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林
【作者机构】 湖北师范大学地方文化研究中心 湖北师范大学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
【来 源】 《走向世界的地方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8月
【摘要】大冶学融地名学与悠久的历史（三千年青铜文明史、一千年建县史、百年开发史及工业文明史）、丰富的文化内涵（矿冶文化）与著名的工业品牌（近代汉冶萍公司大冶铁矿、大冶钢铁厂以及大冶水泥厂、大冶源华、利华煤矿闻名中外，现代大冶铁矿、大冶特钢、大冶有色世界闻名）于一体。大冶学的构建是资源枯竭城市创建地方学学科体系的典型范例，大冶学代表着中国古代矿冶文化的精华，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富有典型意义的标本。创建大冶学是全面推进资源枯竭城市产业转型和促进地方文化发展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大冶学；汉冶萍；铜绿山；矿冶文化；历史地位
1877年大冶铁矿的发现轰动世界，近代大冶成为世界关注的重点，成为亚洲钢铁摇篮——汉冶萍公司的发源地和归属地，成为近代中国重工业的摇篮。
1973年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发掘，再次轰动世界，大冶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2012年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即汉冶萍公司大冶钢铁厂旧址）、华新水泥厂旧址（即大冶水泥厂旧址）、大冶铁矿东露天采场组成的黄石矿冶工业遗产入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大冶矿冶奇迹”将走向世界。这些工业遗产以及所在的大冶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具有大冶特色的独特的地方文化学科体系——大冶学。
一、大冶学的创建
黄石市位于长江中游南岸、湖北省东南部，是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副中心城市，是我国著名的“矿冶之城”，现辖大冶市（原大冶县）、阳新县和黄石港区、西塞山区（原石灰窑区）、下陆区、铁山区四个城区，素有“青铜古都”、“钢铁摇篮”、“水泥故乡”之称。1949年大冶县北部从铁山到石灰窑三十余公里的狭长地带集中了湖北省甚至中南地区全部钢铁工业以及主要的水泥、电力、煤炭等重工业，创造了近代中国工业史上闻名世界的“大冶奇迹”，1949年在此设立大冶工矿特区，1950年8月，大冶工矿特区更名为黄石市。
（一）“大冶”的由来
1、大冶建县
大冶作为一个历史地理的概念，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开始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
最早记载大冶建县的文献是乐史撰写的《太平寰宇记》，“大冶县，本鄂州武昌县地。天佑二年(905年)伪吴析置大冶青山场院，主盐铁。乾德五年(967年)，唐国升为大冶县。”
大冶县是由大冶场或者大冶青山场院发展而来，五代十国吴和南唐时期，大冶地区的铁冶业有了很大发展，南唐才设置大冶县。
2、大冶的涵义
（1）大兴炉冶
1990年版《大冶县志》记载：“唐天佑二年(905年)，吴武昌节度使秦裴置采矿冶炼机构青山场院，大兴炉冶，‘公家仰足’。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南唐国主李煜升青山场、并划武昌三乡与之合并，新置一县，取‘大兴炉冶’之义，定名大冶县。”
（2）铸金匠、冶炼匠或者冶炼技术高超的工匠，引申为主宰者、教化者或者炼就者
大冶县建立之前，“大冶”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一书中，《大宗师第六》，“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邪！’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大冶”一词，直观层面的解释为“铸金匠或者冶炼技术高超的工匠”， “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将此处的“大冶”上升到了世间万事的主宰者这一层面。［1］
李白的《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一文，“其初铜铁曾青，不择地而出，大冶鼓铸，如天降神……”，将韩仲卿（韩愈之父）这一贤德官员看作是“大冶”的杰作，“大冶”在此处则成为了贤才的炼就者。
（3）矿冶之学
“大冶”作为矿冶之学开始于南宋。据《宋史》记载，南宋洪咨夔“嘉定二年进士，授如皋主簿，寻试为饶州教授。作《大冶赋》，楼钥赏识之。”此处将“大冶”用于诗赋的名称。《大冶赋》是一篇“描述古代矿冶史、钱币史、矿冶艺术和铸钱工艺的珍贵文献”。这里的“大冶”是指矿冶之学。
（二）大冶学的概念
1、大冶学的涵义及主要内容
