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海龙， 杨帆
【作者机构】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来 源】《文化软实力研究》 2023年第3期
西方铁路技术最先出现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之后很快被传至多个国家或地区，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19世纪下半叶，铁路进入中国，同样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重要内容，铁路史一直被学界所关注。
19世纪30年代，有关西方铁路的消息就出现在在华传教士主办的报纸上。1835年7月(清道光十五年六月)，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其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刊载了《火蒸车》一文，通过李柱和陈成之间的谈话，简单介绍了火车的运行：“况且驾火蒸车，一个时间，走九十里路，如鸟之飞。不用马，不恃牛，任意飞跑”，“故用火蒸车，即蒸(气)推其车之轮，将火蒸机，缚车舆，载几千担货。而那火蒸车自然拉之”[1]185-186。这是目前可考的最早的中国人对铁路的认知来源[2]。之后，林则徐在其所编译的《四洲志》中描绘了美国“即用火烟车陆运货物，一点钟可行二三十里。其车路皆穿凿山岭，砌成坦途，迄今尚未完竣”[3]158。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其中有“国内运载货物，陆则有大车小车藉马力以行走，又有火轮车，中可住千人，一时能行百八十里。故国内多造铁轣辘之路”[4]1683。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之中提到了“近年米利坚又推广其法，造火轮车，而熔铁为路以速其行，亦可谓精能之至矣”[5]239。以上记载体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对火车的初步认识。
铁路以实物形式进入中国，最早当属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前铺设的一段表演性质的窄轨铁路。1876年，在华外商组织修建的吴淞铁路，开创了中国土地上铁路运营的先河。中国人主动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1881年建成的唐胥铁路，即从唐山到胥各庄，它由开平矿务局聘请的英国工程师金达主持，为便于运输煤炭而建。此路之后逐步延伸，形成了京奉铁路，并为之后自主建设京张铁路提供了资金。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开始重视铁路建设。京张铁路作为中国铁路史上的里程碑，修建于1905年，是由以詹天佑为代表的中国工程师首次不借助外国资金、外籍技术人员，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这标志着中国基本全面掌握了筑路技术，开启了中国人自主建设铁路的时代[6]。
辛亥革命以降，铁路建设作为国家振兴的重要途径，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位置。中国工程师成为建设铁路的主要力量，但机车等核心技术并没有完全实现本土化。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尝试并努力实现铁路技术自主，且做了有益的探索，比如曾先后三次制订铁路技术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铁路事业。1978年之后，中国组织了一系列诸如“北战大秦，南攻衡广，中取华东”，“强攻京九、兰新，速战宝中、侯月，再取华东、西南，配套完善大秦”，“决战西南，强攻煤运，建设高速，拓展路网、突破七万”的大规模铁路建设。2012年，中国铁路开始迅速发展，传统铁路迅速向高速铁路转变，并突破了多项技术难题。技术自主创新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成功研制时速350km的“复兴号”高速动车组。2019年，京张高铁首次在世界上实现自动驾驶、启动时速400km的新型动车组研发。至此，中国全面掌握了复杂环境下线路建设技术、复杂地质条件下隧道设计技术、深水大跨桥梁设计施工技术，建设了包括寒带、热带、大风、沙漠、冻土等不同气候和地质条件下的高铁线路。如今的中国高铁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技术层面，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中国高铁已经成为国家名片，走向世界。铁路技术由引进与吸收，转变为自主创新、技术输出，见证了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
