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堂
【作者机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来 源】《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年第2期
“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越鸟,舟楫控吴人。”[1](P1052)诗圣杜甫《江陵望幸》如椽巨笔下的荆楚大地,令多少人为之心驰神往! 而这方神奇土地孕育的荆楚文化,又令多少人为之梦萦魂牵!
荆楚文化是湖北文化的雅称,其空间范围大致与今湖北行政区划相当,时间范围从远古到当代。之所以称荆楚文化,是因为其源头和主干楚文化是以湖北为中心发展壮大的,而且荆、楚又往往互称并举。荆楚文化通议研究的正是湖北文化诞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至于本文称《荆楚文化通议》而不称《湖北文化通议》,主要由于“湖北”的概念是宋代才有的,始于北宋初年以洞庭湖为界,分荆湖南、北二路,其中荆湖北路即指湖北。“荆楚”的概念则始于先秦,有族类名和地域名之分,前者如《诗经·商颂·殷武》“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2](P1041),后者如《楚辞·大招》“自恣荆楚,安以定只”[3](P219)。无论是族类名还是地域名,其对应的空间范围虽略有出入,但基本上都是以今湖北为中心,鉴于本文的时间跨度为远古至当下,故名之为《荆楚文化通议》似乎更为切近。
为便于探讨,有几个问题需要予以说明。
一是荆楚文化的时间界限。当代人治国别史或地域史,一般止于晚清或民国,而本文则上起远古、下至当下,突破了史学界心照不宣的“当代人不治当代史”的传统。本文如是考量,无意于标新立异,只是想把荆楚文化的最新面貌展示出来,以增强现实感,突出时代性,进而坚定文化自信。我们也深知,这样做与其说是尝试,不如说是挑战,至于效果能否如我们所愿,则有待广大读者的检验了。
二是荆楚文化的空间界定。本文的空间范围固然是以今湖北行政区划为界,但现今的湖北省境,基本上是明清以来逐步规范形成的,在此前的数千年中,湖北与周边诸省之间的行政区划变动不居。因此,本文虽然明确强调研究的空间范围原则上不超出当今湖北行政区划,但如涉及思想影响、文化交流、人物迁徙、商旅流通乃至政治背景和经济状况等问题,尤其是牵涉湖北局势发展的重要事象时,有关叙述或分析难免会越出今湖北省界的范围。
三是荆楚文化的内容定位。一般文化史研究,视角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也即通常所谓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之别,前者包括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后者仅限于精神文明成果。如采取宏观视角,难免失之于宽泛,而且极易与《湖北通史》一类著述雷同;如采取微观视角,则未免失之于狭窄,以致某些重要的文化内容不能得到应有的反映。有鉴于此,本文采取了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观”视角,即除重点考察微观层面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宗教、民俗之外,还涉及生态、移民、城建、商旅、交通等文化事象。当然,由于各个时代的文化状貌不尽相同,故允许各卷在保持基本内容一致的前提下合理取舍。
概而言之,《荆楚文化通议》旨在经由多维度和全方位的考察,梳理出荆楚文化发生、成长和演变的线索,揭示出荆楚文化的基本特征、分衍状态和流迁趋势,勾勒出荆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乃至外域文化间多向的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轨迹,进而客观地评价荆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强大而持久的作用与影响。
在人类生存的地球上,有一条神奇的纬线——北纬30°线。它既是旧大陆古代文明的中轴线,又是长江流域的中轴线。埃及的古都孟菲斯,号为“神之门”的巴比伦,波斯帝国极盛时期的首都苏萨,以及南亚最早的两座古城之一哈拉巴,都无一例外地聚集在北纬30°线附近。中国的荆楚也恰好位于这条轴线上,这或许是大自然的眷顾。
从自然环境来看,荆楚正好处在东西之中、南北之间。说荆楚处在东西之中,这是因为中国的地势从西到东由高变低,呈三级阶梯之状:青藏高原为第一阶梯,南起云贵高原、中经四川盆地和黄土高原、北至内蒙古高原为第二阶梯,华中迤东的丘陵和平原为第三阶梯。荆楚正好处在从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的交接地带:鄂西在第二阶梯的东部,鄂中迤东在第三阶梯的西部。说荆楚处在南北之间,这是因为鄂北连接着秦岭、大巴山、桐柏山和大别山,鄂中迤南则为江汉平原和江南低山丘陵。荆楚整个地貌呈箕形:中部的江汉平原既平又低,西部、北部、东部是山地,只有南部向洞庭湖敞开。山环水绕的自然环境,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征,不仅使荆楚的山郁郁葱葱,而且在境内形成不同流量的河流,汇入横穿其腹地的中国第一大河长江,众多水系如银练飘舞在广袤的荆楚大地上,构成纵横交错的水网;古云梦泽淤积遗留的大小湖泊,似明镜镶嵌于辽阔的江汉平原,调节着长江中游的旱汛。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不能不说是天赐荆楚。
就民族氛围而言,荆楚也恰好位居东西南北之中。汉藏语系的四大语族,最迟在周代已具雏形。汉语族的先民在北,壮侗语族的先民在东,苗瑶语族的先民在南,藏缅语族的先民在西。四个语族相互接触、彼此交错的中心,就在荆楚。北来的姬、姜等姓和殷人的遗民是汉语族的先民,东部的扬越属于壮侗语族的先民,南方的楚蛮多数应是苗瑶语族的先民,西部的巴人属于藏缅语族的先民。正是在这壮丽的民族景观中,蕴含着盎然勃兴的历史机缘。