大冶学是以历史上的大冶地区为核心，以矿冶之学为主要内容的一门地方文化学科。大冶学不仅仅是一门研究地方文化的学科，实际上大冶学是以更宏大的背景、更广阔的视野，从整体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以青铜原料铜为核心的矿冶史以及中国近代以钢铁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史为主要内容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一门学科。大冶学在中国古代矿冶史以及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研究方面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意义。
大冶学研究的内容与对象尽管涉及各个领域和方面，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特征，但就学科性质而言，应当隶属于历史学研究范畴。大冶学是以历史学科为主、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地方文化学科。［2］
大冶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包括大冶青铜文化，以青铜原料铜为核心的采矿与冶炼文化。大冶铁器文化，以大冶铁矿为核心的采矿与冶炼文化。大冶工业文化，即大冶近代重工业文明，包括大冶钢铁文化、大冶煤炭文化、大冶水泥文化、大冶有色文化、大冶电力文化等等。此外，还包括地方民俗文化、红色文化、宗教文化等等。
大冶学研究的地域范围包括：核心地区为古代及近代的大冶县，中心地区除大冶县外，还包括阳新县、鄂城县的地域。扩展地域即近代史上的汉冶萍地区包括武汉、黄冈、咸宁等鄂东地区，湖南株洲、岳阳、长沙、湘潭以及江西萍乡、九江等地。更广的范围包括与汉冶萍有关的上海、重庆地区，以及长江中游的铜矿带、铁矿带等地区。大冶学不同于大冶文化，它超越了大冶文化的狭小地域范围，特别是钢铁工业不仅影响长江流域、全国，甚至影响到亚洲、世界，大冶学研究的范围更加广阔。
大冶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两点一线六摇篮。两点指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汉冶萍公司。一线是指三千年的矿冶史这条主线。六摇篮是指具体内容，即青铜摇篮（古代青铜文化以及矿业开发史）、钢铁摇篮（近代钢铁工业史）、水泥摇篮（近代水泥工业史）、煤炭摇篮（近代煤炭工业史）、电力摇篮（近代电力工业史）以及铁路摇篮（近代城市铁路史）。
2、大冶学形成的独特环境
矿产资源丰富以及地理位置优越是大冶学形成的独特环境，两者的完美结合在中国古代创造了铜绿山青铜文明，在近代创造了闻名世界的大冶奇迹，是中国近代重工业的摇篮，在现代创建了闻名全国的大冶特区，是新中国第二钢铁工业基地的发祥地。
黄石地形趋势是西南高，东北低，局部地方形成不完整的山间盆地。长江自北向东流过市境，全长76.87公里。市境内由富水水系、大冶湖水系、保安湖水系及若干干流、支流和258个大小湖泊组成本地区水系。市区形状成"入"字形，三面环山，一面临江。
黄石主要矿产储量丰富，分布相对集中。铁、铜、金、煤、石灰石等本市的优势矿产，探明储量丰富，铁矿、铜矿、金矿的储量均占湖北省首位，是我国重要的铁矿和有色矿产生产基地。
黄石地区矿产资源丰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为古代矿冶开发，特别是近代重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和近代化工业城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以矿冶文化为核心的大冶学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大冶学的发展进程
（一）大冶学的起源——汉冶萍研究
大冶是汉冶萍公司的核心，是汉冶萍公司的发源地和归属地，没有大冶就没有汉冶萍公司，没有汉冶萍公司就没有近代大冶工业奇迹，大冶与汉冶萍公司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任何城市都不可能做到的，这是汉冶萍研究作为大冶学研究重点的主要原因。
汉冶萍简史不仅仅是一部亚洲最早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的曲折发展史，它还是一部近代大冶重工业的曲折发展史，是一部近代中国民族钢铁工业的曲折发展史。
百余年来，有关汉冶萍公司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汉冶萍公司的创立至1949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研究总的特点是对企业经营得失的探讨，尤以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利益相关者和关心民族工业发展的有识之士的文章居多，其资料性较强学术性则显不足。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为第二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成果的数量与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推进。