作为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史很早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早在晚清时期，就出版了一些“通史”类的书籍。如刘馥、易振乾编著的《中国铁道要鉴》(1906年)、王盛春编著的《中国铁路要纲》(1907年)、英国人肯德(P. H. Kent)的《中国铁路发展史》(1907年英文版)等。民国时期，《中国铁路史》(曾鲲化，1924年)、《中国铁道史》(谢彬，1929年)、《中国铁道建设》(张嘉璈英文著，杨湘年译，1945年)相继问世，较晚清的成果，内容更加丰富，探讨更加深入，开拓了研究中国铁路史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类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成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如《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李国祁，1976年)、《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宓汝成，1980年)、《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1881—1981)》(马里千，1983年)、《中国铁路发展史》(金士宣、徐文述，1986年)、《中国铁路史》(李占才，1994年)、《中国铁道建设史略(1876—1949)》(张雨才，1997年)、《中国近代铁路史》(杨勇刚，1997年)等。凌鸿勋在台湾出版了《中华铁路史》和《中国铁路志》。
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多的学者开始从不同层面和视角探究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如《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张瑞德，1991年)、《帝国主义列强侵华铁路史实》(罗文俊、石峻晨，1998年)、《国民政府铁道部研究》(黄华平，2011年)、《中国近代铁路体制演变史(1835—1949)》(寇兴军，2016年)等。21世纪初，中国史学家们开始更为深入地探讨铁路对社会的影响，如《晚清铁路与晚清社会变迁研究》(尹铁，2005年)、《铁路与社会经济》(朱从兵，2011年)等。以上著作都属于宏观的总体式审视中国铁路发展史。
中国铁路史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日益繁荣，以铁路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越来越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的主阵地。一篇学术论文虽不能全面阐述铁路史，但讨论的问题更加集中、具体、深入，能够更深层次更微观地剖析铁路史中的关键问题。学位论文成为了铁路史研究的生力军。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共同构成了铁路史研究的一幅巨画。
铁路史研究在社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意义日益凸显。但由于研究视角、研究队伍等历史原因，以往的研究都是着力于铁路建成后对社会的影响，较少关注社会对铁路建设的影响，尤其缺乏对铁路技术演变的关注。事实上，作为工业革命的重要产物，复杂丰富的铁路技术不仅决定铁路自身的发展，更关系到铁路建成后对社会的影响程度。
铁路技术是集能源(最初为煤炭等燃料)、材料(以钢铁为主)于一体的工业革命产物。作为一项技术，是人类工业文明的标志性成果；就技术发展史来讲，它具有革命性、综合性。铁路技术内容丰富，不仅涉及机械、动力、传输，还与材料、化工密切相关。西方铁路技术传入中国，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铁路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从引进到学习吸收，再到自主创新，见证了中国工业化历程，也见证了中国的技术赶超世界的辉煌历程。因此，将铁路史置于技术史视野中，不仅能够解决铁路技术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的社会意义。
经过近200年的发展与变迁，铁路技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发展过程中，每一次细小的技术变革都会对铁路技术产生一定的影响；每一次大的变革，不仅能带来铁路技术的前进，还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很多情况，看似社会变迁，究其根本却多是关键技术的变革产生的波及效应。
铁路系统是一项综合技术，更是一项复杂巨大的工程。这项以技术为核心的工程，不仅涉及材料选取、技术选择等问题，还会牵涉人员管理、制度制定等其他社会问题。铁路史中的技术问题，必须通过技术史来解决。通过解决铁路史中的技术问题，一些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当然，研究技术史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史范围内，对于这种社会性极强的铁路技术，必须将其放在技术全球化的视野中、放在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中，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密切关注社会因素与铁路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也不能忽略作为技术工程主体的人的作用，还有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的社会效应，等等。因此。铁路史中的技术史问题，应当成为铁路史中的基础问题、核心问题、关键问题。