荆楚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氛围,既有利于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信息,又能保持强大的定力,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大同小异的风气,其主体居民沉浮与共、休戚攸关,桀骜多于驯顺,狂放多于拘谨,独创多于固守,喜游心于天人之际,驰骋于艺文之间,不乏苦志慧心和奇思丽想。
居东南西北之中,当四通八达之会,荆楚历史波谲云诡,荆楚文化异彩纷呈,令人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叹。
属于“人猿相揖别”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今湖北郧阳、郧西、丹江口、江陵、长阳、五峰、宜都、枝江、建始、大冶等县市区及神农架、襄阳、咸宁、武汉等地都有所发现,涵盖了旧石器早、中、晚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建始直立人和江陵鸡公山遗址。建始直立人距今195万年至215 万年之前,早于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填补了中国人类发展史上从猿到人进化史中“直立人”这一关键环节的空白,证明中国人的发展具有本土连续性,对于探索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价值。江陵鸡公山遗址下层的上限为距今4万年至5万年前,其上层的下限为距今1万年前。先前所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大多在洞穴内,江陵鸡公山旧石器文化遗址却处于弥迤平原和汪茫水乡中。我们可以确信,江陵鸡公山旧石器文化的主人,只要没有遭遇特别严重的天灾人祸而灭绝,应该属于后世荆楚人的远祖之列。
在“只几个石头磨过”的新石器时代,荆楚地区的文化谱系相对完整:年代最早的是距今8000年前的城背溪文化,继之大溪文化兴起,其后是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相继勃兴。屈家岭遗址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发现最早、最具代表性的大型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也是长江中游地区第一个以遗址发现地命名的新石器文化。比屈家岭稍晚的石家河文化,不仅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城址,而且还发现了冶金的遗迹,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本。据《战国策·魏策》记载:“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4](P1252)尽管关于文山和衡山的地望古今学者多所稽考而莫衷一是,但对于荆楚地区曾为三苗部落的腹地,则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见解。因此,荆楚地区先后诞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庶几可以视作三苗部落的文化遗迹。夏禹执政前后,一度效法尧舜对三苗实行的怀柔政策,却未能产生预期效果,三苗仍不愿服从夏王朝的统治,从而一场征伐三苗的战争不可避免,而双方实力的悬殊早已注定了三苗失败的结局。禹在征服三苗后,同样采取了尧舜流徙三苗之君的方式,迁徙三苗上层统治集团于西北边陲的“三危”,历经变服从俗,很可能成为后世羌族的祖先。对于三苗故地的遗部,禹则委派夏族人前往统治,意在对其实行严密的监控,达到巩固夏王朝统治地位的目的。涉及夏代荆楚地区经济社会状况的文献寥若晨星,仅有《尚书》《墨子》《世本》《帝王世纪》里的相关零星记载,使我们依稀获得以上并非完整的信息。
殷商之世,以荆楚为中心的长江中游一带被殷人称作“南土”或“南乡”,前者见之于《左传·昭公九年》,后者见之于《诗经·商颂·殷武》。从商汤起,经太甲到太戊的三代六王,是商王朝的巩固时期,统治者致力于内政,对方国部落则以羁縻为主,局势相对平静,荆楚地区也未见重大战争发生。从商王仲丁开始,内患频生,仲丁被迫迁都于隞。可能是荆人趁商都新迁而发难,也可能是仲丁出于长治久安的考虑,总之在仲丁都隞不久,荆楚东部的今武汉北部黄陂出现了商朝移民,继而建立了商朝最早也是最大的军事城邑——盘龙城。盘龙城的建立,促进了中原商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考古发现的江陵荆南寺遗址和沙市周梁玉桥遗址的商代文化层,就是以土著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中原商文化及其周边地区同时期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尽管后来商王武丁曾大举征伐荆楚,但商王朝与荆楚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未曾中断,早熟的中原青铜文化南下,激活了荆楚固有的文化因子,促进了荆楚地区铜的采冶和铸造,以及城邑设置和农业区域经济中心的萌芽。