但汉冶萍公司后期历史研究的成果较少，将汉冶萍公司研究由企业史研究扩展到钢铁工业史以及重工业史研究、特别是城市史、地方文化史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专门的汉冶萍资料集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有武汉大学经济系编的《旧中国汉冶萍与日本关系史料选》；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湖北省档案馆编的《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此外湖北省档案馆编的《百年汉冶萍》；戴奇伟、刘金林主编的《汉冶萍档案图集》等档案图集，这些资料集的编辑出版，对深入研究汉冶萍公司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工业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冶萍的专著，早在20世纪60年代武汉大学经济系即编写了《汉冶萍公司史》，未能出版。已经出版的主要有全汉升著《汉冶萍公司史略》、刘明汉、马景源的《汉冶萍公司志》、郑润培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汉阳铁厂 (1890-1908) 》、林援森的《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汉冶萍个案分析》、袁为鹏的《聚集与扩散：中国近代工业布局》、李玉勤的《晚清汉冶萍公司体制变迁研究》、张实的《苍凉的背影——张之洞与中国钢铁工业》、方一兵的《汉冶萍公司与中国近代钢铁技术移植》、刘金林的《永不沉没的汉冶萍——探寻黄石工业遗产》、张后铨的《招商局与汉冶萍》、田燕的《文化线路视野下的汉冶萍工业遗产研究》、代鲁的《汉冶萍公司史研究》等。
美国学者费维恺以汉冶萍公司为个案研究、透视19世纪中国的近代工业，著有《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和《19世纪的中国工业化：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个案》两部著作。［3］
汉冶萍研究论文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张之洞、盛宣怀等与企业的创办和建设，如：赵葆惠的《张之洞与汉阳铁厂》(《齐鲁学刊》1988年第2期)；赵晓雷的《盛宣怀与汉冶萍公司》(《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李海涛、自在的《李维格与汉冶萍公司述论》(《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李海涛、张泰山的《汉阳铁厂初创时期机器设备来源考略》(《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5期)等。
2.企业的经营管理及其失败的分析，如:车维汉的《论近代汉冶萍公司的衰败原因》(《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尹承国的《论汉冶萍公司经营失败的内在因素》(《当代财经》1984年第2期)；田鸿钧的《张之洞兴建汉阳铁厂的教训》(《决策探索》1987年第3期)等。
3.日本与汉冶萍的关系，这是整个汉冶萍研究中被关注最多和分量最重的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日借款问题，如:代鲁的《汉冶萍公司所借日债补论》(《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和《从汉冶萍公司与日本的经济交往看国家近代化的政治前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汪熙的《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复旦学报》1979年第6期)；易惠莉的《盛宣怀在汉冶萍公司成立前的日本借款论析》(《近代中国》第11辑)；向明亮的《利用外资视域下的中国早期矿业(1895-1925)——兼论汉冶萍公司举借外债得失》(《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二是民国初年的“中日”合办问题，如:杨华山的《论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汉冶萍“合办”风波》(《学术月刊》1998年第11期)；黄德发的《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事件试探》(《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88年第3期)；孙立田的《民初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问题探析》(《历史教学》1998年第3期)；向明亮的《在帝国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盛宣怀与汉冶萍中日合办案新探》(《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1年第12期)；左世元的《民初中日合办汉冶萍案新论》(《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等。三是从外交角度的研究，如:彭泽周的《汉冶萍公司与日本的初期关系》；车维汉的《日本帝国主义侵掠汉冶萍公司述论》(《日本研究》1989年第2期)等。
