,国人对洋匠的评议虽然整体上呈现负面的状态,但是他们在论述之时大都预设了一个大前提,就是“借材异域”是必需的,而且是正当的,之所以有诸多负面论述的出现其目的不在于不“借材”,而在于如何更好地“借材”。事实也是如此,近代国人对洋匠的评议对中国的引才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首先,近代国人对洋匠的评议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乃至中国政府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为聘用洋匠提供制度保障。许多国人在论述洋匠时,都会对聘用洋匠给出建议。譬如1900年《济南报》刊登的《客卿难用》一文就提倡合同制,其言曰:“今日之中国诚不能不有所借资于外人,而苟能用之得宜,则外人亦非不可用。或者订合同之际优其礼貌,重其津贴,而促其年限少,则但期数月多不过一年。不合则年满即辞,彼亦当无词可籍;合则届期再订,彼自当乐为我用。”[34]以汉冶萍公司为例,近代国人对汉冶萍公司洋匠的评议,有助于使汉冶萍公司经营管理者认识到对洋匠加强管理的重要性,于是签订合同和制定章程成为重要手段。比如1899 年萍乡煤矿聘用德国矿师时,就签订了《萍乡煤矿局聘请德国矿师合同》和制定了《萍乡煤矿局洋工程司等合同附后章程》[25] 86-89。不仅如此,近代国人对洋匠的评议,还促使中央政府认识到制定全国统一政策的必要性,1915 年北洋政府外交部拟定《聘用客卿划一合同条例》,对聘用外国人员的有关事项进行规范[35]

其次,近代国人对洋匠的评议有益于推动中国大力培养本土人才,促进技术本土化的进程。就汉冶萍公司而言,国人对聘用洋匠弊端的充分揭发,推动张之洞等经营管理者认识到聘用洋匠“非经久可恃之道”,汉冶萍公司要实现长远发展必须大力培养本土技术人才。在汉阳铁厂初建时,张之洞就打算派遣工人到英国学习钢铁冶炼技术,但未成行。1892 年,张之洞“派员随带华匠四十名,分四批赴比国郭格里厂习炼钢铁”[14] 90。之后,汉阳铁厂曾通过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派员出洋考察学习、创办学堂培养人才等方式培养本土技术人才,极大地促进了汉冶萍公司的技术本土化[36]。不只是汉冶萍公司,在近代国人对洋匠负面评议的警示下,中国近代的许多企业都有追求技术本土化的强烈倾向。比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造船方面“以洋匠三人领工,华人数百,且助且学”[1] 413;在枪炮制造方面“华洋兼用,华匠协同洋匠学习”,以“窥其奥妙”[37]。到1879年制造大炮时,“全部制造过程都系中国工人动手,技艺不下于任何欧洲工厂的工人”[38]

最后,近代国人对洋匠的评议有利于警醒国人,保障中国的主权不受侵犯。近代中国国势羸弱,西方列强大肆侵犯中国主权。许多洋匠由外国驻华领事推荐而来,其中一些人飞扬跋扈,把持权力,不听调遣,甚至为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服务,严重危及中国主权。因此,近代国人在论述洋匠时,往往强调主权意识。1870 年,李鸿章指出:“如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可让各国驻华“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39]1875年,清政府在允许李鸿章、沈葆桢在磁州、台湾试办煤铁的上谕中特别强调:即使一定要雇用外人,也应该“权自我操,勿任彼族搀越”[40]。张之洞认为以往学堂用洋员担任总教习,“往往多所干预,以揽我教育之权,不无流弊”[41]。因此,国人对洋匠的评议有着警醒国人,避免外人干涉,防止中国主权受损的作用,促使许多聘用洋匠的企业,都坚持“权自我操”的原则,自觉维护企业的自主权,乃至国家的主权。

当然,近代国人对洋匠的评议也不全是正面的作用,也有不少负面的影响,给中国自身的发展带来困难和干扰。比如,在对洋匠负面认知的主导下,丁宝桢拒用洋匠,纯用华人制造后膛洋枪,就出现了质量低劣的现象。李鸿章曾说:“上年丁稚璜制军晋京过晤,送来仿造马梯尼后门枪,据称仅用人工及手机器制成,自命为无敌利器。迨饬营员演试,机簧不灵,弹子不一,准头不远,较英国所制大逊。”[42]但是这种情况毕竟属于少数。近代国人对洋匠的评议带来的积极作用要远多于消极影响,在保证中国技术主权的前提下,促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本土化,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四、结 语

鸦片战争以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绝大变局,‘借材异域’乃是我中华急起直追之不二法门”[43]。先进的中国人纷纷“借材异域”,使用被称为“洋匠”的外国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来兴办各类现代化事业,于是洋匠受到国人的关注和重视,近代国人对洋匠的评议开始产生。在国人对洋匠的诸多评议中,虽然认为“借材异域”是必须的和正当的,但整体上却对洋匠持负面看法。这种价值取向的形成有着多重的因素,但从本质上来说却是中国国势羸弱的条件下,一种保卫国家主权的防御心态的体现。近代国人评议洋匠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不仅有利于警示国人,捍卫国家主权;也推动有关规章制度的出台,加强对洋匠的管理;同时还促使国人大力培养本土技术人才,加速技术本土化的进程。总之,近代以来,国人对洋匠的评议基本上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防御性论述,总体上是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这种评议的本身就是近代中国人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体现,其中的某些有益成分至今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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