跌宕起伏的周代,从周初楚人嫡祖季连后裔鬻熊因辅佐周文王有功被封“居丹阳”,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止,今荆楚地区一直是楚国的腹地。虽说春秋早期以前荆楚地区也曾诸国林立,其中不乏殷商遗民建立的权国和周王的同姓姬姓随国(曾国)这类颇有影响的封国,以及罗、卢、鄢、邓、谷、庸、麋(微)、鄂、唐、厉、绞等国,但权国春秋早期已被楚灭国改设为县,随国约春秋中期已成为楚国的附庸,其他国家要么亡于楚国,要么望风归附。从某种程度上说,周代荆楚地区的文化即楚文化。楚人在八百年的漫长岁月中,不仅创造了炉火纯青的青铜冶铸、精美绝伦的丝织刺绣和巧夺天工的竹木髹漆等物质文明成果,而且创造了义理精深的老庄哲学、惊采绝艳的屈骚文学和恢诡谲怪的美术乐舞等精神文明成果,楚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足以令世人称奇。[5]如果将中华文明比作浩瀚无垠的宇宙,那么,作为荆楚文化源头和主干的楚文化,就是宇宙中一条璀璨夺目的星河,澎湃于其中的“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大象无形”的开放气度、“一鸣惊人”的创新意识、“上善若水”的和谐理念、“九死未悔”的爱国情怀和“一诺千金”的诚信品格,以其巨大的能量,穿越时空,生生不已![6]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在秦王朝的统治下,荆楚文化惨遭洗劫,创巨痛深。先前济济多士,此时流失殆尽,自由活泼的文化气氛,被秦朝的坚甲利兵和严刑峻法扫荡一空。幸有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才使人们得以了解秦代荆楚文化的些许信息。这批秦简包括《语书》《为吏之道》《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日书》和《编年记》,尽管内容多涉及秦朝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方面,但仍然留下了荆楚文化的烙印。其中《为吏之道》作为一部官吏指南,吸收了源于荆楚的道家思想,如“强良不得”,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强良者不得其死”如出一辙。从艺术风格来看,《为吏之道》与荀子“成相辞”毫无二致,而荀子曾任楚兰陵县令,其著作当受楚文化浸润,从《荀子·成相》到《为吏之道》,似可寻绎楚地民歌的传承脉络。通过秦简《编年记》,我们得以掌握秦始皇南巡经过故楚地安陆的确切时间和路线。
文化多承楚制的汉代,随着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荆楚文化也逐渐复苏,在思想与学术、文学与艺术、科技与教育等领域都获得长足的进步。西汉时荆楚地区的经学如“离离原上之草”,虽荣枯无常,却绵延不绝,至东汉初年马融任南郡太守,荆州的经学已蔚然成风。东汉末年刘表任荆州刺史期间,养士抚民,推崇学术,遍注群经,广求遗书,荆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学术中心,官府藏书甲于天下。汉代是“铺采摛文”的文学体裁——赋的鼎盛时期,荆楚虽少见汉赋名家,但汉赋的名篇佳作无不同荆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或搁笔于荆楚,或从内容和形式上“拓宇于楚辞”,或直接以描绘荆楚山川之美和人文之胜为题材,此即《文心雕龙·辨骚》所谓“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7](P51)。汉代乐舞广纳博采,荆楚地区独领风骚,崔骃《七依》描绘的“振飞縠以长舞袖,袅细腰以务抑扬”[8](P1024),分明是楚舞“长袖细腰”的再现。当阳汉墓的画像石和老河口汉墓的画像砖,其雕刻技艺相较于南阳画像石毫不逊色。在当阳、襄阳、云梦等地东汉墓中发现的陶楼,展示了汉代官僚豪族风格各异的庭院式建筑。汉代荆楚学校教育“庠序盈门”,科技尤其是数学和医学成果丰硕,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算数书》是比《九章算术》更早的数学专著,而《脉书》和《引书》则堪称汉代荆楚医学的上乘之作。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仍、朝代迭更的特殊历史时期,荆楚地区先后处于孙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的统治之下,其文化冲突中有交融,碰撞中有演进。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三大战役,就有两个即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发生在荆楚;西晋灭吴的战略谋划,也是在荆州襄阳形成。真可谓“一部三国史,半部荆州书”。释道安襄阳弘法、习凿齿撰《汉晋春秋》和盛弘之《荆州记》的编撰,象征着荆楚学术于乱世中别开生面。与之相映生辉,“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1](P52)均为荆楚文学奉献出扛鼎之作,前者《哀江南赋》把骈赋创作推向了巅峰,后者《登黄鹤矶》开创了山水诗派峻厉奇矫的新风。被称为“清商曲辞”的西曲歌《石城乐》《襄阳乐》《江陵乐》,成为乐府诗中最能撞击人们心扉的歌曲。艺苑的盛事,不啻是儿童及女子歌舞“襄阳白铜鞮”舞动京华,更有宗炳的画论独步一时。南朝荆楚画家宗炳是著名的山水画家兼理论家,不仅创立了“应会感神,神超理得”的绘画美学理论,而且在技艺上提出了“竖划三寸”“横墨数尺”的山水画透视学原理。至于庾亮在武昌建立学舍和设置学官,无疑是东晋时期荆楚教育的一抹亮色。