4.汉冶萍体制也是学者们涉及的范畴之一，如:代鲁的《清末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述析》(《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再析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李海涛的《清末民初汉冶萍公司制度初探》(《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阎文华的硕士论文《汉冶萍厂矿的公司制研究(1908一1925)》；李江、陈庆发的《汉冶萍公司体制研究》(《南方文物》2013年第4期)等。
5.汉冶萍与政府的关系，如:左世元的《晚清国家干预与汉冶萍的初步发展》(《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通惠借款:汉冶萍公司与袁世凯政府关系论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3年第3期)和《汉冶萍公司与国民党政权之关系——以1927—1929年整理汉冶萍公司案为中心》(《江汉学术》2014年第2期)等。
6.汉冶萍工业遗产，主要论文有方一兵的《汉冶萍公司工业遗产及其保护与利用现状》（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李百浩、祝笋的《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摇篮——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的价值与保护》（无锡市文化遗产局编《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文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李百浩、田燕的《文化线路视野下的汉冶萍工业遗产研究》（《中国工业建筑遗产调查与研究——2008中国工业建筑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刘金林的《近代“大冶奇迹”与黄石工业遗产片区》（《中国工业建筑遗产调查、研究与保护(三)——2012年中国第三届工业建筑遗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再现近代中国第一城——历史学视野下的黄石工业遗产价值评价》（《中国工业建筑遗产调查、研究与保护(四)——2013年中国第四届工业建筑遗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彭小桂、刘忠明、韩培光、刘晓妮、李伟东的《黄石市矿业遗迹分布及其类型》(《资源环境与工程》，2008年第2期)；王坤、汤昭、胡玉玲：《黄石工业遗产现状调查及保护研究》(《中外建筑》，2010年第9期)等。
（二）大冶学的发展——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研究
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自1973年发掘伊始,便已引起中外学界的高度关注。研究主题类型多，既有遗址本身的矿冶技术，也有遗址与社会的联系，还涉及当代的环境与保护；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考古学、历史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工程学等的学科方法都有参与；研究方式的跨学科、跨地域合作，绝大部分研究的参与者来自不同的地域。［4］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掘的重要意义——大冶青铜文化
以前青铜文化重点放在青铜器研究方面，随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掘，青铜原料的来源成为青铜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开辟了中国青铜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新领域。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的《湖北铜绿山古铜矿》不仅说明了铜绿山在古铜矿的历史和科学价值，也指明了它的发现和发掘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地位和作用。
2.铜绿山古铜矿与上古社会
张正明、刘玉堂在《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国属——兼论上古产铜中心的变迁》、秦颖、魏国锋的《长江中下游古铜矿及冶炼产物输出方向判别标志初步研究》、魏国锋的《古代青铜器矿料来源与产地研究的新进展》、金正耀的《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彭子成的《强国墓地金属器物铅同位素比值测定》、《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龚长根、郭恩的《铜绿山古铜矿与楚国的强盛》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3.遗址的矿冶技术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作为正式发掘报告,由黄石市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发行，较完整地反映了此前关于遗址考古学研究成果。
