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龙龙
【作者机构】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师范大学长江中游矿冶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来 源】《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3期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强势入侵,中国被迫开放国门,迎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1]。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西方科技的强大威力,并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主张慕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商业模式来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在此背景下,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0年奏请创办的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的前身),开始逐渐走入世人的眼帘。
汉阳铁厂在成立之初,便受到国内外极大的关注,在醇亲王、庆亲王、载泽等人联合署名给张之洞的电报中称,铁厂的成立可谓是中国“强弱转机”[2],陈宝箴则称铁厂为“中国第一大政”[3]136,外国观察家顾琅则称其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4]。而在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后,汉厂督办李维格则称:“今日汉、冶、萍三大业,即中国挽回利权、抵制洋货之根本也。外人视线眈眈环注,大有寝不安席之态。”[5]可以说汉冶萍公司的成立,不仅极大地刺激与鼓舞了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而且也被赋予抗衡欧西、称雄亚洲的民族主义价值[6]。然而这个承载着民族“独立自强”热望的中国近代第一钢铁企业却在内忧外患中举步维艰。随着汉阳铁厂1924年停产,萍乡煤矿1928年为江西省政府接管,大冶铁矿1938年为日军所占、1948年又为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汉冶萍公司名称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正式消亡”[7]。
汉冶萍公司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但因为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自成立以来便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并产生了一批成果。左世元在继上一部《汉冶萍公司与政府关系》之后,又推出了新著《汉冶萍与近代公司治理实践研究(1890—1925)》。较之于前著,新著在章节构成上可谓合众家之所长,其中既有汉冶萍研究中坚李海涛主笔之第三章,又有史坛杰青杨洋主笔之第二章第一节与第五章;既有左世元亲自操刀之第一、二、六章,又有会计学者吴秀平主笔之第四章;以上学者虽长期研究汉冶萍问题,但所关注内容却有所不同,此次合众为一,相信能为新著增彩不少。另外,从整体内容上来看,新著较之于前著更为细致,所涉问题亦更为多样。有鉴于此,笔者想在相关研究前史的基础上,就该书浅谈几点感想,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各位方家海涵。
汉冶萍由于其特殊的经济地位,自成立以来便受到学人们的持续关注。按照学者李江的分类,迄今为止,学界关于汉冶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世人对汉冶萍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公司经营者撰写的意在介绍汉冶萍,提高汉冶萍知名度的文章;第二类为专业人士探讨公司问题的著述;第三类为由外人撰写,为维护本国利益,欲引起西方注意的相关著述[8]。这一阶段有关汉冶萍的著述,虽非专业上的学术性文章,但是由于紧邻历史现场,基本上把握住了汉冶萍公司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日债问题、公司衰亡问题等,可以说为后世学者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和重要的参照物。
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以后海内外学人关于汉冶萍的研究。在这一阶段,随着中外史料的相继公开与出版[9],汉冶萍公司研究成果一度出现井喷,并呈现出“数量激增”“研究内容进一步加深”“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整体性研究有较大突破”的特征[10]。截至2022年7月,单就中国知网所刊以“汉冶萍”为主题的论文就达到了400多篇,涉及汉冶萍的相关著作亦有十余部,如李玉勤的《晚清汉冶萍公司体制变迁研究》、方一兵的《汉冶萍与近代钢铁技术移植》、代鲁的《汉冶萍公司史研究》、田燕的《文化视野下汉冶萍工业遗产研究》、张后铨的《汉冶萍公司史》、刘明汉主编的《汉冶萍公司志》、左世元的《汉冶萍公司与政府关系研究》等。这些论著除通论者外,所涉及的内容基本涵盖“晚清民国人物与汉冶萍公司关系”“公司体制”“厂矿选址”“中外合办”“外债”“失败原因”“汉冶萍与其他产业关系”“公司与当时大事件关系”“汉冶萍公司与国家区域现代化、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汉冶萍工业遗产保护”“生产经营与劳动管理”等诸多方面[11]。