以机车为例，蒸汽机车最早出现。它是在蒸汽机的基础上改进的，是工业革命的典型产物，它充分利用了煤炭和钢铁资源，大大增加了陆运速度，对经济、政治、军事，乃至于文化等其他社会因素都产生了空前的影响。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的相继出现，较之蒸汽机车效率更高。这一改善，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工业化的产物。但是，无论是电力机车还是内燃机车，都没有很快彻底取代“落后的”蒸汽机车。事实上，蒸汽机车完全退出运输的舞台，是在电力机车出现后的百年左右。这里既有技术问题，也有经济、社会问题。动车组的出现，颠覆了“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传统观念。分散式动力，不仅将铁路运输的速度提到了一个高度，还在稳定性、舒适度方面得到了显著改善。高速铁路的出现，不仅挽救了一度成为“夕阳产业”的铁路运输，还使铁路运输再发光芒。以上变迁，基于社会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同时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的观念。
轨道是铁路运输的保障。铁路轨道由最早的木枕和铁轨构成，后逐渐升级为水泥枕和功能改善的钢轨，亦是科技进步的结果。稳定的轨枕和性能优良的轨条，才能保证高速铁路的正常运行。勘测技术、建筑技术和开挖机械的进步，使铁路选线更有可能实现平直顺畅，进而保证铁路的速度。
无论是跑在轨道上的动车组，还是铺设在列车下面的钢轨，都是技术发展的产物。要研究铁路史，技术史显然不能被忽视。可以说，要解决与铁路有关的问题，技术问题是基础和前提。
技术移植是技术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技术全球化的关注点之一。先进技术的移植能够缩短科技研发周期，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实力产生不可估量的正向作用。
铁路作为交通工具，以其明显的、其他运输方式不可替代的优点，很快传及世界各地。铁路技术的移植是铁路技术体系重新构建的过程，它包括机车、轨道在内的机械部分，也包括选线、修筑在内的工程技术部分，还包含资金、人力在内的社会要素部分。铁路技术传入中国，有其特殊性，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进入中国之初，无论是铁路资本输入，还是铁路技术输入，都带有侵略性质。清廷在遭受坚船利炮的攻击之后，害怕外敌借铁路长驱直入，便以各种理由拒绝外国人在中国修建铁路。而在华外商的目的主要是输出资本、控制路权，进而窃取矿产资源和铁路营业收入，并试图为其他商业打开中国市场，甚至吞噬中国土地。如中东铁路就是沙俄入侵的铁证。
1905年修建京张铁路之前，所有的筑路资金都借贷外资，主持者都为外国工程师。列强在中国掀起了争夺中国铁路修筑权的狂潮，中国铁路成为了外国资本入侵的工具，也成为了外国资本的“摇钱树”。这一现象延至民国，甚至一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期间也为争取铁路主权做过努力，如自主修建京张铁路就是一个例证。但由于工业基础过于薄弱，铁路技术自主无从谈起。外国工程师仍然控制着以机车为代表的铁路核心技术。民国时期曾先后三次制订铁路技术标准，但都不能摆脱国外技术的束缚。
派遣“留美幼童”是晚清主动学习西方科技、进行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些人大多成为了中国第一代工程师，为掌握西方技术进而实现技术自主奠定了基础。随着国外学成归来人员的增多，加之国内本土的培养，中国工程人员队伍逐步壮大，为整个中国工业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注入了重要的力量。工业的发展，为铁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铁路技术的本土化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日益显著。1952年，四方机车车辆厂制造出第一台解放型蒸汽机车，标志着中国拥有了机车制造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成了包括石太线在内的4000多千米的电气化铁路，电力、内燃机车的数量逐渐超过了蒸汽机车，完成了中国铁路技术牵引动力的大转变。1988年，为了解决由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而带来的铁路运输能力短缺问题，中国研发试行了单机牵引能够达到6000吨的重载列车，并且同年进入了完全由电力和内燃机车牵引为主的铁路时代。在移植国外先进铁路技术的同时，中国也开始自主研发国产机车，逐步实现铁路技术本土化。2003年，中国自主研发的时速可达200千米的秦沈高速铁路正式投入运行。由此至今，中国的铁路技术移植进入了自主创新的阶段[7]。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工业体系不断完善和壮大，铁路技术在中国不仅被学习、吸收，还被模仿和创新。高铁技术发端于日本，之后德国、法国相继跟上。中国高铁技术起初也是引进和学习，但很快实现了赶超。中国高铁的崛起，就是中国对铁路技术的掌握与创新的最好证明。
中国铁路技术引进，最早依赖欧美等国外输入，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依靠苏联。在高铁发展过程中，又学习吸收德、日、法等国的铁路技术，使中国铁路迈向了产业高端。中国的铁路技术发展史，就是一部铁路技术的移植史，展现了一个西方先进技术移植的过程。在中国，对其他行业技术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重要的代表性。