龚长根、胡新生撰写的《大冶之火》是一部研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学术专著，系统地分析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生产情况、技术成就、历史背景等。
4.遗址的环境与保护
潘别桐、李征夫等所作《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原地保护与合理采矿方案论证报告》、石鹤、柯秋芬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古坑木保存状况及朽坏原因分析》、李红艳、唐世荣、郑洁敏的《两种生长在铜矿渣上的菊科植物的铜含量》、刘新星、霍强、刘学端、邱冠周的《古矿井区域酸性矿坑水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三） 大冶学的完善——矿冶文化研究
黄石地方文化研究成就最大的是矿冶文化研究。湖北师范学院于2007年在“鄂东矿冶文化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矿冶文化研究中心，2007年湖北理工学院成立矿冶文化研究所，湖北省教育厅于2009年12月批准建设省重点人文社科基地“长江中游矿冶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该基地由湖北师范学院和湖北理工学院共建。从2009年起，《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开设特色栏目“矿冶文化研究”。 2011年9月，黄石矿冶文化研究会成立，此外大冶市成立了青铜文化研究会、铁山区成立了矿冶文化研究会、黄石港区成立了黄石港矿冶文化研究中心。黄石地区现已创办的矿冶文化有关的网站有：矿冶文化网——湖北师范大学矿冶文化研究中心网站（kywhw.cn）、汉冶萍网即汉冶萍研究中心网站（hanyeping.com）、地方文化网即地方文化丛刊网站（dfwhck.com）、工业遗产网（dayexue.com）以及中华矿冶文化网——湖北理工学院长江中游矿冶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网站。
黄石市举办了两届矿冶文化旅游节暨矿冶文化论坛，黄石市政协编辑出版《中国矿冶历史文化名城——黄石》、《矿冶文化研究文集》等书。湖北理工学院编辑出版了矿冶文化研究丛书：《黄石矿业开发史》、《黄石——矿冶文明之都》、《太阳石的文明：黄石煤矿百年历程》、《春秋百年——大冶铁矿企业文化启示录》、《黄石矿冶文学研究》、《黄石矿冶文学作品选》等。汉冶萍网以及汉冶萍研究中心、湖北师范学院矿冶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永不沉没的汉冶萍——探寻黄石工业遗产》、《汉冶萍档案图集》、《汉冶萍历史续编》、《黄石城市公园》、《汉冶萍旧址博物馆》等书。政协大冶市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中国青铜古都——大冶》、《图说铜绿山古铜矿》。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中国矿冶考古丛书：《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记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文学作品集》。此外龚长根、胡新生撰写的《大冶之火》、张实撰写的《苍凉的背影——张之洞与中国钢铁工业》、 舒韶雄、李社教、刘恒、倪国友的《黄石矿冶工业遗产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等都是黄石矿冶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大冶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历史地位
（一）大冶学是资源枯竭城市创建地方学学科体系的典型范例
在我国资源枯竭城市创建地方学是一项创举，我国资源枯竭城市大多数是新中国时期创建的，绝大多数是单一的资源开发型城市，地方文化建设薄弱。而黄石市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商朝晚期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说明大冶是中国古代的资源型城市。特别是近代从张之洞开创中国钢铁工业开始，大冶成为中国历届政府建设的重点，成为全国重工业中心，这是其它资源枯竭城市所不具有的条件。丰富的近代大冶工业档案文献资源、众多的矿冶考古遗址报告以及影响全国的名人档案文献资料为大冶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学术基础，大冶学成为全国资源枯竭城市创建地方学学科体系的典型范例。
大冶学的创新之处是充分利用资源枯竭城市的“枯竭资源”——矿冶遗址、工业遗产以及工业档案等文献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冶学，让资源枯竭城市的“枯竭资源”永远不枯竭。
