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建昌
【作者机构】上海大学历史系
【来 源】《东南文化》 2022年第2期
随着三线建设研究成为中国当代史领域的热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以下简称“三线工业遗产”)研究在工业遗产领域也逐渐趋热。十多年来,关于三线工业遗产研究的论文已逾百篇,这些成果反映了当前三线工业遗产研究的发展态势。我们在欣喜于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存在的不足:研究者多单打独斗,囿于个人专业知识面和学科分野的阻碍,难以取得有突破性的成果。为此,笔者从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两个层面着眼,尝试建构多学科、文理交叉的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路径研究框架,与业界同仁展开多方位讨论,探索产生集多学科视野于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20世纪60年代,在我国面临外敌入侵的严峻局势下,党中央作出了开展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以备战为核心,在西部地区建设一个稳固的战略后方基地,同时也调整我国东西部地区工业布局不平衡的格局。20世纪80年代,国际局势趋于缓和,我国抓住机遇,实施改革开放的国策,将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许多三线企业在国家“调整改造,发挥作用”方针指导下,完成产品的“军转民”,并逐步从深山沟搬出,到交通便利的城市或近郊重新建厂,开展“第二次创业”,融入经济改革的大潮中。
三线建设“是我国第一次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的中国创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1]。从20世纪90年代三线建设档案逐渐解密以来,学界在关于三线建设的决策、三线建设的成就与效应、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三线建设决策中的重要人物、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以及其他与三线建设相关问题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2],为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全面理解党中央的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深刻认识三线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正确评价三线工业遗产的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三线建设史研究是开展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历史基础。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东林首次将“三线建设”与“工业遗产”概念连接,开启了三线工业遗产研究的序幕[3],今天有关三线工业遗产的研究论文已有一百多篇[4]。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共在三线地区投入资金2052亿,建设了1954家企事业单位[5]。三线建设参加人员达400万,连同其家属,涉及共约两千万人口。三线建设停止后,那些被“关、停、并、转、迁”的三线企业,原厂区变成了遗址,留下的厂址、厂房、职工住宅等各种建筑设施,或被闲置、或被废弃。目前全国三线工业遗址共有多少、现状如何,暂时没有确切的具体数据[6]。根据文献资料记载,由国家直接出资搬迁的三线企业有274家[7]。但实际操作中,还有其他享受“二等待遇”脱险搬迁的三线企业并未统计在274家之中[8]。有学者根据国务院“三线办”的档案,结合八省一市计划数据和对重庆与山西两地的抽样调查,估算出全国搬迁后的三线企业遗址应当在六百处左右,半数以上处于荒废和闲置状况[9]。也有个别研究者做过重庆等局部地区的区域性调查[10],由于西部各地三线企业分布并不均匀,依据个别区域的数据并不能准确推算出全国三线工业遗产(遗址)的可靠数字。
了解和掌握三线工业遗产现状是保护利用研究的基础。目前,我们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工业考古的方法与手段,在收集与整理、研究三线企业的文献档案、口述史、回忆录等资料基础上,筛选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三线企业遗址,进行重点实地调查,测绘并记录三线工业建筑遗产相关数据。调查记录资料包括三线工业遗产的保存现状(如厂区、厂房、设备、其他配套设施等保存情况),以及厂房建筑等物化的空间数据测绘和记录。同时还要对原三线企业的职工进行口述史采访等,为研究三线建设者的群体记忆、寻绎三线精神的形成等收集资料,为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理论研究提供有效数据资料支撑。
三线工业遗产是中国现代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地镌刻着时代烙印。三线建设发生于“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的特定历史时期,三线建设项目分布在我国特定的西部区域,是以国防军工为主体的特定产业,由这三个“特定”条件而形成的三线工业遗产,有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其他工业遗产,时空特征与行业特点是辨识三线工业遗产概念的基本要素。研究和认识三线工业遗产的基本概念是对其实施保护与利用的基础。
国际遗产界认为近现代工业遗产在形态上具有物质与非物质两个维度,作为中国当代工业遗产的三线工业遗产也具有物质与非物质的双重形态。物质形态三线工业遗产主要有三线企业的生产建筑、构筑物、工厂遗址、矿场、能源生产输送和利用的场所,运输及基础设施,职工生活与社会活动场所,以及各种生产机械设备、军工产品、老物件和文献档案等;非物质形态三线工业遗产包括三线建设宏观决策的战略思想与方针政策,三线企业生产组织与管理的制度、企业的生产技术及工艺流程、职工社会活动中的习俗和认同的行为准则、三线建设者的个体记忆和群体记忆,以三线精神为硬核的企业文化等[11]。鉴于国内在工业遗产保护研究中对非物质形态工业遗产的重视度明显欠缺,我们在三线工业遗产的研究中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践已有二十余年[12],建筑学、文物学界等借鉴发达国家工业遗产保护理念与方法,结合我国文物保护管理的经验,开展了工业遗产价值评估的探索,公布了《中国工业遗产价值评价导则(试行)》,力求为全国的工业遗产价值评估提供标准体系[13]。在价值评估基础上,依工业遗产的价值高低确定的国家级或省(直辖市、自治区)级工业遗产,实施不同的分级保护政策:对有重要价值的工业建筑遗产,参照国家级和省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标准,在保护利用中,不能破坏工业遗产整体格局、结构、样式和历史风貌特征;属于一般价值的工业遗产,在改造利用中,其内部结构可以根据新用途需要而改动,但尽可能保留建筑物的历史外貌。由于绝大多数的老工业建筑都属于一般价值的工业遗产,在国内外工业遗产保护中常见的方法是利用旧建筑的空间,改造后植入新的使用功能,使工业建筑的生产功能转型为服务业的功能。