即便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如此丰硕,但是相关学者仍然指出了汉冶萍研究所存在的众多短板与不足。如早在2007年,李江便指出:“对汉冶萍内部的经营管理到目前为止多从失败原因的角度强调它经营不善的一面,事实上汉冶萍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家积弱与动荡的环境中,并不排除在它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比较顺利进展的时期”,因此她主张在全面探讨汉冶萍失败原因的同时,对汉冶萍艰难创业、自主经营、顺利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企业组织与制度的完善,企业的经营与运作的策略进行认真的研究与总结[8]。在经过学界十余年的努力之后,汉冶萍研究在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在有关公司管理、企业制度建设等研究方面,杨洋认为,汉冶萍公司在职员的招收与管理当中,呈现出了招用标准日趋合理、招聘渠道逐渐多元、招聘流程日趋健全等多种现代化特征和趋向[12]。郭莹、杨洋指出,汉冶萍公司的包工制与晚清民国时的宗族、士绅、商会等融合到了一起,在公司的生产管理当中发挥出了特定的作用[13]。而在财务管理方面,李江研究了汉冶萍股票的形制、内容及发行情况[14]。曾伟则主要利用相关单位所藏资料,对公司的产权状况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15]。
虽然学界在公司管理、企业制度建设、财务管理、人事制度安排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正如学者杨洋所指出的,现行研究仍然存在“忽略了汉冶萍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努力、探索以及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包括生产管理、销售、物流及劳动管理(含洋员管理)等方面”的问题[16]。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相关研究者对这些问题有一个细致的考察与描述,同时也需要对一个主题和理论从宏观上予以把握。而左世元以《汉冶萍与近代公司治理实践研究(1890—1925)》为题,在合众家之所长的基础上,选择公司治理作为研究的理论依据,以公司体制与权力变迁、公司的认识管理与机构整顿、国内资本市场的孱弱与日债的控制、账务处理与簿记改良、西方钢铁技术的移植、政府·关系网·市场与产品销售作为研究切入点,可谓是一举打破了汉冶萍研究在该方面长久以来的碎片化倾向,重新为汉冶萍研究做了一次立体化的尝试,而这种“另辟蹊径式”的研究方法不仅突破了原有研究方式的桎梏,还大大弥补了原有研究方法的不足,为我们进一步拓展汉冶萍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视角。
所谓“治理”,源于拉丁文“gubernare”,意思是“统治”或“掌舵”,在希腊文中与“舵手”是同义语。在经济活动中,“治理”一般含有权威、指导、控制的意思。“公司治理”是英文“corporate governance”的直译,日本称之为“统治结构”,中国一般将其翻译为“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督导机制”等。“公司治理”作为一个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在相关的经济学文献当中[17],但是真正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直到21世纪才开始慢慢兴起。
由于公司治理的复杂性,抑或公司治理在早期并未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对于公司治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目前学界对于“公司治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定义:第一类为将公司治理放置在董事会有效监督经营者、协调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关系的方面进行定义;第二类根据公司治理的潜在冲突进行定义;第三类则从制度职能的角度进行定义;第四类则是根据公司治理的基本问题进行定义;第五类则是以管家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为依据对公司治理进行定义[18]4-5。但是不管相关研究者如何定义,公司治理都有一个核心的概念,那就是通过一定的机制约束代理人,从而保证投资者的利益,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而这则被称为“公司治理结构”[19]4。