创建大冶学充分利用黄石工业及工业遗产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一优势，工业及工业遗产是黄石市的立市之本。特别是近代矿冶工业遗产是黄石市之源，黄石市之魂。通过开展以黄石矿冶工业遗产为中心的研究与实践，探索出一条具有黄石特色的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之路，重点是创建具有黄石特色的地方学体系——大冶学，即矿冶文化学科体系。大冶学融地名学与悠久的历史（三千年青铜文明史、一千年建县史、百年开发史及工业文明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大兴矿冶之意）与著名的工业品牌（近代汉冶萍公司大冶铁矿、大冶钢铁厂以及大冶水泥厂、大冶源华、利华煤矿闻名中外，现代大冶铁矿、大冶特钢、大冶有色世界闻名）于一体，创建大冶学不仅是保存我国古代矿冶文明、近代工业记忆的需要，也是全面推进资源枯竭城市产业转型和建设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地方文化发展的有益探索，也促进矿冶文化遗址保护及旅游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在全国资源枯竭城市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二）大冶学代表着中国古代矿冶文化的精华
铜绿山古铜矿的发现、发掘是世界冶金史的一件大事。这是1981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古代冶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后，一些世界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到铜绿山进行参观、考察后共同的看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今世界上，古铜矿遗址能够完好地保存至今确实稀少，有比较才有鉴别。世界著名的冶金史专家、美国哈佛大学考古系麦丁教授说：“在世界其他地方，看了许多古代矿冶遗物，铜绿山是第一流的。中东等地虽然很早就开始了铜矿冶炼，但没有这样大规模地下采掘遗址，较完好的冶炼用炉，炉渣温度高、流动性好，含铜量低是很少见到的，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世界著名的冶金史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史密斯教授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东西，这在我们一生中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加拿大弗兰克林教授说：“你们在这里经常接触可能不觉得，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世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可惜时间太短，我十分留恋这个地方。”这次会后，已过去近三十年了，我们还未听说国外有超过铜绿山古铜矿的发现。［5］
20世纪七十年代黄石铜绿山矿大露采的一声炮响，炸开了一个千古之谜，不仅证明中国青铜文化的源头在中国，而且它以其规模之大，开采历史延续之长、技术水平之高为当时世界之罕见。也正是这一声炮响，奠定了黄石在中国乃至世界矿冶发展史中奠基石的重要地位。［6］ 黄石的矿冶开发成为中国灿烂的青铜文化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源头。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为核心内容的大冶学代表着中国古代矿冶文化的精华。
（三）大冶学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富有典型意义的标本
近代大冶工业史是大冶学的核心内容，近代大冶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第一城，而且是一座改变中国重工业布局的城市，以近代大冶工业史为核心的大冶学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富有典型意义的标本。
近代大冶工业兴起，在全国不是最早、规模不是最大，为什么称为近代工业第一城？
这是因为大冶因工业而生、工业而兴、工业而辉煌，是一座改变中国重工业布局的重要工业基地。
她不同于传统的地方行政中心（省会城市），如：南京、武昌、沈阳、太原、西安、安庆、福州、广州等。不同于近代被帝国主义强迫开放的通商口岸或租借地，如：上海、天津、汉口、青岛等。不同于被帝国主义强占的殖民地工业城市，如，鞍山，本溪等。不同于近代洋务运动以后兴起的民族轻工业城市，如：南通、无锡、苏州等。
中国最早的工业城市出现在洋务运动时期，当时投资规模大的非口岸县级城市，重要的有大冶、汉阳、唐山这三座城市，由于汉阳当时为汉阳县城以及汉阳府所在地，城市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再加上汉冶萍公司的发祥地在大冶，没有大冶，就没有汉冶萍公司，就没有汉阳重工业，随着抗战时期，汉阳重工业西迁，武汉重工业的地位逐步被大冶所取代。