三线工业遗产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广大乡村山野,区位与老工业城市中的工业遗产不同,其价值评估指标体系不能简单移植老工业城市的工业遗产评估指标。研究、制定三线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体系,应根据军工遗产的特征以及西部山区的不同条件,体现国防军工遗产和山区环境的特性。关于三线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参评者不应局限于学界的专家学者,应有三线建设者代表的参与,他们是三线工业遗产价值评价最有话语权之人。
我国目前尚无专项工业遗产保护法,工业遗产只有被认定为文物,才能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2001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已将大庆第一口油井、青海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等工业遗产纳入保护范围;2012年国家文物局进行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也将工业遗产纳入普查范围。由于文物认定标准与工业遗产认定标准不是同一个体系,两者的认定指标存在差异,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自行组织国家工业遗产的评估与认定。自2017年以来,工信部已公布了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其中有一些三线工业遗产项目入选。为满足入选国家工业遗产项目的产权所属单位管理所需,工信部还颁布了《国家工业遗产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14]。
从法理上说,该《办法》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文件,不具有严格的法律效力。但在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工业遗产保护法”之前,该《办法》可作为保护管理工业遗产的“行政规范”参考。据悉,国家已将制订工业遗产保护法规纳入议事日程,并正组织专家学者研究与起草工业遗产保护法规。我们要积极参与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法规研究,为政府相关部门建言献策,使未来的“工业遗产保护法”能够全面涵盖三线工业遗产。
三线人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属于非物质形态工业遗产范畴,是目前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记忆研究最早从心理学领域引入社会科学领域,被认为是人的大脑对过去经历的事物进行识记、保持与再认识的过程。在工业遗产领域引入记忆理论,使工业遗产研究从重视物质遗产延伸至关注其记忆与情感价值,进而扩展到工业遗产的非物质形态研究。
(1)三线人的集体记忆
三线建设的记忆研究,包含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个体记忆是三线人以个人工作与生活经历为基础构建的自身识记与再认识;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与结果”[15],三线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众多三线人以在企业中共同经历的工作与生活事件为基础构建的共同识记与再认识。三线工业遗产承载着三线企业创立(筹建)与发展、辉煌与衰落的历史,同时也记录着三线人个体的奋斗经历,对他们自身与家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情感价值。三线工业遗产的集体记忆属于三线人(包括他们的二代、三代),是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工作与生活的产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产物,都会让他们在历史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从而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
(2)三线人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16]。三线建设时期,在国家“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感召下,全国各地(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许多工厂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市,奔赴西部地区,支援三线建设。这些“移民”个体在三线企业中共同工作与生活,在彼此的交往中,相互接纳对方个体的文化差异,逐渐融合成具有共同生活理念和社会道德的价值观。三线人的文化认同是建立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之上的。
三线工业遗产的记忆向三线人提供了可以重温三线建设历程的机会。同时,三线人以口述史、回忆录等形成的历史记忆,也在不断塑造西部地区乡镇、城市的空间肌理与精神面貌,强化了三线建设历史记忆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记忆理论视域下的三线人群体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三线建设文化与精神,为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项目“赋能”,增强遗产的经济与文化效应。
目前,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认同要保护与利用三线工业遗产,但有实际资金投入、能落地实施的项目并不多,需要我们以经济学、管理学理论为基础,在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经济与管理政策方面进行大胆探索。
当年的三线企业全都是国有企业,且多数属于央企系统。20世纪90年代国家规定的三线搬迁单位原址国有资产处置原则[17],未能激发起当地保护和开发利用三线工业遗产的积极性。2000年以后,虽部分产权下移到省和直辖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但由于诸多问题,一些县市、乡镇政府将部分国有资产(即三线厂址及其建筑等)变卖给了民企或私人。产权与使用权的转移留下了“后遗症”,不利于今天的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地方政府要实施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项目,首先不得不梳理权属关系,出资进行土地收储,而几十年来,由于土地价格疯狂上涨,土地收储成为地方政府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是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最大责任人,但公有属性的“所有者缺位”,导致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政府缺位与失责。因此,梳理产权和使用权是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项目开发的基础。