迄今为止,关于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可谓是数不胜数,但是从历史角度进行切入研究的,就笔者目前收集到的有:杨在军的《晚清公司与公司治理》[18]、杨勇的《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演变与制度变迁》[20]、高新伟的《中国近代公司治理》,这三部著作可以说是为近代中国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其中杨在军在研究当中将“公司治理机制”定义为:内部三大治理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政府与公司及其内部各主体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而他的研究重点则主要集中在晚清公司从特许阶段向准则主义演进的历史逻辑,包括公司治理机制的变化及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制度演进的作用。高新伟则从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出发,讨论及评价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公司治理机制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关制度的分析,揭示了公司治理路径的选择、治理效果及深层原因。杨勇主要以时间顺序考察了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中的官商关系,指出了各阶段官商关系的特点,显示了近代中国在市场、法制规范不健全情况下公司治理机制中官商之间的博弈过程,并阐明了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失误、成就以及发展方向。但是综合来看,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相关研究仍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如这些研究多从外围探讨近代企业制度及思想演进,而相对忽略近代企业内部治理的具体分析;大多侧重于个案的分析,而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部分学者甚至出现先入为主的现象,先有观点再找材料,对相反的材料视而不见,因此得出的结论略显片面且缺乏客观性;另外还有部分学者从现代企业理论考察近代公司治理问题,并以现代公司制度作为参照进行评判,而这也就造成了研究内容偏离社会历史环境的现象[19]17。
如何避免上述公司治理研究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左著似乎在汉冶萍公司这一对象上找到了突破口。在有关汉冶萍的研究方面,一直为世人所关注、一直所追问的便是公司的衰亡问题。其中,时任北洋政府农矿部司长的胡庶华认为:“其失败原因,皆因办理不善。”[3]5香港学者全汉昇则将公司的衰亡归结为“计划不周”“经营不善”“用人不当”“环境不良”等方面[21]。车维汉也认为“经营管理不善”是汉冶萍失败的重要原因[22]。而在左著看来,汉冶萍的衰败固然有中央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等客观的原因,但是“公司内部的衙门式的管理、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任人唯亲、用人不当、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内部治理不善的问题,亦起着“决定和关键的作用”[23]2。在笔者看来,汉冶萍公司固然是走向了衰败,并最终退出了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他在中国近代企业史,尤其是公司治理史上的地位。
如上所述,在以往的研究当中,学者们多将目光集中在“公司衰亡”这一主题上,但是如何透过公司“衰亡”这一既定结论,来对汉冶萍有关公司治理的经验进行有效的总结,却鲜有人做出尝试,而左著的问世,无疑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切实回应。在该著中,以左世元为首的相关学者,以公司“衰亡”作为研究的视角,将公司治理这一主题大而化之,并从公司体制变迁、人事管理、资本筹措、财务管理、产品销售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在他看来,“汉冶萍由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完全商办,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主事者都能根据企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部形势对其体制加以转变,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汉冶萍利用各种策略招股,并取得不小的成效,符合股份公司发展的一般规律”,“公司不断进行会计记账方式,成为率先实行新式簿记的企业之一”,“汉冶萍公司在内部治理方面并非毫无作为,而是积极尝试,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3]3。左著虽然对汉冶萍的公司治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左著忽视公司治理中所出现的如“官僚揽权、结党营私、贪污腐败、任人唯亲、资金浪费”等问题,对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所出现的治理不善的问题,左著也予以了密切的关注,并在书中进行了一一的考察与展现。
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对于汉冶萍的公司治理所取得的成果与所出现的问题,左著并没有一味地赞扬,也没有一味地贬抑,而是回归到历史的现场,考虑到其自身所特有的时代局限性,给予了客观恰当的评价,即“对汉冶萍公司内部治理要放在当时历史的大环境来讨论,对当事人和当时事给予理解和同情,而不能以现代的眼光加以苛责,同时还应该辩证地看待,既不能因其存在的腐败而否认公司治理的努力与成效,亦不能因其在治理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而否认其存在治理不善的问题。”[23]5