隋唐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黄金岁月,统一且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使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政治中心的东移与经济中心的南移相互交织,共同演奏出波澜壮阔的盛世华章,混同南北的隋唐文化因之具有朝气蓬勃、兼容并收的恢宏气象。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荆楚大地成为南北、东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重要平台。在道教被视为国教的唐代,江陵已成为南北道教文化交流的中心。隋代智顗于当阳创建玉泉寺,其佛学理论也成熟于斯;分别以慧能和神秀为代表的禅学南北两宗,分流于荆楚蕲黄的东山,是隋唐时期荆楚文化的突出成就。在哲学和美学上,禅宗虽说未必超越道家,但常有突兀冷峻的迁想妙得,甚至使儒家瞠乎其后。如果说,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余知古的《渚宫旧事》、皮日休的《皮子文薮》和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代表着荆楚博大精深的学术,那么“冲淡之中有壮逸之气”的孟浩然、“语奇体峻”的岑参、“不雕自饰”的张继和“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李白等人的诗篇,则交织出荆楚文学的万丈锦绣。唐代民间歌舞盛行,荆楚百姓在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尽情享受着“皆艺语”的“竹枝歌”“郢中田歌”和“起舞激楚”的“采莲”舞带来的精神愉悦。“书中仙手”李邕和“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的李阳冰的《怡亭铭序》,则分别以其行书、篆书神品,成为书坛“示来者以轨则”的树立法度之人。荆楚唐代官学可考的有荆州州县学和襄阳州学,培养出的进士刘洎、岑文本、张柬之均官至相位。唐代竟陵(今天门)陆羽撰写的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不仅使饮茶成为朝野风尚,而且影响到回纥等异族邻邦的日常生活,使得东西方“俱受其惠”。
宋元时期中国由南北分裂至天下一统,荆楚地区社会经济一直在曲折中前行。与之相应,学术包容、文学开新、书艺立宗、教育振兴、科技精进,无不浸染时代气息。经学上“学《易》之醇深”的朱震、补程颐之缺失的项安世、传理学于北方的“隐君”赵复和“江汉同调”的砚弥坚等,营造了荆楚思想学术界云蒸霞蔚的景象。文学上张景力主文学革新、安陆“二宋”为文“无一点尘气”,尤其是苏轼谪居黄州“驰骋翰墨,其文一变”,荆楚文坛新风劲吹;“江西诗派”中坚潘大临、北宋词人魏玩和僧仲殊以及南宋词人王质、杨冠卿等,在宋代词苑各擅风流;“填词不减宋人之工”的滕斌,使“渐于衰”的元词为之一振。艺术上,武昌湖泗窑把白瓷和青瓷分别向南北推移,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可或缺。米芾书法如“天马脱衔,追风逐电”,米氏父子绘画“不取工细,善用水墨”,创造了被世人称之为“米氏云山”的独特表现手法。宋代荆楚官学的稳定发展和书院功能的演变,构成了荆楚教育的双璧。科技上庞安时“尤精于伤寒,妙得长沙(即张仲景)遗旨”,其《伤寒总病论》补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缺失。英山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标志着印刷史上一项重大变革的完成,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
明清两朝,看上去似乎政治中心再度向北转移,经济中心继续向东倾斜,但荆楚地区毕竟处于“绾毂中华”的地位,仍不乏荦荦可观者。以学术观之,则有得“白沙学派”真传的“嘉鱼二李”和“黄安三耿”傲然而立;特立独行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在大别山麓的黄安、麻城写下了惊世骇俗的《藏书》。经学名宿则有“穷经巨擘”的郝敬、“不为泛滥厄言”的陈士元和首倡“学统”的熊赐履,以及“根柢于诸经”的胡承诺。刘子壮的经世实学、熊伯龙的无神论和程大中、秦学辉的“汉宋兼治”皆名重一时。史学方面也有章学诚的方志学和杨守敬的历史地理学风靡史林。以文学而论,不仅有“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和力倡“尖新幽冷”的“竟陵派”,而且有“触物感兴,陶写自如”的明初诗人王廷陈、吴国伦等人掀起的文学复古思潮。清代词曲盛行,荆楚虽未见自成一统的流派,但仍有杜濬、顾景星、徐石麟等感时伤怀的词人。就艺术而言,以画家吴伟为领袖的“江夏画派”名动天下,张裕钊和杨守敬的书法饮誉东瀛,而最突出者莫过于汉调随徽班进京促成了京剧的诞生。在教育领域,传统官学教育和私学教育两个体系已臻定型,义学的推行和宗学的发端也并行不悖。科技领域最突出的成就在医药学,李时珍呕心沥血撰成的《本草纲目》,无疑是荆楚对中国乃至世界医药学的杰出贡献。
近代伊始,长江中游地区经历了惨乱的战祸,南皮之学乘势而起。导致清朝覆灭的辛亥首义,爆发于湖北武昌。“五四运动”前后,荆楚大地成为新旧文化博弈的主要战场之一,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董必武创立的武汉中学、中华大学主办的《光华学报》、华中大学开设的时政讲堂,已然成为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此后南军北伐,先取长江中游,继取长江下游,荆楚始终得风气之先。继之国共分裂,荆楚乃生死存亡之所系;抗日战争爆发,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解放战争的帷幕,在大别山南麓的鄂北拉开。无数事实证明,近代以来中国几乎所有重大变革的起点都选择了荆楚。一个有辉煌历史传统的省份,一个有深厚文化蓄积的地域,在革故鼎新之际,必有出类拔萃的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清代末年和民国期间的荆楚,就处在这么一个龙从云、虎从风的历史转折阶段,其文化呈两极发育的趋向:一极是政治与哲学思想的际会风云,其代表是张之洞的《劝学篇》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一极是文学与艺术的异峰突起,其代表是闻一多的《红烛》和曹禺的《雷雨》。