真正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工业摇篮的工业城市，只有大冶和唐山，这两座城市都是因工业而生、因工业而兴，都是在村镇而不是县城及其以上规模城市的基础上形成的（当时大冶县城没有现代工业，现为黄石市下属县级市大冶市所在地），即先有工业，后形成城市，而其他城市如南京、武昌、上海、天津、南通、无锡等是先有了城市，然后发展工业。
1、大冶是中国近代重工业部门最齐全的城市，重工业地位最高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大冶拥有钢铁、水泥、煤炭、电力、机械、有色金属等重工业部门，唐山拥有煤炭、水泥、电力、机械等重工业部门，而钢铁工业作为当时最重要的重工业部门，唐山没有，直到日本侵占唐山后，设立唐山市，才建立钢铁工业。以大冶铁矿、大冶钢铁厂等为中心的汉冶萍公司是亚洲最早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这是唐山等城市所无法比拟的。
在近代中国，重工业地位特别重要而稀少，特别是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直到新中国初期，国家经济发展采取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大冶重工业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
与武汉、上海、天津、鞍山等工业城市相比，以钢铁工业为核心的大冶，是近代中国最早拥有重工业部门齐全的民族重工业基地，到民国初期，这里钢铁工业有汉冶萍公司大冶钢铁厂、大冶铁矿和湖北省象鼻山铁矿等企业，水泥工业有湖北水泥厂，煤炭工业有富华煤矿、富源煤矿等企业，机械工业有下陆机车修理厂，有色金属工业有富池炼铜厂、大新铜矿等企业，电力工业有汉冶萍公司、湖北水泥厂等企业的自备电厂，这些重工业厂矿的大多数工业遗产保存下来，成为今天黄石市最重要的文化遗产。
2、大冶是中国近代历届政府重点建设的重工业基地，是重工业人才摇篮
与唐山、武汉、上海、天津、鞍山等工业城市相比，大冶是清政府、北洋政府以及国民政府等历届中央与地方政府重点建设的重工业基地，这在全国是唯一的。清朝末年张之洞兴建大冶钢铁原材料基地，北洋政府时期湖北省政府兴建钢铁与有色金属原材料基地，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前兴建湘鄂赣重工业基地以及抗战后兴建大冶国防重工业基地。历届中央政府重视这片土地，许多实业家、科学家也钟情于这片土地，近代黄石地区是近代重工业人才以及名人聚集的地区，钢铁工业人才从近代早期的武汉，后期的鞍山、本溪、石景山等地汇聚大冶，水泥工业人才从唐山、天津等地汇聚大冶，煤炭工业人才从萍乡等地汇聚大冶，电力工业人才从大西南等地汇聚大冶，大冶是中国近代以钢铁、水泥为核心的重工业人才摇篮。大冶工业基地的创建，除了有张之洞、盛宣怀、翁文灏等人的卓越贡献之外，中国一大批科学家、技术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如：中国第一位水泥总工程师、“水泥大王”——王涛，我国钢铁冶金界的先驱、著名钢铁专家——李维格，中国地质学会会长、著名矿冶专家——王宠佑，中国第一位钢铁冶金工程师——吴健，中国著名煤炭矿业专家——王野白，中国著名电力专家、原武汉工学院院长——黄文治等等。众多钢铁、水泥等重工业人才从大冶走向全国，促进了中国近现代重工业的发展。
3、大冶是对近代中国重工业布局影响最大的地区
洋务运动时期，发源于大冶的汉冶萍公司改变着中国重工业布局，使湖北地区成为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抗战时期，随着大冶重工业的西迁，对西南重工业基地的形成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近代后期随着大冶国防重工业基地的确立，为新中国初期湖北重工业基地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变了中国重工业集中分布在沿海和东北的不平衡布局，这也是唐山等城市所无法比拟的。
4、大冶是中国民族重工业由失败走向成功的最突出代表城市
在近代中国早期工业城市中，大冶所面临的挫折是罕见的，大冶几乎所有的重工业部门初创时都面临着失败的命运，由失败走向成功是大冶工业的独特之处。面对汉冶萍公司停产以及破产危机、面对湖北水泥厂倒闭危机、面对王三石煤矿开采失败以及富源煤矿、富华煤矿破产危机、面对全部工业的被毁西迁、面对日本的侵略和残酷的掠夺，大冶人没有退缩，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雄心勃勃的要建成超越汉冶萍公司的钢铁厂、要建成超越启新洋灰公司的最大水泥厂，以爱国爱家乡为核心的大冶精神，最终成就了近代中国的“大冶奇迹”。
总之，近代大冶地区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近代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其他城市所无法取代的，是中国近代重工业从无到有，在困境中曲折发展的最突出的代表。大冶是名副其实的近代中国工业第一城。以近代大冶工业史为核心的大冶学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富有典型意义的标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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