从西方发达国家对工业遗产保护的资金来源来看,政策和法规与市场经济的相适应、相配合至关重要。我国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现行政策明显滞后于现实需要,由于缺乏相关的优惠政策,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参与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中的积极性并不高,需要研究调整与创新现行政策。目前,我国多领域、多行业在尝试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进展缓慢。鉴于公私资本的优势互补以及混合所有制在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中的优势,我们要探讨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中的混合所有制先行先试制度,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
由于历史问题,三线工业遗产大多位于远离城市、欠发达的山区乡村,现有老工业城市的工业遗产保护开发利用资金筹集途径并不完全适用于三线工业遗产保护。探索具有可行性的资金筹资途径是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亟待解决的问题。可尝试运用文化金融相关理论,探索包括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资本市场模式、政府引导基金模式、遗产“保护—利用—开发—增值”价值链的系统设计、直接财政资助和扶助、税收优惠政策、“三线工业遗产+”产业政策等在内的各种潜在的可行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国家“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下,一座座三线企业纷纷搬离了山沟,到城市周边或近郊建厂寻求发展。但留下的厂址,包括土地、厂房建筑、道路交通、水电资源等基础设施,在当地依然是一种可贵资源。它承载着三线建设的历史记忆,是当地开展工业遗产旅游的独特资源。将三线工业遗产整合到当地自然与历史人文景观之中,形成融文化创意、历史遗产、休闲娱乐、工业遗产旅游一体的全新“产业链”,这是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可选的重要路径之一,也是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背景下开展“全域旅游”的重要议题。
三线建设以国防军工建设为主体,当年属于保密状态,20世纪90年代,随着三线建设档案的逐渐解密,社会上才陆续知道有三线建设。这种特殊年代所带来的军工神秘感对游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三线工业遗产具有的特殊的时代性和不可移植性是其他旅游所无法复制的。三线工业遗产资源融入旅游产品,将扩大旅游产品吸引力,有助于增加旅游目标物的客源。
三线建设是在国家工业基础薄弱、财政投资有限、物资相当贫乏的条件下展开的,当时,为了与帝国主义“抢时间、争速度”,三线建设者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完成建设任务,甚至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三线建设中孕育并形成的“三线精神”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延续,是开展红色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三线工业遗产与当地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整合而开发出来的旅游产品,是开展红色旅游、工业旅游等多种主题旅游的核心,对提升现代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品位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特有的地形地貌、自然风光与物产以及当地历史渊源、人文资源等构成了西部旅游景观的基本要素,从区域旅游发展的整体需要出发,将三线工业遗产整合到各类旅游资源中,开发出新的综合旅游产品,可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空间整合。将位于不同空间的旅游资源整合成一条具有内在联系的主题旅游线路产品。三线工业遗产作为重要旅游景点纳入旅游产品结构中,可设计成特色主题旅游线路,推向市场。如重庆涪陵白涛镇正在建设中的“816小镇”,将串联起自然景观武陵山大裂谷、乌江画廊、武隆金佛山、仙女山(世界自然遗产喀斯特地貌)一线,构成世界自然遗产与国内自然、人文遗产结合的旅游线路,打造成国内外著名的旅游品牌。
(2)要素整合。将三线工业遗产所在地的自然、社会、历史、民俗等具有吸引力的因素与人口、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投融资环境等社会因素整合,开发适合当地发展状况、充分显现各自优势的旅游产品。如四川攀枝花打造的“三线文化游”和“山水田园游”旅游线,前者以承载攀枝花三线建设历史记忆的遗址为景点,后者以让游客体验感受独具魅力的阳光花城景致、古村落与民族风情特色为重点。攀枝花的多条旅游线整合了当地三线建设主要工业遗产地、历史纪念地、现代工业生产线、民俗古村落、自然农业景观、当地土特产、金沙江景观等多种要素,不仅有效利用了三线工业遗产资源,而且扩大了旅游经济的覆盖面,促进了地区旅游经济与文化的繁荣。
目前部分西部地区已采取(或正在建)的三线工业遗产与旅游整合模式,至少已有八种:(1)工业旅游目的地模式;(2)休闲旅游综合体模式;(3)三线军工特色小镇(旅游度假区)模式;(4)科普旅游基地模式;(5)国防教育营地模式;(6)工业遗产公园模式;(7)三线建设遗址博物馆模式;(8)文化创意产业园模式[18]。
文化遗产事业的核心是精神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旅游业作为文化服务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是其目标之一。工业遗产与旅游资源整合,如何摆正两者的关系,做到两种效益之间的平衡,这需要深入研究。无论以何种形式融入西部旅游产业,以三线工业遗产为基础开发的旅游产品必须具有旅游吸引力和市场号召力,同时又有可预见的良好社会与经济效益前景,才可保持其持续发展。目前,上述三线工业遗产与旅游整合实践中形成的模式,运行时间都还不长,其效益与可持续性有待观察和检验。