总而言之,左著从企业内部出发、着眼于一个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治理案例,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梳理史料,把握汉冶萍的治理实践,以汉冶萍作为“他山之石”,取得了公司治理史研究的“攻玉”效果。
如上文所述,由于汉冶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改革开放后,先后有一批学者从事相关方面的研究,先驱者如全汉昇、代鲁、夏东元、郑润培、陈旭麓、李培德等人,中坚者有周积明、朱英、郭莹、袁为鹏、方一兵、李玉勤、左世元、李海涛等人,杰出者有许龙生、叶磊、杨洋、刘洋、吴秀平等人。可以说汉冶萍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研究格局和人才梯队。学界急切期待该领域的研究者能够通力合作,出版一部相关著作,而左著的问世恰是对于这一种呼声的回应。而在围绕左著所涉及的诸多问题上,亦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在讨论公司治理的过程中,一般情况下,学界多将讨论的主体放置在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以及“转型”阶段政企关系对公司走向产生的决定性影响[18]10。左著在第一章《汉冶萍公司体制变化与权力变迁》便以汉冶萍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之间的权力博弈作为切入点,为我们展示了三者之间权力的此消彼长。第一节主要对汉冶萍公司体制与权力变迁进行了基本概述,并指出在商办时期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作为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公司决策机构,负责实施企业的大政方针、战略决策、投资方向等,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再加上汉冶萍厂矿分散、管理不便,盛宣怀身兼董事长、公司总经理等职,导致公司在一开始的运作便背离了公司的应有之义。而在第二节与第三节中,左著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了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企业内部董事会与经理之间的权力博弈上。就前者而言,辛亥革命后,汉冶萍公司在内忧外患之中,一度面临两个重要难题,一个是中日合办汉冶萍,另一个便是鄂、湘、赣“省有”汉冶萍,而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盛宣怀及其相关人员先后祭出了“公司国有”“三省三部”“官商合办”等策。对此,左世元曾在其《汉冶萍公司与政府关系研究》一书中进行过详细考察,并且指出袁世凯与盛宣怀在该问题表现出了一种“既合作又冲突的复杂关系”,同时也将这种关系归结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博弈”[24],而在新著当中,左世元对该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挖掘,在他看来,“对盛宣怀而言汉冶萍‘国有’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压迫政府的手段”[23]25,对叶景葵“三省三部”的打压,其实质是为了避免政府权力的介入,维护盛宣怀对公司的绝对把控,后来的“官商合办计划”,目的仍在“转移政府视线,对政府施压”,以期达到掩人耳目,顺利从日本取得借款的目的[23]29。就后者而言,左著指出,“在盛宣怀去世后,公司由个人集权向分散化方向发展”,之后孙宝琦为了加强董事会的权威,采取了增选李经方为副会长、设立总经理以及总稽核处等措施,但是由于孙氏先天根基不足,盛氏股东过于强大,最终导致董事会形同虚设,“公司逐渐由董事会负责制向经理负责制发展”,并最终导致了汉冶萍公司的“家族化”[23]48。
相较于之前学者多将目光集中于对汉冶萍公司体制的界定与评价上,而忽略了波谲云诡的外部政治环境和公司内部斗争对于体制以及权力变迁的影响,左著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说将该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深层次,为我们思考该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维度。
第二章《汉冶萍人事管理与机构整顿》共分为三节,涉及的主要内容有汉冶萍内部管理层、技术人员、工人的聘用与管理,洋总管的更替与洋匠的管理,以及汉冶萍的整顿与改革三项内容。
在第一节中,左著主要对公司内部的管理层、技术人员以及工人三个群体进行了细致的考察。通过该节内容可以得知,汉冶萍在发展的过程中,曾采取诸如“创办西式学堂”“委派学生出洋”等方式培养管理与技术人才,而随着这些管理及技术人才学成归来,汉冶萍最终实现了“技术管理者由洋匠、旧官僚向新式专业人才的转变”[23]63。同时在本节中,左著也从用工形式上对汉冶萍的工人群体进行了相应考察。由于汉冶萍不仅属于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样也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在生产的过程中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里工制、包工制、学徒工等用工形式便在公司内部应运而生。而在这三种用工制度当中,包工制可以说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种,因为它“反映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其复杂性具体表现在“包工制与宗族、士绅、商会和帮会等中国传统社会的非正式社会体系纠缠在一起,而其核心即是封建人身依附与控制关系”,对此,左著认为包工制的存废,集中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对于包工制的考察以及深入思考,应该可以看作是左著的一大亮点。