工业文明是人类继农耕文明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的文明形式。目前尚不能找到农耕文明之后其他的文明形式，工业文明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不可跨越的一种文明。这种文明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之大，毫无疑义。
工业文明起源于工业革命，是西方技术发展积累的结果。作为工业革命代表成果的蒸汽机，被人们改造，作为动力源用于纺织、提升重物等多个领域。在运输方面，首先广泛使用于水路运输。蒸汽机车的出现，是蒸汽机的又一衍生物，对传统的陆路运输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大扩大了人的活动空间和货物的使用空间。蒸汽机车和铁路的出现，是工业文明当中的重大物质成果。
技术史主要研究技术的发明、发展、交流、选择及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与完善人类文明史。中国铁路技术的发展可分为引进学习、模仿制造和自主创新三个阶段，代表了近代中国大多工业技术的发展模式[8]。
中国近代工业化始于洋务运动时期。虽然早在明末清初西方科技就有传入，但并未引起整个社会的变革。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晚清政府还处于昏懵状态。直到朝中要员兴办洋务，主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才掀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帷幕。
1861年，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洋务运动以此为开端，以“自强”“求富”作为口号，以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目的，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思想的萌芽。洋务运动期间，包括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在内的26个制造局(或称机器局)在全国各地创建起来，同时包括詹天佑在内的第一批留美幼童被送往大洋彼岸，为日后中国铁路的兴起打下了技术和人才基础。1881年，在北京窄轨、吴淞铁路的修建拆除背景下，在开平煤炭外运交通的亟需下，李鸿章主导唐胥铁路修建成功，由此为开端，铁路技术开始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
早期的铁路建设都由外国工程师主持，中国铁路工人在实践中成长。自留美学成归来的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之后，中国工程师开始在铁路建设前线勇挑大梁。但由于近代中国工业薄弱，以机车为代表的铁路核心技术还不能被国人掌握，自主创新更无从谈起。尽管汉冶萍制造出了本土的钢轨，但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未能很好地持续支持中国本土铁路建设。民国期间，国外留学和本土培养的铁路技术人员开始谋求铁路技术的自立与创新，也曾有独自设计机车的丰功伟绩，但制造还需仰仗国外工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铁路交通事业，在技术自主方面上了一个台阶，在铁路技术方面追赶国外先进。21世纪，中国高铁经过追赶超越，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又一张名片，尤其是“中国标准”的世界推广，彰显了中国高铁高超的技术，并已经被世界承认。
中国早期的工业化过程，首先就是学习西方科技的过程，西方技术的引进促进了中国工业的提升。铁路技术贯穿了整个中国工业化进程，无论是材料来源、技术掌握还是人才储备，都与中国工业化的背景和条件息息相关，所以通过技术史角度研究铁路史，也能够窥见近现代中国工业的发展进程。铁路技术的传入和发展代表了中国从学习西方技术到自主创新的过程。对铁路的技术史进行深入研究，也能为诸如国防、航天、机械等其他工业技术的发展研究提供借鉴。
工业遗产是人类工业活动遗留下来的具有多重价值的工业遗存，既包括有形的建筑、场所、机械设备，也包括无形的生产程序、文献史料等。铁路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至今已有二百年的历史，是重要的工业遗产。铁路进入中国也已有150余年的历史，已是我国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遗产不仅具有被时间赋予的历史价值，还具有工业产品的更迭换代带来的科技价值。例如最早出现的铁路机车采用蒸汽作为动力，车厢和轨道多为木制。随着技术发展，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逐步替代蒸汽机车，车厢和轨道都得到改良，机车车头的形状也进行了降低阻力的设计，通信开始采用电子技术……通过研究工业遗产，可以充分认识到科技的进步和变革，探究技术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是其技术价值[9]。因此，要保护、研究和利用铁路遗产，其技术价值当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在这里，技术史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工业遗产，铁路遗产不仅包括铁道、机车车辆、机厂站房等有形的物质遗产，还包括设计图纸、信号控制、管理制度等无形遗产。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其他遗产不可替代的，就是其中蕴含的技术。