二者都是一流的水准,分别伫立于所处时代的高峰。近代荆楚的教育、科技,也在战火纷飞中勉力赓续,甚至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果。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荆楚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坚持科学理论导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竞辉齐光: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周鲠生和韩德培的国际法研究、黄焯的语言文字研究、唐长孺的中国历史研究、吴于廑的世界历史研究、张舜徽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和皮高品的图书馆学研究,以及两届“荆楚社科名家”的学术成果,无不是站立在所在学科的前沿。紧扣时代脉搏,社会主义文艺园地鲜花怒放:依文学创作而论,小说有姚雪垠的《李自成》、报告文学有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散文有碧野的《情满青山》、诗歌有曾卓的《悬崖边的树》,还有数位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充分展示了文学鄂军的雄厚实力;就艺术创作而言,以高百岁为开山的京剧、陈伯华为领军的汉剧、沈云陔为旗手的楚剧和以王玉珍等主演的《洪湖赤卫队》为标识的歌剧,以及以“杂技皇后”夏菊华为灵魂人物的汉派杂技和有中国画变革“三面旗帜”之一之称的周韶华为代表的荆楚绘画等,赢得了荆楚艺苑的满园春色。发挥资源优势,深入挖掘和大力整合荆楚文化资源,加强荆楚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荆楚文库》这一迄今湖北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研究出版工程正顺利实施。立足创新驱动,致力于荆楚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前行,为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保障、智力支持和道德滋养,让生生不息的荆楚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延续到文化创造中、血脉激活在生命智慧里、根脉滋长于社会生活间,为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作出荆楚贡献。
在楚文化的根基上发展而来的荆楚文化,自有其鲜明特征,其中最突出者有如下数端。
一是尊天重人。“天即自然”,尊天,即尊崇和顺应自然,这是源于楚地的道家思想的精髓,老子就力主“道法自然”,其名言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P103)。庄子也强调“毋以人灭天”,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0](P79)的境界。荆门郭店出土楚简中有一部道家佚籍《太一生水》,比今本《老子》更为系统地表达了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和生态文明观,主张“圣人亡为古(故)亡败……是古(故)圣人能专(辅)万勿(物)之自肰(然),而弗能为”[11](P140),极力强调尊崇和顺应自然。重人,即尊重人的天性和重视民生。早期生息于湖北随州一带的炎帝神农为改善民生“播种五谷”“身亲耕,妻亲织”,为解除民疫“遍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余毒”。早在春秋初期,随国大夫季梁就提出“民为神主”的观点:“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12](P111)季梁的这一观点,比孟子的“民贵君轻”早300多年,虽誉之以石破天惊亦不为过。
二是尚和贵诚。《老子》极力推崇的“上善若水”的理念,既是老子万物“冲气以为和”的智慧结晶,又是荆楚文化崇尚和谐的绝妙象征。尚和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社会和谐与人类和平。楚相孙叔敖断然中止造成市场混乱的“以小改大”的钱币面值的流行、撤销劳民伤财的“升高车厢”的政令,堪称力促社会和谐、维护国家稳定的明智之举。如果说,楚庄王大力倡导的“止戈为武”“禁暴戢兵”,代表了古代战争与和平关系的最先进的思想观念,那么,楚共王奉行的“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则是这种思想观念的有效践行,而为汉匈睦邻“和亲”赴异域的王昭君,更是致力于民族团结和人类和平的光辉典范。贵诚以诚信为安身立命之本,这也是荆楚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琴台知音典故,将人世间的诚信演绎到极致;在楚国边境昭关偷渡伍子胥的渔夫为解除其疑虑而投身江流,用血肉之躯见证了诚信至高无上的价值;楚人后裔季布“一诺千金”的故事,已成为中华民族诚信品格的经典表达;“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对前辈学者学术观点的大胆质疑,充分显示出荆楚学人诚信处世、严谨治学的精神风范。