而在第二节与第三节中,左著主要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洋总管的更替、洋匠的管理、以及汉冶萍的整顿与改革上。关于洋匠的研究,陈春亚曾从聘用方式的角度进行过研究[25],而史斌则对洋员与公司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制度的建立进行过细致的考察[26]。在该书中,左著将目光主要聚焦在洋匠与公司内部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上,集中展现了公司管理者郑观应与洋匠德培、堪纳第之间所发生的种种问题,同时左著在讨论到洋匠管理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英德比美等国均希望该厂矿引进本国工程师,从而楔入本国的力量,谋取最大的利益”观点,可以看出左著已经注意到了洋匠的引进与列强的利益角逐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关系,但是该书中却未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此为一大遗憾。另外,在关于汉冶萍的整顿与改革一节中,将郑观应与盛宣怀之间理念的不合,作为公司整顿失败的主要原因,则有忽视客观因素之嫌。
众所周知,钢铁工业作为典型重工业,具有投资金额大、准入门槛高、收益周期长的特点,因此对于该产业的建设,一般都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投入。汉冶萍在创立之初,虽然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但是随着甲午战败,清政府财政濒临破产,使得汉冶萍再也无法从政府得到资金挹注。在此情况下,公司要想发展,便只能走上借债的道路。
关于汉冶萍借债的问题,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在朱荫贵看来,汉冶萍之所以会走向借债,主要是因为“此期中国社会没有形成有效和强有力的资本市场,未能给公司提供上规模的资金有关”,而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便是“外资进入就难以避免,也就可能出现被外资控制的局面与后果”[27]。对此,左著在该章中予以了赞同,并在此基础上对截至1914年汉冶萍的资金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汉冶萍所借债务属日债最多,而关于日债的负面作用,学界早有各种论断,如代鲁认为日债改变了汉冶萍的生产结构,“使汉冶萍最后沦为一个十足的殖民地性企业”[28];而张国辉则认为日债“严重损害公司独立自主的地位,最后被迫降为日本的附庸,无法自拔”[29];而与此全面否定论相左的汪熙则持部分肯定的看法,“公司在1913年前的外债对公司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30];李玉勤认为,“日本对汉冶萍借款暂时缓解了汉冶萍建设的资金压力,并保障了1905年至1907年的技术改造与扩建,为清末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短暂繁荣奠定了技术和生产力的基础”[31]。同时,亦有学者从日债对中日双方的影响,以及盛宣怀在日债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角度对该问题进行过相关考察[32-33]。可以说,学界关于日债的研究,成果丰硕,并且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如何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拓展,难度着实不小。
第三章《国内资本市场的孱弱与日债的控制》中左著切换研究视角,从博弈论的角度对该问题重新进行了梳理,并对辛亥革命前后汉冶萍与日本之间的债务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外债中后期捆束公司发展时,应该承认其前期对公司的促进作用……虽然中方接受了一些苛刻的条件……但在总体上来看,辛亥革命前日本控制汉冶萍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在与日本的交锋当中,汉冶萍表面上赢得了多个回合的胜利,实际上却陷入了博弈的困境当中,即理性参与人在选择过程中是理性的,而结果却是非理性的”[23]144-145。左著的这一论断,可以说为公司的日债研究平添了许多新意。