世界博物馆发展已走过几百年的历程,在长期的物质遗产收藏与展览实践中,博物馆产生了一套规范的、有效的物质藏品保护与利用方式,因而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博物馆模式受国内外的青睐。但在许多工业博物馆中,工业遗产的非物质形态部分的研究与展示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三线建设博物馆数量正呈现增长的发展态势,从政府投资新建造的四川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到利用三线厂旧建筑改造而成的贵州遵义三线建设博物馆、四川射洪3536三线建设博物馆等,都按照传统博物馆收藏与展示物质文化遗产的思路运作。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公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以来,博物馆学界一直在研究如何将非物质遗产纳入博物馆展示中,使其成为物质遗存与非物质文化并存的、完整的展示空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新博物馆学运动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思路。1974年,著名博物馆学家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在法国创建的生态博物馆,就是一座以社区为中心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展示机构——人与工业博物馆(The Museum of Man and Industry),后来又称“克勒索-蒙特索煤矿社区生态博物馆”(Ecomuseum of the Urban Community Le Creusot-Montceau)。它融合了克勒索与蒙特索两个社区所拥有的工业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展示和诠释功能,反映了分别以钢铁制造业与煤矿开采业为主要产业的两个社区内工业文明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一种鲜活场景。
尽管博物馆学界关于生态博物馆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19],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实践和探索。1998年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在贵州六枝梭戛苗族村寨诞生以来,目前全国已有几十座生态博物馆,浙江安吉甚至建立了生态博物馆群。在西部一些三线企业遗址区,还居住着不少曾参加三线建设的退休职工及其后代(包括附近一些当年作为民工筹建三线厂的村民),这些群体对三线建设有着深厚感情,他们自发地在社区建立三线建设博物馆(或展示馆、展览室等),实行自我管理和运营,已经具备建设工业生态博物馆的基础。
建设三线工业生态博物馆是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探索的路径之一。如何建设三线工业生态博物馆,目前学界对此的研究还是空白。作为中国博物馆的创新探索,需要研究三线工业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机制、非物质形态三线工业遗产的展示形式、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乡村环境保护以及工业生态博物馆与乡村社区发展的关系等。三线工业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既要借鉴老工业城市中工业博物馆的经验,还要结合三线工业遗产分布于山区乡村这一特点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现实,充分发挥当地社区居民积极性,利用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开展丰富多样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活动。
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研究需要理论联系实际,提出的理论在实际中是否可行、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因此,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实证研究是不可缺少的环节。鉴于大量三线工业遗产主要分布在山区的穷乡僻壤,对乡镇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案例的验证,重点在于分析三线企业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然资源以及当地发展需求的协调性、可持续性,三线工业遗产的“再生”设计项目对乡镇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等,总结尊重遗产原真性和发挥创意性的成功经验,探讨乡镇中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特色。
对三线城市中开展的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要聚焦于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实证研究。重点以遵义“1964”文创园、贵阳乌当区新天科技文创园、贵州六盘水六枝特区“三线记忆”文创园、成都“东郊记忆”文创园等为案例,分析探讨西部地区城市怎样融合三线工业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实现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发展,总结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服务社会双赢的经验。分析选择文创产业作为工业遗产再利用模式的动因、发展文创产业选择工业建筑遗产作为空间载体的动因以及城市文创产业与工业遗产之间的内在关系,推动从三线工业遗产到三线城市文化产业的思考,研究三线工业遗产转型为文化产业的未来走向。
国内外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证明,遗产保护与利用涉及许多学科。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不同程度地涉及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建筑学、城乡规划、旅游地理、遗产保护、生态与环境保护及博物馆等诸多学科领域。上述六个方面议题虽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但相互间存在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三线建设史研究是认识三线工业遗产的基础,它决定着对三线工业遗产内容的认知,影响着对三线工业遗产价值的评判,同时也是开展三线工业遗产调研的前提。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需要有资金投入,目前三线工业遗产面临资金短缺的瓶颈,需要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研究多渠道的金融政策支持,化解投资开发资金不足的难题。中西部的一些三线遗产地在旅游资源开发实践中,以城乡规划和旅游学科理论为指导,将三线工业遗产与当地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整合成多种旅游产品,推动了工业遗产旅游的发展。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下,创建三线工业生态博物馆也是值得探索的议题,新博物馆学理念中的社区遗产保护与环境保护是乡村社区三线工业生态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所在。