三是狂放达观。荆楚雄奇的高山峡谷、浩渺的江水湖光是狂放达观特征产生的地理因素,而崇尚个性的价值取向和狂野梦幻的原始巫风则是狂放达观的人文因素。如果说,狂放在楚狂接舆和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以及闻一多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达观则通过庄子“鼓盆而歌”和六祖慧能的偈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已见端倪。无论是释道安和习凿齿的襄阳晤对“弥天释道安”和“四海习凿齿”,还是有“风流天下闻”之称的孟浩然的诗歌和呈“风樯阵马”之势的米芾的书法,乃至历代流寓荆楚的文坛巨擘笔下的诗词如以“我本楚狂人”自诩的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无不展露出狂放的天性和达观的襟怀。自许“楚人”的张之洞为奥略楼所题楹联“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13](P121),则于狂放中透出自信,达观中尽显超迈。
四是兼容并蓄。荆楚居神州之中,可谓“九省通衢”,人口交流的频率和规模远在其他地区之上,从而表现出多元混融的价值取向。夏商之际楚国的公族从中原南下“南土”,与江汉地区土著先民三苗遗裔融合,形成了具有独创精神的楚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方移民夹杂着西域胡人以侨州郡县的形式居于荆襄之地,催生出胡音汉韵的《西曲歌》。元末明初“江西填湖广”和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两次大移民,更是激发了荆楚文化的活力,汉口因之从“天下四聚”一跃成为“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长江中上游地区最大都市。正是由于荆楚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特质,所以,在晚清以来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荆楚文化对西方文化显示出较强的兼容性,从而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中勇立潮头。
五是守正图新。守正指不忘初心、坚守信念、秉持正义、追求真理。秦将白起拔郢之时,屈原毅然纵身汨罗,以生命诠释其爱国恤民的赤胆忠心。楚国将亡之际,楚人发出惊天誓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言犹在耳,楚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刘邦、项羽奋力亡秦。荆楚文化中这种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的基因,个性鲜明,薪尽火传。辛亥革命爆发前一年,冯特民在《汉声》杂志上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我坚信,推翻封建帝制,只有推翻秦朝的楚人来完成!”一年后的辛亥武昌首义,验证了这位先哲的预言,这并非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图新,指善开风气、敢为人先、开拓创新、追求卓越。荆楚文化凭借其区位优势和创新主体所特有的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领域都不乏创新之举。春秋初年楚武王首创县制,是制度层面的重大创举;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始为军政”,是军事体制的重大革新;禅学南北两宗在荆楚黄梅东山形成并分流,是学术文化领域的重大创造;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的《本草纲目》,属于科技文化领域内的重大创获;晚清张之洞督鄂期间大力实施的“办实业、兴教育、练新军、修铁路、通商贸”的“湖北新政”,更是一种全方位的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4月27日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物展时指出:“荆楚文化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14]这是对荆楚文化的精辟阐释和高度评价,是我们继承和弘扬荆楚优秀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自信之基、立足之本和动力之源。
荆楚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在政治与伦理、思想与学术、文学与艺术、科学与技术等诸多领域都有突出表现。
首先看政治与伦理。
屈原风骨对中华民族精神锻造所起的巨大而深远的作用,是荆楚文化对中华文明最显著的贡献。楚国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屈原,堪称跨越时空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辉典范。他“志洁行廉”的政治品格、“九死未悔”的爱国精神、“上下求索”的创新意识、“哀民多艰”的民生情怀,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度,都具有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正是因为如此,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屈原赫然在列,是中国也是亚洲唯一的入选者,这是荆楚儿女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荣光!