工业遗产的研究和开发，保护在前。保护之前，调研先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一些有价值的工业遗存已被拆毁，还有一些正面临着被拆除的境况。为了积极有效的进行保护，首先需要对遗存进行实地考察调研。调研的核心任务，就是要甄别某处遗存的价值。社会要发展，不可能保留所有的工业遗存，平衡“拆”与“保”的关系，需要对其价值进行鉴别、研判、分类。其中，技术价值是判断其存在重要价值的主要指标之一。技术史的深入研究，是辨别其技术价值的重要学术依据。
由于时间原因，一些有价值的遗存尽管被保留下来，但存在“断壁残垣”不完整的现象。为了还原，需要修复。在修复的过程中，应当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但在修复的过程中，极容易出现“有一种破坏叫做修复”的现象。究其原因，大多是因为不熟悉其中的技术细节，只做外观修复。这种操作极易流失重要的技术信息，使工业遗产成为徒有外表的“空壳”。很多遗存，由于技术史研究者的滞后参与，厂房内的生产设备被抄空当作破铜烂铁处理，殊不知那才是工业遗产的灵魂所在。修复工业建筑，往往照猫画虎，不注重建筑里蕴含的建筑技术，运用现有的简单的手段为工业遗存“补妆”。这样修复后的工业遗存，失去了原有的重要价值，遗憾至极。为了实现其经济价值，工业遗存多被再利用，这本也无可厚非。但若不懂其技术价值，在利用改造的时候，一方面容易破坏其核心技术，另一方面技术价值会被忽略以致于利用不充分。以上现象，都是技术史研究缺失造成的。
对于铁路遗产，以上情况更为典型。保护铁路遗产，既要保护机车车辆，还要保护线性的轨道；保护厂房建筑，也要保护里面的机器设备；保留信号设施，更要注意其使用制度。铁路遗产还具有特殊性，尤其是轨道的保护，涉及空间大，整条铁路线保护困难很大，需要分段保护，留存其有意义的一段，如京张铁路“人”字形段。是否保留、如何保留、保留哪段，都需要技术史工作者通过研究确定其技术价值。
一辆机车的保护，不仅要保护其外壳，更要注重机车内各个零部件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蒸汽机车还是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在生产和使用的过程中，都会做一些技术改进。这些技术改进，形成了机车技术发展的脉络，是研究机车发展史的重要铁证，也是其作为工业遗产的价值体现。
由此，只有通过技术史视角的深入研究，才能鉴别、判断铁路工业遗产的价值所在，才能更好地保护、研究和利用铁路遗产。技术史既可以从铁路内部系统角度进行人员、技术的联动，又可以从铁路外部进行国防、经济、社会的联系，藉此进行铁路工业遗产的内外联动，为铁路工业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提供学术支撑。
技术史主要考察技术发展的演化过程，研究技术的发明与创新、技术手段和技术变迁，以及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外部因素、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和它所造成的社会变化等。技术史有助于阐明人类如何利用自然、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以及与自然的协调，从而深入理解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10]946。铁路技术已有200余年的历史，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技术史研究价值。
铁路技术内容丰富、综合性强，有很多可研究的内容。
从内史角度而言，铁路涉及技术内容广而杂，大体可分为四大类：线路技术、机车车辆技术、附属设施建筑技术和信号管理技术，所涉及的技术内容包括选线、勘测、设计、材料、机械、能源、建筑、信号等。以上这些，只是铁路技术的一个大概的归纳，其实每一项技术下又包含有多个细小的具体的分支技术。以机车为例，提供动力的机车，由最初的蒸汽机车，发展为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直到现在的动车组，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提供能源的物质由水变为柴油、电能，牵引形式也由传统的“火车头”转变为分散式动力。无论在动力提供物质还是动力提供方式上，都有革命性的发展。单就某一项机车技术，也是经历了数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其中一个零部件的变化都有可能是一部技术发展史的案例。
此外，铁路附属设施如站房、机厂等建筑，连同维护机车车辆的设备，其技术内容则更加丰富。不仅可供技术史研究者探讨，也可以为建筑史家提供素材。如此，等等。
从外史角度而言，铁路技术的社会性要比其他一般技术更强些。从两地之间计划修建铁路开始，这条铁路就已经打上了社会的烙印，并与众多社会因素密不可分[11]。从勘测路线、筹备资金、工程实施到管理运营，无一不和社会互动。社会条件制约着技术的选择和实施，又支撑着工程的具体落实。铁路建成后，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产生影响，同时铁路运营也受社会局势影响。在铁路与社会变迁方面，历史学界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