在该章中左著虽然对日债问题进行了精彩的论述,但仍留下一些重要问题,亟待解决。在他看来,日方在通过日债“围猎”汉冶萍的过程中,除八幡制铁所及其主管的农商务省外,外务省、大藏省、官方及民间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军方均有介入。然而这些机构具体都从事了哪些活动?其目的又是什么?在“围猎”汉冶萍的过程中,进行了哪些合作、哪些分工,各机构地位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学界间或有人注意,但仍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汉冶萍公司在创立之初,不仅开创了中国钢铁工业的诸多先河,同时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上也取得了诸多成就,其中比较能反映其现代化企业建设成果的便是它的财务管理制度,而会计制度作为财务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反映了企业的收支盈亏等生产经营情况。长久以来,学界均有注意到汉冶萍在账务管理、簿记改良方面所做出的重要尝试,但是由于相关研究不仅需要具备历史学方面的知识,更需要会计学方面的专业背景,所以对于该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直到2015年前后,国内外才出现两篇相关论文。其中彭兰以汉冶萍在1909至1919年十年间的会计核算时混合报告责任制为中心,具体考察了汉冶萍公司的会计形式[34]。黄领、黄婷则以1908年至1910公司账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总结三届账本的特点与差异,考察了当时公司的盈利情况[35]。自此两篇文章之后,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似无新论出现,而左著中关于会计制度的研究,可谓是极大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第四章《账务处理与簿记改良》第一节中,左著主要考察了公司账务处理方式的演变和主要的会计业务,通过考察可以得知汉冶萍公司在会计制度上曾经经历过一个从传统单式簿记到复式簿记的一个过程,而这种转变对于汉冶萍公司来说可谓是一个“巨大的进步”[23]157。同时在这一章节中,左著也详细地介绍了公司的会计业务,如:账略的处理、借贷、股本、股息、花红的处理、盈余的分配等内容,这些都为我们透过汉冶萍了解中国近代会计业务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在第二节中,左著具体考察了公司簿记改良的缘起与筹备、改良的主要内容、会计所的成立和内部变迁、职责,以及查账员与稽查制度的建立等相关内容。如左著所述,汉冶萍公司原先所采用的“四角账”虽然较为进步,但是随着公司的日益发展,这种记账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公司的发展需要,所以采用新式记账方法便成了“大势所趋”。
综合来讲,本章主要运用会计学的知识,对公司的账务和簿记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可以说是有效地推动了汉冶萍在该领域的研究,但是如何从整体上把握汉冶萍公司的账本特点、意义,以及如何从汉冶萍公司账本来看近代会计史的变迁,左著似无更进一步的交代,此为一个不足之处。
现代钢铁工业起源于西方,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发展钢铁工业的过程中不得不面临较高的技术壁垒,为了打破技术封锁,就不得不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而技术的引进又带来了如何确立技术自主权的问题。在第五章《西方钢铁技术的移植》中左著便对技术引进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在他看来,技术移植“本质上是技术从一国向另一国转移、传播的过程”,其中涉及的主要内容则包括“设备、工艺、人才、理念及管理方式的传承”[23]198。而在汉冶萍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公司的技术权,时操于洋匠,时操于华工,但最终为日本所掠夺,在左著看来,“汉冶萍技术权的得失,表面上看是一个企业兴衰和技术管制权的丧失,背后折射的其实是后发现代化国家为实现技术追赶、超越进而实现技术自主和经济独立的努力与探索”[23]211。
虽然左著在该章中,对技术移植所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考察,但是就其考察的程度与深度,仍未超越现有研究所取得的相关成果。如早在2011年方一兵便对汉冶萍的钢铁技术问题进行过详细的考察,并形成《汉冶萍与近代钢铁技术移植》一书,方著除对以上左著提及的内容进行讨论之外,还进一步讨论了汉冶萍钢铁技术的移植对中国钢铁体系建构的影响,以及钢铁技术的移植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在他看来,“汉冶萍虽然在实现技术本土化的过程中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是中国近代的钢铁技术水平并没有在汉冶萍之后得到持续的发展……汉冶萍的技术移植对钢铁技术及其发展所起的衍生及带动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新式的钢铁技术始终是外生的……技术自我发展动力是不足的,技术对于整个社会的力量是较弱的”[36]。因此相较而言,方著对于技术移植的讨论更为深入,左著的考察则似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汉冶萍自成立以来,便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如何筹集生产资金便成了公司高层始终需要考虑的问题。自张之洞始,公司的高层便将产品销售作为解决公司资金短缺的重要手段,而围绕着公司销售的产品,以及相关的销售方式也就成了学界关注的对象。