楚国首创县制对中国行政建制设置的发凡起例作用,是荆楚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赋能。春秋早期,楚武王熊通在灭掉位于江汉平原西部的权国后,在其基础上设立了权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设置。自秦王朝统一以来,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州、郡、府等时有变易,唯有县一直保存至今(州之名虽存,但其政区意义已变,即仅用作少数民族地级行政区名称),成为中国行政建制中一个最关键的环节和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符号,而其发明者正是极具开创精神的楚人。
“湖北新政”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促进,是荆楚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大影响。在晚清“新政”中,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湖北新政”独树一帜,其内容主要有办实业、兴教育、练新军、修铁路,无一不是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风气之先,其可谓“缔造多从江汉起”。尤其是他组建的汉冶萍公司,是当时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曾经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湖北新政”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影响之大由此不难想见。
辛亥武昌首义对中国制度变革的推动,是荆楚文化对中华文明做出的一个十分突出的成就。被誉为“此复神州第一功”的辛亥武昌首义,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首义后颁布的第一个近代宪法性质的文件《鄂州约法》,在我国法制史上第一次公开承认人民民主权利,开启了民主共和建设的大门。这一破一立所体现的中国政体变革,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十分深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一座巍然屹立的丰碑。
荆楚文化对中华伦理的浸润,从荆楚“五孝”中已足可寻绎。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由此形成的孝亲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中,就有“五孝”同荆楚密切相关,即老莱子“彩衣娱亲”、丁兰“刻木事亲”、董永“卖身葬父”、黄香“扇枕温衾”和孟宗“哭竹生笋”。故老相传,老莱子是春秋晚期今湖北荆门人,丁兰是汉代今湖北南漳人,董永虽为汉代今山东人,但其卖身葬父则事发今湖北孝感。据文献记载,黄香是东汉时期今湖北云梦人,孟宗是三国时期今湖北孝昌人。毫无疑问,荆楚是中华孝文化典型最集中、底蕴最深厚、影响最深远的地区。
其次看思想与学术。
季梁“民为神主”学说和楚庄王“止戈为武”的理念,分别代表着荆楚文化在中国古代民本意识和人类和平思想形成过程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季梁是春秋早期位于今湖北随州一带的随国的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据《左传·桓公六年》所记,季梁的学说以“民为神主”为中心:“夫民,神之主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上 思 利 民,忠 也;祝 史 正 辞,信也。”[12](P111-112)根据此前的认知,是神为民之主,民需忠于君而信于神。而按照季梁的理论,则是民为神之主,君须忠于民而信于神。这种意识出现在春秋早期,可谓空谷足音! 战国中期孟子著名的“民贵君轻”的理论,很可能受到了季梁的启发。
如果说“民为神主”是民本意识的先声,那么,楚人“止戈为武”的理念,则是人类和平思想的前导。“止戈为武”,是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的名言。“止”,即停止;“戈”,即干戈,指兵器,象征战争。“止戈为武”的字面意思是说“武”这个字由“止”和“戈”两个字构成,实际上是指使用武力的目的是为了停止战争,换言之,战争的目的不是挑起更大的战争,而是为了实现和平。楚庄王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认识,堪称人类和平思想的经典表达,不仅代表了中国古代战争与和平观念的最高认知水准,即使在当下乃至未来,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荆楚文化对中华学术的贡献,突出体现在茶文化和佛道文化两个方面。
虽说神农氏已发明茶饮,但将饮茶上升到文化层面则始于唐代竟陵人陆羽。陆羽醉心茶事,遍访神州,写下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其内容从茶的起源到种茶、制茶、烹茶之法,从饮茶器具到名茶产地和品茗之道,条分缕析,广博精深,标志着中华茶文化的形成,陆羽也因之被世人称为“茶圣”。《茶经》还被译成英、法、俄、日等多种文字出版,打开了中华茶文化海外传播的门户。19世纪前后,以蒲圻(今赤壁)羊楼洞砖茶为代表的湖北茶叶开始输往俄、英等国,中外“茶叶之路”正式开通,全国最大的茶叶贸易市场汉口也被称为“东方茶港”。
禅宗唐代初期正式形成于今湖北黄梅东山,因而又称“东山法门”。其始于四祖道信,兴于五祖弘忍,成于六祖慧能。唐玄宗时,慧能的弟子神会入洛阳大行禅法,禅宗因而成为中国佛教最大的宗派,以至有“天下禅林,皆出东山法门”之说,其影响及于宋明理学。武当山位于今湖北十堰,自唐太宗李世民敕建五龙祠始,历代帝王莫不极力推崇武当真武神。明成祖朱棣更是奉真武为护国之神,依“皇室家庙”的规格和法式广建宫观,武当山由此以“治世玄岳”的崇高地位成为全国道教中心。
再次看文学与艺术。
楚辞和“优孟衣冠”“汉调进京”,分别代表着荆楚文化对中国文学和艺术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国作家群体所创作的楚辞,既是同《诗经》并峙的中国文学的两大高峰之一,又是中国文学的两大源泉之一。相比于《诗经》,楚辞的节奏韵律更善于变化,状物写景更富于想象,表情达意更趋于委婉。历代第一流的人文学者,几乎没有不受楚辞浸润的,用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的话说,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7](P51)。