总体来讲，铁路技术史是一个立体的、多维的、多视角的研究对象，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无论从内史角度还是从外史角度，都非常值得去深入探讨。研究铁路技术史，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第一，分析文献资料。技术史研究究其本质仍然是对历史的研究。因此，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仍然是铁路技术史研究的基础方法。文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尤其是档案史料、设计图纸、工程师日记、摄影画册等都是研究铁路技术史的重要依据，用来探讨技术发展、革新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当然社会经济数据、生活习俗的记录，也会为铁路技术的发展提供间接证据，共同厘清技术发展脉络及其与社会背景的关联。
第二，工业考古。铁路技术史的研究有一个优势所在，即铁路技术是近代的产物，前后所历两百年，并不久远。大量的铁路轨道、机车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且遗存数量可观，为铁路技术史进行田野调查、实物考证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这些遗存大可作为研究的实物证据，其作用如同古代史中的考古文物。这就需要借鉴田野调查的方法，即工业考古。工业考古是新兴学科，与传统的考古学存在着很大的区别[12]。通过调研，发现、保护、研究有价值的工业遗存，是工业考古的主要任务。铁路遗产当然是重要的工业遗产，铁路线路、建筑(包括桥梁、隧道、厂房等)、机车车辆、号志设备等都是工业考古的重点内容，他们是铁路技术发展的实物证据。对铁路进行工业考古，是铁路技术史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
第三，口述史。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铁路史也不例外。口述史是历史学常见的研究方法，通过结合史料以及实物考证，寻找筛选亲历者、见证者和旁观者，通过走访、调查，记录其回忆和叙述。某些铁路在修建过程中由于历史、社会或其它原因，史料记录有空白，留存的资料有缺漏，但是铁路修建运营所涉人员数量庞大，研究者可以通过对包括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修筑人员以及沿途居民在内的亲历者进行走访、记录，整理之后和文字记录相互佐证。近现代铁路史的亲历者仍有健在者，采访在铁路史中做过重要贡献的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可以弥补文献史料遗漏或未能显现出来的信息。只是在做口述史的过程中，要注意人为的(有意或无意)、夸张的、不真实的成分，要通过文献等文字资料对照、验证，谨慎使用。很多重要亲历者逐渐去世，做口述史要抓紧，所谓时不我待。
以上所列，都是常用的研究方法。当然，为了达到更好的研究效果，需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只要是有利于研究，可以不限定方法。
铁路技术是促进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铁路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析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案例。同时，铁路史是技术全球化的重要案例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史中的一道风景。中国铁路史既是中国现代化的缩影，也是西方先进技术移植的典型案例，以技术史视角探究中国铁路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技术史研究不仅要考察技术自身的发展，更要涉及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技术史可以弥合技术与历史之间的间隙，通过文献、史料查阅整理，实地、实物考察，再加上口述史，丰富研究内容，系统地结合人员技术、社会经济、历史转换、变革创新等多个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地研究铁路史，探讨铁路技术的继承脉络，探析铁路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探究铁路技术与同时代其他技术、技术变化与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
技术史视野下的中国铁路史研究能够为一些技术性强的铁路革新问题提供答案，铁路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能为其它工业技术的发展提供借鉴。同时，铁路是重要的工业遗产，近代中国铁路史是中国近代发展史的缩影，也是先进技术移植的成功案例。通过技术史研究，可以在探讨铁路发展历史的同时，丰富和补充其技术成分，为技术移植、发展厘清脉络，为铁路遗产的保护提供理论支持。技术史视野下的中国铁路史研究，既可为学术界提供新的研究素材和研究思路，亦可为社会经济提供可靠的学术支撑，起到智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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