由社会学延伸到工业遗产研究的记忆理论,拓展了非物质形态三线工业遗产的研究内容,强化了三线建设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赋予三线工业遗产以情感价值和归属感。无论是工业遗产旅游还是浏览(参观)三线建设博物馆,物质遗产展示和场景体验经过非物质文化的加持,能使游客/观众获得更真实、更深刻的历史体验。在乡镇或城市实施的各种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项目,都应经过实证研究,评估其实施方法与手段的适宜性、可持续性,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践,实现新一轮的认识论循环。建构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路径研究的框架,为保护利用三线工业遗产提出了一种整体性思维。因此,笔者下一步要做的就是采用多学科视角与方法,拓展研究区域,深入挖掘三线工业遗产内涵,取得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成果,为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路径研究提供一个范式。
(说明:本文是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申请书中课题总体研究框架的核心内容。在项目的开题报告会上,评委们一致认为,课题研究框架采用创新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视角与方法是战胜竞争对手的主要原因。经过几年的思考,笔者在吸收评委们意见的基础上,对重大项目的研究总体框架又作了进一步完善,拓宽了研究区域,相信对改变目前包括三线工业遗产在内的国内工业遗产领域研究徘徊不前的现状具有启示作用。)
[1]徐嵩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价值认知》,《东南文化》2020年第1期。
[2]陈东林、段娟:《三线建设史研究述评》,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345—385页。
[3]陈东林:《三线建设——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6期。
[4]徐有威、张程程:《2020年三线建设研究述评》,《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5]向嘉贵等编《三线建设》(内部资料)记载,到1980年,三线地区共建设了1100个大中型企事业单位;2014年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记载,到1983年,三线建设共建立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和科学院所1945家。本文取后说。
[6]国家文物局2012年进行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虽将三线工业遗产在内的工业遗址纳入普查范围,但报告数据仅为156处。由于部分三线工业遗址已出售给民企,调查人员对其中有些未能普查到,因此这个数字是不完整的。
[7]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3页。
[8]三线建设调迁时期,凡被列入国家脱险调迁计划的三线企业,享受国家出资帮助工厂搬迁的待遇;未被列入国家计划的,则享受不到国家的资金补贴,搬迁资金由企业自己解决。故称作“二等待遇”。如位于重庆夏坝的5067厂、5057厂脱险搬迁,即享受“二等待遇”。
[9]陈东林:《积极研究三线遗产的保护利用 为新时代服务:三线遗产保护利用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研究所等编《“三线建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学术交流论文选编》(内部资料),2018年,第18页。
[10]马述林、艾新全:《重庆三线建设遗址保护利用研究》,吕建昌主编《当代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聚焦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11]吕建昌等:《三线工业遗产概念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12]20世纪90年代末,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中已出现民间自发地开展老工业建筑保护与改造利用的实践。2006年4月18日国家文物局在江苏无锡举办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国际论坛”和同年5月下发的《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是政府介入并主导国内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标志。
[13]a.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委员会、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学术委员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工业遗产学部:《中国工业遗产价值评价导则(试行)》,《建筑创作》2016年第18期;b.徐苏斌、〔日〕青木信夫:《中国工业遗产价值评估研究》,中国城市出版社2021年。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工业遗产保护管理暂行办法》,[EB/OL][2021-08-16]http:// 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66487.htm.
[1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6]目前学界对文化认同概念有不同的解释,此处采纳《中华文化辞典》说法。冯天瑜:《中华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17]《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务院三线办关于三线搬迁单位处置国有资产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同[7],第332—334页。
[18]吕建昌:《中西部地区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19]国际博协的观点认为:“生态博物馆是一个致力于社区发展的博物馆化机构,它融合了对该社区所拥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展现和诠释功能,并反映某特定区域内一种活态的和运转之中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同时从事与之相关的研究。”Andre Desvallees,Francois Mairesse eds.Key Concepts of Museology,Armand Colin and ICOM,201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