春秋时期,楚国乐人优孟以善于模仿人物声形表演而闻名于世,“优孟衣冠”因之成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代名词。清代乾隆时期,荆楚“汉调”偕徽班进京,京城流传的京剧“班曰徽班,调曰汉调”,正是指的京剧唱腔主要承袭汉调皮黄腔即西皮、二黄而来。京剧界享有盛誉的“荆楚三杰”,即崇阳米应先、罗田余三胜和江夏谭鑫培,对京剧的成熟和发展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不仅如此,与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剧种的黄梅戏,也因发源于清代中晚期鄂皖赣交界处的黄梅多云山而得名。荆楚文化对中国戏曲艺术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看科学与技术。
荆楚文化对中华科学与技术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农耕、青铜、活字印刷和医药几个方面。
炎帝神农氏是与黄帝轩辕氏并称于世的两位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景仰的我国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杰出首领。众多文献记载表明,湖北随州是炎帝神农部落的发祥地,该部落正是以随州为中心,沿汉水向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拓展的。相传炎帝神农有八大功绩,其中最重要的是制造生产工具和种植五谷,其不愧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开创者,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绵延壮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上起商末,下至汉初,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开采时间最长、矿石品位最高、采冶技术最先进、炼炉保存最完整、青铜产量最大的古铜矿遗址。青铜是上古时期的头等经济资源和战略资源,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开发,对楚国的迅速崛起和保障周王朝以及中原地区的用铜需求,尤其是古代中国青铜文明的繁荣发展,乃至近代汉冶萍公司的组建等,都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中华青铜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
宋代今湖北英山人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标志着印刷史上重大变革的完成,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化传播的速度。这一重大技术相继传到日本、朝鲜和欧洲,对世界印刷发展和文化传播与交流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马克思称其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精神发展创造的必要前提和最强大的推动力。
明代蕲州(今蕲春)人李时珍穷尽毕生心血撰写的《本草纲目》,在海内外影响巨大,被誉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和“东方医学巨典”。宋代蕲水(今浠水)人庞安时所著《伤寒总病论》、明代罗田人“医圣”万全所著《万密斋医学全书》、清代广济(今武穴)人杨际泰所著《医学述要》等,无一不是中国医药史上的杰作,对中国医药学的贡献令世人瞩目。
从某种意义上说,荆楚地域是南方的“中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作为长江文明表率的楚文化横空出世,不仅与中原诸夏文化竞相媲美,而且与西方古希腊文化争奇斗艳。秦汉以后,这里仍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宽松的文化环境和应时的文化机缘,因而得以成为道家的摇篮、禅宗的温床、南学的中心和新学的重镇,在科技领域和艺文园地也不乏奇思妙想和佳构鸿篇。
体大思精、源远流长的荆楚文化,生于钟灵毓秀之地,长于人文荟萃之乡,成于风云际会之域,沐风栉雨,傲雪凌霜,含英咀华,明丽天然。其和以直,旷以逸,文而质,博而精,浩瀚若海,厚重如山,大而弥新,久而弥坚,傲然卓立于中国地域文化之林,摇曳多姿,纷华照眼! 人以文化,文以人兴。荆楚的灵山秀水、世风民情和人文氛围,塑造了荆楚历史上奇特的人才景观,所谓“惟楚有才”,就是对荆楚人才盛况的艳羡! 拭净岁月的铅华,打开绚丽多姿的中华文明长卷,荆楚大地风华绝代的英雄豪杰、贤哲逸士、墨客骚人接踵摩肩,荆楚的山水因他们而增色,荆楚的文化因他们而生辉,荆楚的历史因他们而丰满!
九万里风鹏正举,三千年楚凤腾飞。试看今日之荆楚文化,正如庄子笔下的大鹏,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雄姿英发,气冲河汉!
[1]杜甫.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3]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刘向集录.战国策笺证:下[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刘玉堂.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湖北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刘玉堂.楚脉千秋[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7]刘勰.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欧阳询.艺文类聚(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9]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0]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1]陈伟.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3]王振声.王振声日记[M].凤凰出版社,2017.
[14]湖北省博物馆“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EB/OL].https://news.china.com/zw/news/13000776/20210518/39587949_3.html,2021-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