《政府、关系网、市场与产品销售》第一节中,左著主要考察了汉冶萍公司的相关产品,即铁矿石、煤焦、钢铁等产品的具体销售情况。在有关铁矿销售这一节中,左著通过对汉冶萍与日本之间所建立的贸易关系判定,“矿石和生铁的数量与价格是日本政府与汉冶萍关系的核心,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汉冶萍的主要目标”[23]220,该观点可以说基本把握住了日本与汉冶萍之间贸易关系的实质。而在第二节中,左著主要考察了萍乡煤矿的销售情况及其滞销的原因。在左著看来,萍煤滞销的根本原因在于盛宣怀对于萍矿的企业定位是“供给型而非销售型”,这一观点可以说刷新了学界对于萍煤销售不畅原因的认识。在第三节中,左著主要对铁货制品的销售途径、销售对象、销售数量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在一战期间公司开始形成“钢产量呈稳中有降,铁矿石逐年上升”的畸形发展模式,而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左著将其归咎于“日本八幡制铁所的第三期扩张计划”“民国恶劣的政治环境”“北京政府对钢轨轨式的改变”等。
目前关于汉冶萍产品销售的问题,虽非全面展开,但是学界已有几篇深入探讨该问题的学术论文,其中代鲁考察了公司产品销售机构及规章制度的建立,并指出公司在销售过程中面临着列强挤压、国内市场限制等问题,同时他也认为公司的对日销售使得公司最终沦为“其供给铁矿石的开采机构”[37]。李海涛则详细探讨了公司对美国市场的开拓与影响,并指出盛宣怀寻求美国资金援助,其意在“摆脱对日本的过度依赖”[38],而对于萍煤销售,他也指出“汉冶萍的燃料需求与萍矿的供应能力二者间供需结构的不断变化,直接推动萍矿市场角色的转换”,而在这一期间萍矿不仅“具有冶金燃料生产企业”的属性,还具有“煤炭生产销售企业”的双重身份[39]。相较于前者,左著关于公司产品销售的考察更为细致,更为全面。相较于后者,左著的考察未能把握住公司在产品销售过程中所进行的角色转换,以及更深层次的企业诉求,此为一个遗憾。
通读左著全文,可以了解到作者写作的主要目的是全面辩证地探讨特定历史环境下汉冶萍公司的治理思想与实践。如上文所述,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此前一直是呈碎片化的状况,然而左著的出版可谓是一举打破了这种局面,为我们了解汉冶萍在公司治理上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了一个立体化的认知。但是书中仍有一些不足与优长,值得我们注意和发扬。
就专著体例来说,左著在写作的过程中,在没有对相关问题进行学术史梳理的情况下,就直接展开对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探讨,虽然该书在这一方面确实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但是对不了解该方面研究的一般读者来说,这也为阅读该书,了解该书在学术史上的位置带来不小的挑战。另外在本书结尾的部分,如果作者能有一个结论对所要研究的内容进行全面总结与概括,抑或是作者如能直接对汉冶萍公司治理所取得的具体成果进行有效的、具体的评价,以及充分概括从汉冶萍公司治理中获得的历史经验教训,则更能凸显该书价值。
就专著内容来说,由于左著是多人撰稿,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章节内容重复的问题,如第二章中管理层、技术人员、工人的聘用与管理便与第五章煤炭钢铁技术的引入有部分重合的地方。另外也有部分观点出现了不一致,如该书第132页在论述汉冶萍与日本关系时,“到1914年……公司受借款合同束缚,丧失独立自主的能力,在资金用途、经营管理、产品价格及销路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受制于人,实际上沦为日本的钢铁原料基地”[23]132,而在263页,左著又出现“1924年9月东亚通商株式会社与汉冶萍公司签订合同……汉冶萍就成为一个靠向日本出售铁矿石继续苟延残喘的企业,完全沦为八幡制铁所的原料基地”[23]263,汉冶萍公司到底何时沦为日本的钢铁原料基地,书中似无给予明确定论。
以上问题虽使该著显得美中不足,但是瑕不掩瑜,这些缺点并不能掩盖该著对于汉冶萍公司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在笔者看来,左世元等著的《汉冶萍与近代公司治理实践研究(1890—1925)》以公司治理作为研究切入,这种“另辟蹊径式”的研究,不仅拓宽了汉冶萍研究的领域,而且为我们下一步推进汉冶萍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同时,该著也为我们展示了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在进行公司治理过程中所进行的曲折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攻玉”的公司治理史研究范例。总之,通读本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近代的公司治理,往往与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关,并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因此才会出现先进的公司制度却未使公司得到有效的治理的状况,如何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汉冶萍公司的治理路径、模式及其独特的贡献,并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或许是左世元等著《汉冶萍与近代公司治理实践研究(1890—1925)》带给我们的最大思考与启示。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泰山教授的很多鼓励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1] 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第5卷奏议5[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07.
[2]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第7册电牍[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5424.
[3] 湖北省档案馆.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 顾琅.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2.
[5]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盛宣怀档案资料:第4卷汉冶萍公司(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7.
[6] 周积明,黄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汉冶萍民族主义话语的二重性[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49-60,168.
[7] 湖北省冶金志编纂委员会.汉冶萍公司志[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353.
[8] 李江.百年汉冶萍公司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4):97-106.
[9] 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0] 李海涛.近十年国内汉冶萍公司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8-20.
[11] 刘洋.近二十年汉冶萍公司史研究述评[J].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7-37.
[12] 杨洋.中国近代企业职员管理现代化趋向研究(1890—1938):以汉冶萍公司职员的招收和退出管理为中心[J].江汉论坛,2019(2):98-109.
[13] 郭莹,杨洋.汉冶萍公司包工制及其变革述论[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3):75-84.
[14] 李江.汉冶萍公司股票研究[J].南方文物,2007(4):188-193.
[15] 曾伟.近代官办企业与产权变革——萍乡煤矿产业契约研究(1893—1908)[D].厦门:厦门大学,2014.
[16] 杨洋.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汉冶萍公司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社会科学动态,2020(1):56-74.
[17] 崔如波.公司治理:制度与绩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8-19.
[18] 杨在军.晚清公司与公司治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9] 高新伟.中国近代公司治理(1872—1949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0] 杨勇.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演变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1] 全汉昇.汉冶萍公司史略[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238.
[22] 车维汉.论近代汉冶萍公司的衰败原因[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1):49-52.
[23] 左世元,等.汉冶萍与近代公司治理实践研究(1890—192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24] 左世元.汉冶萍公司与政府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54.
[25] 陈春亚.萍乡煤矿职员研究(1908—1928)[D].武汉:湖北大学,2016.
[26] 史斌.洋员与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研究——以汉阳铁厂为例[J].中国经贸导刊(中),2019(1):108-109.
[27] 朱荫贵.试论汉冶萍发展与近代中国资本市场[J].社会科学,2015(4):147-156.
[28] 代鲁.汉冶萍公司所借日债补论[J].历史研究,1984(3):61-72.
[29] 张国辉.论外国资本对洋务企业的贷款[J].历史研究,1982(4):61-75.
[30] 汪熙.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6):16-30.
[31] 李玉勤.晚清汉冶萍公司体制变迁研究(1889—1911)[D].上海:复旦大学,2008:102.
[32] 朱英,许龙生.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债务关系之双向考察[J].江汉论坛,2016(9):106-114.
[33] 孙波.盛宣怀与汉冶萍日本借款问题新论[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4.
[34] PENG L,BROWN A M.A decade of hybrid reporting and accountabilities of the Hanyeping Company(1909—1919)[J].Business History,2016(8):1183-1209.
[35] 黄领,黄婷.汉冶萍公司账本研究及其启示意义——以汉冶萍公司第一届至第三届账本为例[J].萍乡学院学报,2019(1):6-10.
[36] 方一兵.汉冶萍公司与中国近代钢铁技术移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115,123.
[37] 代鲁.汉冶萍公司的钢铁销售与我国近代钢铁市场(1908—1927)[J].近代史研究,2005(6):39-74.
[38] 李海涛.清末汉冶萍公司对美国市场的开拓及其影响[J].江西社会科学,2019(10):119-128.
[39] 李海涛.清末民初萍乡煤矿的市场角色转换及其历史启示[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1):74-91.